風險社會視閾下的媒介文化研究（簡體書）

以報刊為代表的大眾傳媒自清末民初面世以來，在學術、生活、社會等各個層面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隨著中國高風險社會的到來，媒介以自身的語言表達和鏡像再現更是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其中“媒介文化”則是核心中的核心。因此，筆者以歷史、西方和現實的維度，以田野調研和文本解讀的方法，嘗試闡釋媒體文化本身不僅對於精神旨趣、價值引領等方面有著促動作用，而且在高風險社會語境下，媒體文化中的價值觀、倫理觀乃至外在的行為表現方式，對社會民眾（包括底層民眾）不僅僅是信息傳遞的功能，還有著情感期待、寄託、表達和理性啟蒙等方面的功用。

李春雷，1976年生，河北省保定人，南開大學2005年博士畢業，研究方向為跨文化傳播、新聞傳播心理、媒介文化等，現為江西師範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一類），新聞學、傳播學研究生導師、學科帶頭人。現主持名為《社會困難群體心理疏解與傳媒引導機制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1項、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1項，主持或主持完成省部級課題6項，在《現代傳播》、《新聞記者》、《當代傳播》、《電視研究》、《河北大學學報》、《史學理論研究》、《歷史教學》等刊物上發表論文40余篇，在中國社會科學等出版社出版專著4部。

《風險社會視閾下的媒介文化研究》由李春雷所著，以歷史、西方和現實的維度，以田野調研和文本解讀的方法，嘗試闡釋媒體文化本身不僅對于精神旨趣、價值引領等方面有著促動作用，而且在高風險社會語境下，媒體文化中的價值觀、倫理觀乃至外在的行為表現方式，對社會民眾（包括底層民眾）不僅僅是信息傳遞的功能，還有著情感期待、寄托、表達和理性啟蒙等方面的功用。

緒論一、現狀與動態：國內外相關研究綜述二、文化傳播與文化安全：媒介文化研究價值的另一種解讀三、學術傳播與學者心態：媒介文化研究方法闡釋第一編媒介文化的“性格”和現代素養一、《學衡》的堅持：媒體知識分子的時代寫照1．選擇與批判：媒體知識分子的學術理念和價值抉擇2．“性格”與現實：媒體知識分子的特毅力行3．兩歧性的還原：媒體知識分子價值選擇的“超時代性”二、自覺性與現代性：出版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學人地位的形成1．出版理念的跟進2．出版界與學人理念的“暗合”3．出版界對學人地位的促動4．結語三、回望與致敬：媒介文化“性格”的凸顯1．媒介精英的精英意識2．媒介文化的文化傳統3．結語第二編媒介文化的“態度”和價值框架一、媒介文化對民族文化心理的“漸進式”構建1．媒體“集體失憶”的檢討2．再追溯與比照：媒介對歷史民族文化心理的介入3．媒介文化的價值理性和民族文化心理建構二、媒介文化對政府信任的構建：以對“拆遷心理”引導的實證分析為例1．調查樣本的選取與樣本特徵分析2．主流媒體對公眾認知的塑形3．網絡傳播促進負面情緒的擴散4．基於群際情緒的公眾態度與行為5．風險社會媒介文化對拆遷心理的引導機制6．結語三、媒介文化對公眾“政治弱勢心理”的引導：基於“東明事件”的實證分析1．表像的解析：底層民眾政治弱勢心理泛化2．涵化與建構：媒介對政治心理的影響分析3．習慣性缺位：媒介的失語與民眾的利益訴求困境4．賦權：大眾媒介的功能轉向5．結語四、媒介文化對公眾“犯罪心理”的疏解：基於“江蘇泰興校園砍殺事件”的調查分析1．相關概念與案例調查2．研究目的、方法及樣本分析3．“江蘇泰興校園事件”媒體報道缺失的檢視4．疏解大眾“犯罪心理”策略的考量5．結語第三編媒介文化的“理想”和責任意識的提升第四編媒介文化的實證案例和“動態”檔案構建後記

（2）疏導群際情緒，掌握輿論形勢
在網絡時代，政府的運作受到網民的全方位監督，現實操作中的些許差錯，瞬間就能在網絡中引發負面情緒，與現實的負面情緒一道循環上升，使政府面臨輿論危機。對信息一味地壓制和封鎖不僅不能遏止謠言與恐慌，更可能進一步激化矛盾。最有效的化解輿論危機的方式是掌握輿論主動，正面引導公眾情緒。
第一，利用新聞發言人引導輿論。
政府在對信息和傳媒的掌控運用能力上具有絕對的優勢，故而來自政府的消息有著天生的權威性。利用新聞發言人制度，主動出擊，宣傳政府的觀點、政策，或針對公眾關心的問題作出應答，使政府成為事件的“第一定義者”，就能占得引導輿論的先機、實現政府目標。
第二，重用主流媒體引導輿論。
李普曼認為，若沒有準確、無偏見的消息來源，公眾就不可能作出明智判斷。在唐福珍事件及金牛區城管局工作人員車禍事件中，對于網民使用語言暴力圍攻批判當事人，傳統媒體沒有發出獨立的聲音，未能進行及時疏導和引導。而主流媒體堅持客觀、公正、平衡地報道新聞，還原事情的真相，是媒體幫助引導社會減少不信任感的關鍵。同時，主流媒體應發揮影響力，及時遏止有可能引發負面輿論的過激言論，巧妙設置公眾議題，倡導公眾理性對待，及時疏導公眾情緒。
第三，善用民間輿論。
民間輿論作為一種自下而上的利益表達，既包含理性觀點，也有著感性抱怨。但不論民間輿論理智與否，政府都能夠從中了解到社會及政治秩序中可能存在的不穩定因素。有意識地梳理、集納、整合以網絡輿論為代表的民間輿論，將其作為一種反饋式的資源，據此進行政策的適時調整、矛盾的及時消解，表現出政府對公眾積極回應的姿態，這將極大塑造民眾對政府的認同，減小政府的信任壓力。
（3）緩沖群際態度與行為，調和政府與公眾矛盾
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矛盾頻發，同時積累的還有公眾無直接利益性的、非階層性的情緒，劉易斯·科塞指出：“如果沒有發泄互相之間的敵意和發表不同意見的渠道，群體成員就會感到不堪重負。”政府和公眾之間目前就缺乏這種理性成熟的平臺與渠道作為緩沖帶，致使政府成為各類沖突的集聚地，極大地增加了針對政府的各類事件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