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青少年版（簡體書）

專為青少年讀者而寫的勵志書
勵志帝曾國藩完美進化史
資質平平的少年成就立德、立功、立言卓越事業的秘訣
你不但要努力，而且要全力以赴！
柴靜作跋，餘世存•劉瑜•老六聯名推薦

這是一本寫給廣大青少年讀者的關於曾國藩的專著，不僅講述了曾國藩跌宕起伏的一生，同時也披露了曾國藩諸多不為人知的細節：修身與治學方法；交友與處世技巧；一生遭遇多次挫折，終以一往無前的努力成就事功……揭開了曾國藩由一個資質平平的少年，成就立德、立功、立言卓越事業的秘訣，為青少年認識、學習曾國藩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文本。

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然而，他為了塑造完美自我而不計任何代價的精神讓後來者永遠欽佩。他無望的努力，在人類精神征途上樹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的豐碑。——張宏傑

自序：向曾國藩學什麼

一

對許多讀者來說，曾國藩對他們的榜樣作用主要體現在意志力的磨煉上。
前幾天在一個電視臺做節目，聊曾國藩。說起曾國藩如何自我完善，脫胎換骨，一位嘉賓說，現在不要再提倡什麼“自我磨礪”了，多累啊。人活著，要順著自己的本性，怎麼快樂怎麼來，不要成天那麼“擰巴”著。
這是現在越來越受到大家認同的一種說法。快樂至上。
不過，“快樂”不是那麼容易就能得到的。
上大學的小表妹放寒假回來對我說，她們寢室裡，只有她一個人每天去圖書館。剩下的三位，每天都“長”在床上。每個人都弄了一個小床桌，坐在床上，上網，看電影，看網絡“穿越”小說。坐累了，躺著，躺累了，再起來坐著。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這種狀態，連上廁所都不想動彈。一看到她回來了，室友對她開玩笑說：“你可回來了，去替我上趟廁所吧，我憋了半天了。”大學四年，起碼一多半時間都是這麼過來的。
看到小表妹成天堅持學習，她們其實也很自責，經常開玩笑說：“你批評批評我吧，我怎麼能這麼墮落呢？我爹媽要知道我拿著他們的錢成天這樣，不得氣死啊！”
我聽了一點也不驚訝，我的大學時期，大部分學生就是這樣。不過我們那時互聯網還沒普及，同學們把時間都用在泡錄像廳和在寢室打麻將之中。一打就是一個通宵。學校保衛查寢，外寢室的人就用床單從窗外把自己從三樓吊到二樓，屢屢上演大片鏡頭。
這，算是“順其自然”，怎麼快樂怎麼來了吧？可是，這樣的生活快樂嗎？顯然一點也不快樂。事實上，進入大學以前，這些學生都處於家長、學校的嚴厲管束之下，在“高壓鍋”裡生活了十多年，一進大學，壓力散盡，束縛全無，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奔向“快樂”了，結果，卻仍然是不快樂。這些大學生一邊“狂歡”、“放縱”，一邊生活在自責之中，想要擺脫這種生活狀態而沒有力量，普遍具有抑鬱傾向。他們活得可能比中學階段還要痛苦。每到考試、畢業之前，一些大學都要傳出“大學生墜樓”之類的消息。
快樂是這樣一種東西：如果你直奔主題，撲它而去，它就像鏡花水月，你永遠也抓不到它。如果你掉頭朝“反方向”走去，不想著它，它反而會悄悄來到你身邊。
這個道理，既複雜，也簡單。
1965年，毛澤東與斯諾聊起過什麼是“舒服”，什麼是“不舒服”。毛澤東說，現在，生活好了，不打仗了，有時候病也來了。出門也不騎馬，坐汽車、火車、飛機……。想當年在延安，在戰爭中，每天走十裡路，騎二十裡馬，非常舒服。簡單的生活，對人反而好些。
有一次，毛澤東帶著一些人爬廬山。有幾個年輕人走了不久，覺得太累了，就坐汽車先上山了。很久之後，毛澤東帶著幾個人爬得渾身是汗，到達山頂，瞥了先上山的人一眼，說：
“你們年輕人啊，不懂得什麼叫真正的享受。”
那意思，通過艱苦攀登，征服山峰，你才能享受到一覽眾山小的快意。坐著汽車舒舒服服地到達山頂，省略了艱苦，也省略了這種快樂。
確實，沒有“痛苦”，就沒有“快樂”。正如同沒有高就沒有低，沒有黑暗就沒有光明一樣。沒有挑戰，沒有阻礙，沒有困難，也就談不上快樂。
因此，毛澤東說：“世界一切之事業及文明，固無不起於抵抗決勝也。”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中，十分推崇這樣兩句話：“無抵抗則無動力，無障礙則無幸福。”毛批註說：“至真之理，至徹之言。”這其中必有他深刻的生命體驗。事實上，人類世界的所有成就，所有傑出人物，都是在重重困難的磨礪下成就的。只有培養起強大的意志力，你才能享受壯麗的人生。
曾國藩以他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極限。梁啟超在形容自己時，用了一個很好的比喻：如果把“梁啟超”這個人身上所含的“趣味”元素抽出去，那麼所剩下的物質就無幾了。借用這比方也可以說：如果把“曾國藩”這個人身上的“意志力”元素抽去，那麼剩下的也不過是一些平淡無奇的成分。

二

如果從天分角度看，曾國藩本來不可能成就那麼大的功業。曾國藩從十四歲起參加縣試，考了九年，到二十三歲才考上秀才。比較他同時代的名人，便可以看出他天資的平庸。小他一歲的左宗棠，十四歲參加湘陰縣試，便名列第一；次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李鴻章也是十七歲即中秀才。比曾、左、李稍晚的康有為幼年穎異，有神童之譽。而梁啟超更是天資超邁，十一歲中秀才，十六歲中舉人，令曾國藩望塵莫及。曾國藩自己也常說“吾生平短於才”“秉質愚柔”“稱最鈍拙”，也並不完全是謙詞。
曾國藩自拔於流俗，首先得力於他身上那種湖南山民特有的質樸剛健氣質。
中國農民的自我克制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艱難的生存磨煉了他們的頑強和堅忍。和普通農家相比，曾家家風更為嚴厲。祖父曾玉屏雖然不大識字，但是有主見有魄力，性情剛烈，為人嚴正，在鄉里很有威望，哪裡有糾紛總是找他排解。遇上那種不講理的潑皮無賴，他“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從遺傳的角度觀察，曾國藩繼承了他祖父剛直強毅的性格特點，他對自己的祖父有一種崇拜心理。他在家書中，常常談到祖父的言行，奉為佳皋。“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
曾國藩成功的另一個關鍵，是他立志高遠。人類最基本的心理傾向就是使自己變得完美，儒家的人格設計為這種心理傾向提供了最理想的釋放途徑。儒家學說認為，每個普通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刻苦努力達到聖人的境界。
曾國藩和普通官僚的不同之處是志不在封侯，而在做人，做光明磊落的大丈夫。他在家書中說：“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至之業，而後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於為天地之完人”，他要內聖外王，經邦治國，使整個國家達到大治的狀態，而自己也立功立德立言，萬世不朽。這是一個何其宏偉、何其誘人的人格理想，在這個規模基礎上，他開始堅苦卓絕地建設自己的人格理想。
由於目標的高遠難及，手段便非同尋常，曾國藩在學做聖人的過程中，每一分鐘都展開對自然本性的搏殺，那真是針針見血，刀刀剜心。有的人雖然用聖人之言敲開了仕途之門，卻從來沒有認真對待過所謂聖人之道；有的人曾被這個理想激勵過，嘗試過，終因這種努力非人性所能堪，不得不最終放棄。而曾國藩，這個來自湖南鄉下的讀書人，一旦被這個理想所征服，便義無反顧，百折不回，用農民的質樸頑強去踐履，終於做出了驚人的成績。曾國藩學習理學家倭仁的修身辦法，在日記中把一天之內的每件事、每個念頭都記下來，有點滴不符合聖賢規範的做法想法，都嚴格地自我檢討，把“惡”消滅在萌芽狀態。到朋友家拜客，見到主婦時，“注視數次，大無禮”。與人交談時，“有一言諧謔，太不檢”都要深刻檢討。甚至做夢時夢見自己發財，醒來也痛駡自己一番，責備自己貪財之心不死。他還學習靜坐之法，每天靜思反省，不斷和自己的私心雜念搏鬥。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期望自己十全十美，一言一行都正確恰當；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貪多求快，總想一下改掉身上所有缺點毛病。不過，和大部分年輕人不同，他有著鋼澆鐵鑄般的執著頑強。翻檢他的日記，從那時起，直到暮年，幾乎每一天他都要對自己痛責一番，每一天都有自責、焦慮、悔恨、恐懼的時刻。在家書中，他總結自己的經驗教導子侄說：“凡事皆有極困難時，打得通的，便是好漢。”他現身說法：“即經余平生言之，三十歲以前，最好吃煙，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吃。四十六歲以前做事無恒，近五年深以為戒，現在大小事均尚有恆，即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
在修身之路上，曾國藩走得異常老實堅定，他給自己立了這樣一個座右銘：“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把自己推入“聖賢”和“禽獸”的兩極選擇之中，破釜沉舟，不留任何退路。通過這種本質上不合人情的、非人道的方式，他把儒家精神中剛健有為、光明磊落、忠恕待人、至誠慎獨等優良品性熔鑄到自己身上，滌蕩掉人身上常有的自私、虛偽、陰暗、猜忌，走入了道德的化境，養成了高尚澄明的人格。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

三

成就大事業，僅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夠的，還得有大本領。曾國藩的大本領同樣是從頑強剛毅中鍛煉出來的。
四十二歲那年，曾國藩奔母喪回鄉。其時正值太平軍兵抵湖南，咸豐皇帝命他在家鄉辦團練。一介書生從此開始了帶兵生涯。
曾國藩正值壯年，已是二品大員，性情剛直，自以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欽命，所以辦起事來雷厲風行，鋒芒畢露。他對那些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來就十分厭惡，所以常常越過他們，直接下達命令。他哪裡知道，這些地方官員，雖然一個個辦起正事昏聵糊塗，但是壞起事來，都是行家裡手。從巡撫以下，都因為曾國藩侵犯了他們的權力而深懷不滿，處處對他下絆子，打冷槍，挈肘使壞，弄得曾國藩事事不順。
最嚴重的一次衝突發生在練勇半年之後。曾國藩訓練團勇，要求當地綠營兵一道會操。平時懶惰慣了的綠營兵受不了他嚴酷的訓練方式，在軍官的挑動下，聚眾鬧事，攻入曾國藩的公館，槍傷了他的隨員和護兵。曾國藩狼狽逃命，才倖免一死。曾公館和巡撫衙門僅一牆之隔，事發之時，全城皆知，巡撫卻裝聾作啞。直到曾國藩倉皇跑來，才假惺惺地出面過問，事後，對肇事者未作任何懲處。
血氣方剛的曾國藩受此挫辱，大受刺激。一開始，他想上疏給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員彈劾一遍，出出胸中悶氣。可是冷靜下來一想，這樣一做，以後在湖南辦事更難。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他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不爭這一時閒氣，而是從頭開始，發憤振作，練成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給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員看看。
正是這一刺激，極大地激發了他的心理能量。他離開長沙，移駐衡州，在那裡招兵買馬，一改協助地方官訓練團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軍隊，和太平軍一決雌雄。事實證明，這是曾國藩一生事業的真正起點。如果沒有這次受辱，也許他不會下那麼大的心力去建立湘軍，也就不會有後來的“中興名臣”曾國藩了。幾十年後，他還在家書中教育兒子說：“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真處逆境之良法也。”這是他從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緊牙關，把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養自己意志和決心的營養。湘軍因此而誕生，曾國藩的“中興偉業”也即此起步。
同治六年，他在家書中對曾國荃說：“兄自問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已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憤圖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
梁啟超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然而文正非有超群帙倫之天才，在當時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遇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曆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曾國藩用自己的一生，證明了人的意志力所能達到的高度，同時，也證明了一個人意志力的局限。然而，他為了塑造一個完美自我而不計任何代價的精神讓後來者永遠欽佩。他無望的努力在人類精神征途上樹起了一座令人不得不肅然起敬的豐碑。

第一卷 正面：從“憤青”到“超人”
第一章 從五次恥辱裡走出來

同治五年，五十五歲的曾國藩在家書中對弟弟曾國荃回顧了他一生三次“為眾人所唾駡”及三次軍事大失敗：

余初為京師權貴所唾駡，繼為長沙所唾駡，再為江西所唾駡，以至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齒多矣，無一不和血吞之。

第二年，他又在家信中對曾國荃回顧了平生“四大塹”：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咸豐三年六月被趕出長沙）不與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道光三十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豐四年）嶽州靖港敗後，棲于高峰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豐五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

綜合這兩封信，讓我們來歷數一下曾國藩平生的五大恥辱。

第一節 秀才考試被考官公開批責

第一次是“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
壬辰年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這一年二十一歲的曾國藩又一次參加秀才考試。也許是天資確實鈍拙，也許是父親兼老師曾麟書的教育方法有問題，曾國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孫山。道光十二年這一次，曾國藩考前下了苦功準備，考後也自覺發揮不錯。結果發榜之日，卻被學台（即湖南省學政，相當於今天的省教育廳長）懸牌（發佈公告），責其“文理太淺”，以佾生註冊（“佾生”是指考秀才雖未入圍但成績尚好者，選取充任孔廟中祭禮樂舞的人員。獲“佾生”資格則下次考試可免縣試、府試，只參加院試即可，故稱“半個秀才”）。
在一般人看來，獲得“佾生”資格也算是小有收穫，值得祝賀。曾國藩卻視在大庭廣眾之下被懸牌批責為奇恥大辱。回到家塾“利見齋”，他閉門不出，咬牙發憤。沒想到這一次“懸牌批責”，居然如當頭棒喝、醍醐灌頂，學了十六年也沒有學通的曾國藩有如桶底脫落，豁然貫通，突破了父親刻板教育下形成的僵化文筆思路，文理大進，轉過年來，第七次參加考試，終於中了秀才。這平生第一大辱居然成了曾國藩一生功名的開場鑼，又一年，他就中了舉人，又四年，中進士，點翰林，從此飛黃騰達。

第二節 “畫圖甚陋”遭同事譏笑

一

第二次大辱，曾國藩的說法有兩種，一種是“余初為京師權貴所唾駡”，一種是“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這講起來就要費些筆墨了。
曾國藩的京官生涯，僅從升遷角度看，是一帆風順的。在京期間，他十年七遷，傲視群曹，很快從一個普通進士迅速成為副部級官員，這在道光年間是極為罕見的。
傳統時代，人生的全部價值似乎都濃縮在“升官發財”四字之中。剛剛步入政治高層之際，曾國藩是十分興奮的。他寫家信說，“由從四品驟升二品，超越四級，遷擢不次”，如此順利，連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
然而，翻檢曾國藩在京期間的詩文，我們卻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一路飛黃騰達之時，曾國藩的許多詩文中卻充滿了失望、不滿和頹喪之語。
比如這一首：

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濟瓶與罍。
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
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咍。
……

這是寫給好友劉蓉的。意思是說，別看我現在身居廟堂之高，其實只是廟堂之上一個沒用的小擺設。我既無法像漢代大臣汲黯那樣不顧性命直言進諫，也無法像張禹那樣，甘言媚世，謀取高位。天天這樣不上不下，非驢非馬地混日子，只覺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國情如失乳兒。……
徑求名酒一干科，轟醉王城百不知。……

這是寫給弟弟們的。意思是說，我現在做這麼一個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樣，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鄉，如同離了娘的小孩。愁悶極了，不如乾脆找幾瓶好酒，喝得大醉，什麼都不知道好了。
有時候，他居然後悔進入仕途，夢想過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
世事癡聾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位實職副部長後十個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這樣的表示：“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也就是說，他這個副部長感覺自己的所作所為無補於國計民生。如果幾個弟弟有誰能夠出來做官，家裡生計不至困窘，他就打算辭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跡於官場了。
是什麼讓他如此鬱鬱寡歡呢？

二

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氣壓使曾國藩喘不過氣來。
道光年間的大清王朝是一個病勢危急、行將就木的病人。外部，鴉片戰爭讓中華帝國的臣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顛覆性的打擊。內部，腐敗已經滲透入帝國機體的每一個細胞，四肢五臟，無不腐爛，一場翻天覆地的大起義正在醞釀之中。
在這種情況下，大清朝的政治家們卻燕巢幕上，安之若素。
道光皇帝在歷史上以儉樸聞名，據故宮現存的畫像看，道光皇帝確實節儉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為也就到此而止了。道光皇帝的政治性格是因循疲遝，苟且偷安。道光朝先後出任首輔的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等人，也都是“多磕頭，少說話”的角色。他們謹遵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針，山雨欲來風滿樓，滿朝卻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輛老舊破車裡的乘客，眼看著它奔向深淵，卻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只有曾國藩鬱懷如焚。早在道光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六年前，曾國藩就敏銳地預感到，一場席捲全國的大動亂正在隱隱醞釀之中。那一年他結識了後來的名將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時，他對朋友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時承平日久，聞者或駭之。”可見他已知大亂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時，他只能讀書養望，對國家政治沒有發言權。及至位列卿貳，他以為自己終於可以一展身手了，卻發現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話一樣：“當了部長，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職位，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可以呼風喚雨。曾國藩發現，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氣氛下，他雖然身為副部長，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動大清王朝進行根本改革，沒有任何可能。他在禮部副部長任上，一天到晚雖然沒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等因奉此”之類的公事，對國家大政絲毫無補。偶爾提一些革新主張，也都被部長大學士們棄置一旁，根本不予考慮。
這種污濁混沌的官場風氣，讓曾國藩感覺喘不過氣來。他的書信文章中，充滿了牢騷、憤懣和無奈。曾國藩對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軟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也就是說，他做官有年，飽知官場習態。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寬大優容的樣子，來培養自己的人氣。在下者辦事一味軟媚求同，打圓場，做老好人。他後來對劉蓉說：“國藩入世已深，厭聞一種寬厚論說，模棱氣象，養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囷肝膽，又與掀振一番。”

三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血氣方剛的咸豐登基，罷黜穆彰阿，下詔“求言”。一時“天下稱快”，朝野上下，為之一振。
曾國藩心情激奮，上了一道《應詔陳言疏》，痛斥當時的“以畏葸為懼，以柔靡為恭”的官場作風，曲盡當時官場的醜惡形狀：“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日退縮，日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日敷衍，日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擔責任咎。瑣屑者，錙銖必較，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顢頇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奏章粉飾，而語無歸宿。”
曾國藩建議皇帝舉行“日講”，即加強學習，以本身的振作之氣，扭轉官場的泄遝之風，同時改革官員選拔辦法，使進取之員有機會脫穎而出。
這道奏摺得到了良好的反應。皇帝對他大為讚賞：“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皇帝對他提出的“日講”建議最感興趣，命令他詳細解釋。於是曾國藩精心準備講稿，並且畫了一張解釋講堂佈局的圖表。不過他本不擅畫，這張圖畫得相當難看。
講稿在九卿中傳閱之後，曾國藩成了北京官場議論的焦點。大家議論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誠，而是譏笑他“畫圖太陋”。就這個水平，還充什麼聖人門徒！
這固然是曾國藩準備不充分導致的自取其辱，其實也何嘗不是北京官場之上看他風頭太盛、鋒芒太露而引發的自然反應。官場之上，對曾國藩這個憨頭憨腦坐直升機飛上來的湖南楞頭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氣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鋒芒畢露，人必非之。眾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幾杯。天塌大家死，中國的事，急不得。激動、憤怒、抨擊、更張，都是不成熟的表現。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寬闊，要辯證地、全面地看問題。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獨著急？
看到他的奏摺中把京官描寫得如此不堪，官員們氣不打一處來。好嘛，滿朝皆醉你獨醒，滿朝皆濁你獨清？就你對大清朝忠心耿耿，我們都是廢物？皇帝下了一個求言詔，你就真的獨抒己見，把大家一杆子全打倒？
因此，曾國藩的這個“笑話”很快騰於眾口，風傳全城，人們見了他，都“目笑存之”，令曾國藩無地自容，寒了一輩子。這就是曾國藩所說的“平生第二大塹”。

第三節 批評皇帝被京師權貴唾駡
一

這“第二大塹”並沒有使曾國藩沮喪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對這個官僚體系的戰鬥決心，堅定了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時間裡，他滿懷赤誠，盡忠竭智，先後上了《應詔陳言疏》、《條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書》、《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臨的種種危機，官僚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呼籲皇帝大刀闊斧，加以徹底改革。
這些摺子是曾國藩輸心剖膽殫精竭慮的產物。他以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為，肯定會採納他的建議。然而，事實證明，他太過天真了。咸豐皇帝並沒有這個魄力。咸豐心胸狹窄，氣質庸弱，完全談不上雄才大略。他對如何駕馭大清政治心無定見，曾國藩上的這些摺子，他草草讀了一遍，隨口誇獎幾句，事後卻扔進廢紙簍，沒了下文。
曾國藩大失所望，鬱悶無已，給友人寫信說：

自客春求言以來，在廷獻納，不下數百余章，其中豈乏嘉謨至計，或下所司核議，輒以‘毋庸議’三字了之；或通諭直省，則奉行一文之後，已複高閣束置，若風馬牛之不相與。……而書生之血誠，徒以供胥吏唾棄之具。每念及茲，可為憤懣。

也就是說，自從皇帝發下求言詔書以來，上書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許多有見地的奏章，發到有關部門討論的時候，得到的只是“沒什麼價值，不必討論”這幾個字的答覆，或者發到各省執行，但是一通上諭之後，各地沒有反應，朝廷也很快忘了這件事。讀書人掏心掏肝的血誠，只變成了辦事員紙簍中的廢紙。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憤懣。
曾國藩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因為天下大亂已經從可能變成了現實。咸豐元年，太平軍起，很快席捲廣西。對於這場大亂，咸豐皇帝毫無準備。他就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指揮混亂，佈置失措。曾國藩的內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

內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觀鄉里，饑溺滿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勢。進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則吾子之迫切而思以籲於九閽者，實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也就是說，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間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終是個什麼結果。再觀天下，到處是貧不聊生之人。向前無法貢獻自己的才智於國家，退後無法很好地營謀自己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上書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
曾國藩認為，要想挽救大清帝國，只有敲打醒這個糊塗皇帝才行。在強烈的責任感支配下，以謹慎聞名的曾國藩做出了一個晚清官場極為罕見的舉動：直言批評皇帝。他上了《敬陳聖德預防流弊疏》，鋒芒直指咸豐皇帝的三個缺點：
一是見小不見大，小事精明，大事糊塗。他批評皇帝有“瑣碎之風”，“謹於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於挑大臣們禮儀疏漏之類的小毛病，苛於小節，疏於大計，對派往廣西鎮壓起義的人員安排不當。
二是“徒尚文飾，不求實際”。鼓勵大家進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見，其中怎麼也會有幾條有見解的吧？結果卻都是批了“無庸議”三字而已，沒有一項落實。“間有特被獎許者，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優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為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偶爾有幾個被肯定的，也沒有好結果。剛剛親書手諭表彰倭仁，不久就驅之於萬里之外。剛剛發佈肯定蘇廷魁的聖旨，不久又批評他是離經叛道。看來您所謂求言，並無誠意，只不過是想獲得肯於納諫之虛名而已。
三是剛愎自用，飾非拒諫，出爾反爾，自食其言。一開始說聽取大家意見，現在卻動不動就說“大權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參末議”。
曾國藩希望自己的這道奏摺，能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使皇帝幡然猛醒，改弦易轍。他也希望通過自己的行動，在朝廷中引發直言的風潮：

現在人才不振，皆謹小而忽于大，人人皆習脂韋唯阿之風，欲以此疏稍挽風氣。冀在廷（大臣）皆趨於骨鯁，而遇事不敢退縮。此余區區之餘意也。

這個想法顯然是相當天真。明代大臣以冒著生命危險批評皇帝為榮，對皇帝嘻怒笑駡者本多，但清代體制威嚴，君臣之分，凜若天淵，大臣們給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務為恭順，極少諫諍之語。自從乾隆初年孫嘉淦的《三習一弊疏》之後，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間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評皇帝的奏摺。年輕氣盛而又自尊心特別脆弱敏感的咸豐皇帝的反應可想而知。史載“疏上，帝覽奏大怒，摔諸地，立召軍機大臣，欲罪之。”把奏摺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國藩抓起來。幸虧祁雋藻、季昌芝等大學士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國藩免於獲罪。在大臣們的勸諫下，咸豐皇帝轉而假惺惺地誇獎了曾氏幾句，但又下了長篇上諭，細細為自己一一辯解，針鋒相對地駁回了曾國藩的主要指責。
皇帝大發雷霆，曾國藩並不感覺意外。但皇帝的嘵嘵置辯，卻讓他認識到通過苦口直諫使皇帝猛然驚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後，他還是不斷地上建議改革的奏摺，不過多是就事論事，不再有類似的憨激之言了。

二

那麼，“為京師權貴所唾駡”又是怎麼回事呢？
曾國藩晚年回憶，“昔餘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為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鴉片戰爭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貴族，身名早達，二十歲就當了河南巡撫。一度位極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雖因鴉片戰爭而被道光“革職鎖拿，查抄家產”，但不久就獲重新起用，任陝甘總督。咸豐即位後，有人參奏他在陝甘總督任內“妄加誅戮”，“將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殺斃多名”。皇帝命革職交刑部審訊。
雖然兩度獲罪，琦善在京中人緣卻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後，會審人員只尋“微瑣細事”令琦善回答，實際是為他開脫罪責。刑部尚書恒春甚至要將舉報人賽尚阿的四名下屬當做罪犯抓來，與琦善一同審訊。這明顯是違反大清律的。然而對這個建議，滿朝無人反對。只有當時兼屬刑部侍郎的曾國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說：

琦善雖位至將相，然既奉旨查辦，則研鞫乃其職分；司員職位雖卑，無有傳入廷尉與犯官對質之理。若因此得罰，將來大員有罪，誰敢過問者？且諭旨但令會審琦善，未聞訊及司員，必欲傳訊，當奏請奉旨然後可。

就是說，琦善雖然權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辦他的罪行，則自然應該以罪犯待之。舉報他的那幾個司員官位雖低，現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麼能像罪犯一樣抓來當堂對質？如果舉報者被這樣對待，將來再有大員犯罪，誰敢過問？況且皇帝只命會審琦善，並沒有命令兼審其司員。如果一定要傳訊司員，那必須先請旨。
曾國藩“詞氣抗厲”，“四坐為之悚動”，刑部尚書恒春不得不取消了這個動議。懾于曾國藩的剛直，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琦善被革職，發往吉林效力贖罪。
另一個“大名大位”者是賽尚阿。咸豐二年初，賽尚阿等因為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過程中調度不力，日久無功而“交部議處”。朝中眾人多力圖為之寬減，只有曾國藩“以軍務關係重大，議處罪名宜從重者，不當比照成例”。
但會議還是決定從寬處罰。曾國藩不服，“會議罷後，公專摺奏請從嚴議處。”賽尚阿因此終被革職。
本來，曾國藩在京官中人緣頗好。然而，這兩次挑戰“大名大位”者，卻令他人際關係網出現巨大破洞。因為琦善門生故舊遍天下，與穆彰阿關係也頗深。曾國藩打破了“官官相護”的潛規則，成為官場上的異類。案子審完之後，許多人與曾國藩拉開距離，甚至不再往來。他在官場上的處境愈益孤立。“諸公貴人見之或引避，至不與同席。”在背後當然更是遭到無數詆毀之詞。彈劾賽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國藩在咸豐二年幾乎成了京師人人唾駡的人物。
在北京的最後一段日子，曾國藩動輒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來愈想念家鄉了。國事頹唐，他百計奮鬥，卻絲毫無補，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

粵西事用銀已及千萬兩而無確耗，戶部日見支絀，內庫亦僅余六百萬。時事多艱，無策以補救萬一，實可慚愧！明年擬告歸，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在給羅澤南的信中亦雲：

計稍遲歲時，即當解組歸養，從吾子與孟容（指羅澤南與劉蓉）于萬山恬寂中耳。

咸豐二年六月，曾國藩終於得到了江西鄉試正考官的外差，他興沖沖逃離這個讓他失望而厭惡的京城，準備從此引退歸山。不料剛走到安徽太和縣，接到了母親去世的訃聞，當即換裝回鄉奔喪，至此正式結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第四節 在長沙“打脫牙和血吞”

一

曾國藩說：“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醜六月（咸豐三年六月）不與焉。”似乎長沙之辱在他記憶中無足輕重。事實遠非如此：正是這次強烈刺激，推動他克服了那些本不可能克服的困難，練成了湘軍。
事情起因于咸豐二年臘月曾國藩入省承擔公事。
咸豐二年底，咸豐皇帝的一道緊急命令傳到了荷葉。原來不久前太平軍揮師北上，湖南各地，紛紛糜爛。咸豐皇帝情急之下，詔命在鄉下老家為母親守孝的曾國藩幫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也就是“民兵”，以保衛鄉里。
曾國藩一到長沙，就展現出雷厲風行的辦事風格。
皇帝的諭旨傳到湖南時，太平軍已經揮師湖北。湖南雖暫獲喘息，形勢卻依然危急。太平軍走後，各縣的會黨、土匪勢力不斷發難，也試圖步太平軍後塵以求一逞，湖南境內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因此穩定社會治安成了當務之急。
曾國藩在自己的公館裡開設了一個“審案局”，專門審理社會治安案件。曾國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搶劫犯被抓獲，不必經過州縣，直接送到這裡。只要捆送來者，一不需要參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實際證據，只以舉報者口辭為信，稍加訊問，立即結案。處理方法只有三種：一是立刻砍頭，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殘酷的鞭刑。用曾國藩自己的話說就是：“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敝處所為止此三科。”四個月內，審案局“計斬決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斃杖下者二名，監斃獄中者三十一名。”曾國藩因此獲得了“曾剃頭”的著名外號。
恐怖政策確實收到了一時之效，各地土匪不再敢輕舉妄動，社會秩序迅速安定下來。奇怪的是，曾國藩勇於任事，沒有贏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卻招致了重重怨懟。出山幾個月後，謗名滿城，長沙城中“文法吏大嘩”，都視他為仇敵。甚至當時的一些老朋友如李瀚章、魁聯、朱孫詒、郭嵩燾、歐陽兆熊等都給他寫信，表示了對他種種作為的不理解和擔心。李瀚章為此專門寫信給他，“勸其緩刑”。

二

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是曾國藩動了別人的奶酪。
權力是官員們的眼珠，是官員們的生命，是官員們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員們灰色收入的主要來源和收穫他人尊敬、巴結、攀附的唯一資本。因此官員們視自己的權力範圍，就如同狗看著自己食盆裡的骨頭，寡婦看著自己的獨子，絕不許人觸碰。他們可以允許自己無所作為，“占著茅坑不拉屎”，卻絕不允許別人在這裡有所作為。
曾國藩悍然成立了不倫不類的“審案局”，將自布政使到各府州縣長官的社會治安權收歸自己名下，“巨案則自行匯奏，小者則惟吾專之”。他對那些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來就極不信任，所以常常越過他們，直接下達命令。他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捆送土匪流氓，不必經過過去那些層層手續，“一切勘轉之文、解犯之費都行省去，寬以處分，假以便宜”。他辦案總是逕自決定，從速處理，以免有人來說情糾纏：“期於立辦，無所掛礙牽掣於其間。案至即時訊供，即時正法，亦無所期待遷延。”
這就惹惱了通省文官。案子就是錢，不是現錢也是天大的人情，你把抓捕、審判、監禁、處決權統統收歸自己所有，別人還有什麼活路？
曾國藩不尊重行政程序，視湖南通省官員如無物，更是大傷文官們的面子。你要當好官，出成績，這可以理解，誰不想往上爬？但能不能別把我們踩得這樣狠，反襯得這樣無能？你半年裡辦的事，超過了湖南幾十年的工作成績，這樣幹法，別人的面子往哪裡擺？
咸豐皇帝任命的“幫辦團練大臣”，並非曾國藩一人。從咸豐二年十一月至三年二月，他一口氣任命了十個省共四十三位退休或者丁憂在家的前官員為團練大臣。
絕大多數團練大臣行事都很明智。他們的做法有三類。潔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員歡迎，他們接到命令之後，在省城找間空辦公室，掛個牌子敷衍兩天，最後像大多數紳士那樣，給團練捐些錢了事。
精于打小算盤者則視皇帝的聖旨為以公濟私的好機會。他們在地方上果真辦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過主要目的卻是保衛自己的莊園不受土匪搶劫。一旦太平軍大股部隊到來，則立刻“逃遁”或“託病藏匿”了。
胃口更大者則把這個差事當成中飽私囊的絕佳機會。他們扯著皇帝的幌子，以籌款練兵為藉口，大肆敲詐地方富戶。“假公濟私，百端紛擾，或逼勒州縣供應，或苛派民間銀錢，或於官設捐局之外，團練再設捐局，或於官抽厘金之外，團練再抽厘金。”
只有曾國藩一個人，一不要錢，二不要利，只想真正為國家分憂。這就觸犯了官場潛規則。
曾國藩混跡官場多年，當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輩。他自己說：“今歲以來，所辦之事，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他悍然不顧，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或益於民，即不惜攘臂為之，冀以補瘡痍之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後來，在給翰林院同事龍啟瑞的信中，他又這樣進行解釋：

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習于優容苟安，榆修袂而養姁步，倡為一種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風，見有慷慨感激以鳴不平者，則相與議其後，以為是不更事，輕淺而好自見。國藩昔廁六曹，目擊此等風味，蓋已痛恨刺骨。今年乏承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深閉固拒，若恐人之攘臂而與其建業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重案，不復以相關白。

就是說，二三十年以來，官場形成一種黑白不辨，不痛不癢的含混作風。偶爾有人批評這種作風，則大家相與議論，說他不懂事，好顯擺自己。我昔年做六部官員時，對此早已痛恨入骨。如今辦理團練，又遇到幾個有實權的人，不許我觸及他們的勢力範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再謙遜退讓，則一事無成。而且這麼多年來，心裡也憋著一股火，於是毅然出手，不再管那麼多。
他又說，“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玩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
在曾國藩看來，官場風氣敗壞已極，隨波逐流，斷難成功。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變官場風氣，“痛懲而廓清之”。他希望以自己至剛至猛的辦事風格，給渾渾噩噩的湖南官場一個震動，打破這個死氣沉沉的鐵屋。他哪裡知道，這些地方官員，雖然辦起正事昏聵糊塗，但是壞起事來，個個都是行家裡手。一場大風波不久就到來了。

三

風波的觸發點是練兵。
曾國藩不是軍人，也從來沒有摸過武器。但是他畢竟從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約等於今天的國防部副部長），加這他以經世致用為志，對大清國家武裝情況有較一般人遠為深入而全面的瞭解。
他深知，依靠目前這支大清軍隊，打敗太平軍是不可能的。因為晚清國家軍隊是一支沒有靈魂的、沒有“天良”、沒有精神力量的軍隊。曾國藩說過：“國藩歷年來痛恨軍營習氣，武弁自守備以上無不喪盡天良！”
要挽救這個國家，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動手，練出一支嶄新的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在接奉聖旨後的第十天，曾國藩就複奏，要在長沙創建一支新的軍隊。
曾國藩練兵，首重給軍隊注入“良心”和“靈魂”。他在中國軍事史上首先發明了“政治教育”。創立湘軍之後，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軍隊召集到操場上，進行政治動員。他親自訓話，用“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錢，不怕死”的嶽飛精神激勵將士，教育他們忠君愛國，不得擾民。
這當然是好事。但問題是曾國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權力範圍之外。和各地國家軍隊一樣，駐長沙的綠營軍，軍紀廢弛、四處擾民，令全長沙頭疼。曾國藩命令駐省的正規軍隊每三八兩日，與湘軍一起“會操”。曾國藩自己說：“傳喚（綠）營兵，一同操演，亦不過會弁委前來聽我教語”，開啟他們的天良。他為了喚醒這些兵痞的良心，也確實苦口婆心：“每逢三、八操演集諸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雲說法點頑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其目的“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
這一利國利軍之舉，卻差點讓曾國藩送了命。
大清政治慣例是文官不管軍隊的日常事務。即使是巡撫這樣的實權大官，也不會具體過問軍隊的日常操練。文官們雖然痛恨曾國藩，但也只能形於辭色，性情粗野的軍人們卻沒有這麼好脾氣，他們立刻付諸行動。
帶頭鬧事的，是長沙副將清德。他在太平軍進攻湖南時曾臨陣脫逃，此時面對曾國藩卻很勇敢。他不僅帶頭抵制會操，“操演之期，該將從不一至”，而且搖唇鼓舌，四處鼓動各軍不要受曾國藩的擺弄。
行事至剛的曾國藩立刻給皇帝上了個摺子，彈劾德清，並猛烈抨擊湖南駐軍“將士畏葸，疲玩已成痼習，勸之不聽，威之不懼，竟無可以激勵之術”。尚方寶劍很快顯示了威力。咸豐皇帝立刻將清德革職拿辦。這是曾國藩出山之後，與湖南官場發生的第一次正式衝突。
表面上看曾國藩在這次衝突中取得大勝，實際上失敗的隱患已根植在這場“大勝”之中。
晚清官場最重要的潛規則是“官官相護”。常在河邊走，誰能不濕鞋？只有彼此掩蓋，才能最大限度保證大家的集體安全。動輒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湖南官員從此對曾國藩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駐湖南最高軍事長官鮑起豹更伺機報復，而機會也很快就來了。
綠營軍看著曾國藩招來的這些湘勇土包子怎麼看怎麼不順眼，經常藉故與湘勇發生械鬥。八月初四，鮑起豹的衛隊又尋釁攻打湘勇，雙方各有負傷。
軍隊沒有紀律，何以平賊，何以安民？曾國藩向鮑起豹發去文書，要求他逮捕帶頭鬧事的綠營兵，以杜私鬥之風。
鮑起豹決意要借這個機會好好教訓教訓曾國藩。他故意將幾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綁捆起來，大張旗鼓地押送到曾國藩的公館，同時派人散佈曾國藩要嚴懲這幾個綠營兵的消息，鼓動軍人鬧事。綠營一傳二、二傳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憤，紛紛上街，遊行示威，要求曾國藩釋放綠營兵。長沙城中一時大亂。
張亮基調走之後，湖南通省官員都和曾國藩氣味不投。出了這個事，滿城官員都關起大門，袖手旁觀，心中暗喜。“營兵既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等著要看曾國藩的笑話。綠營兵見狀，膽子更大，居然開始公然圍攻曾國藩的公館。
曾國藩的公館就臨時設在巡撫衙門的射圃裡，與巡撫駱秉章的辦公室僅一牆之隔。曾國藩以為綠營兵膽子再大，也絕不敢武裝攻擊他這個二品大員。所以被綠營兵包圍後，他還若無其事地處理公文。不料綠營兵竟然破門而入，連傷了他的幾個隨從。連曾國藩自己都差點挨刀。曾國藩奪門而逃，幾步竄到隔壁巡撫辦公室門前，連連急叩。
綠營在門外鬧事，巡撫駱秉章聽得一清二楚，但是卻裝聾作啞，暗暗發笑。他早應該出來調停，卻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國藩來叩門，他才故作驚訝，出來調停。綠營兵一見巡撫駕到，馬上規矩下來。
駱秉章的調處辦法是命人把鮑起豹捆送來的那幾個綠營兵帶過來，他親自上前鬆綁，還連連向他們道歉，說讓兄弟們受委屈了！
綠營兵面子掙足，興高采烈擁著這幾人而去。
只剩下駱曾二人了，駱秉章一句安慰的話也沒對曾國藩說，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將來打仗，還要靠他們啊！”就轉身走了。
曾國藩氣得啞口無言。
湖南官員們眼見前一段飛揚跋扈的二品大員這次被狠狠地修理，個個眉開眼笑，把這事當成笑話，四處飛傳。一時間，滿城都是對曾國藩的譏笑之聲。“司道群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

四

這是曾國藩出生以來，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進秀才的艱難，畫稿遭人嘲笑的尷尬，比起這次挫辱來，完全不在同一個檔次。堂堂副部級官員，差點讓鬧事的兵痞殺了，還沒處講理。這種難堪在整個大清朝的歷史上，也不多見。我們可以想像曾國藩是如何心血上沖，夜不成寐。
曾國藩的第一反應當然是向皇上控告。乾脆，借這個機會把到省辦事以來所受所有排擠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陳訴一番！
然而細一想，他就知道這種做法行不通。這一道奏摺上去，頂多打倒一個鮑起豹，能把湖南全省官員都搬倒嗎？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員，那麼以後他在湖南的處境，豈不是更要寸步難行？
經過幾夜不眠的反思，曾國藩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好漢打脫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長沙官場糾纏爭辯，而是卷起鋪蓋，帶著自己募來的湘軍，前往僻靜的衡陽。全省官員瞧不起我，我不爭一日之短長。等到我在衡陽練成一支勁旅，打幾個勝仗給你們看看，那時自會分出高下。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辦法！

五

咸豐三年八月，曾國藩帶著受傷的自尊心到達衡陽，開始赤手空拳創立湘軍。
確實是赤手空拳。
剛到衡陽，曾國藩面臨著五無：
一是無辦公場所。
二是沒有名正言順的職權。開始他想掛上“統轄湖南湘軍總營務局”的牌子，寫好之後，又感到不妥：正是他過分張揚的言行使他與湖南官場呈現緊張狀態，這個牌子一掛出去，必然會引來湖南官場的再次攻擊。因為諭旨中明確寫明他的權力是“幫辦”，而不是“統轄”。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來。
三是還沒有經驗。軍事是高度專業化的，進士出身的曾國藩沒有當過一天兵，對於行軍佈陣，帶兵訓練，沒有一點實際經驗。如何招兵，如何籌餉，如何採購武器，如何編營，如何訓練，如何制定營規，如何選擇軍官，如何設定軍餉標準，如何排兵，如何佈陣……太多環節要從頭學起。
四是沒有朋友前來幫忙。長沙之辱使曾國藩臉面喪盡，人心離散。不但通省官員們不齒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燾、郭崑燾、劉蓉、左宗棠，也都認為他行事魯莽，難以成功，竟沒有一人願意前來幫他。
當然，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難，真正的困難是第五條：無制度保障。
文人練兵，這在大清史上是頭一遭兒。湘軍從出生這一天起，在舊體制內就沒有安身之處。它就像一個私生子一樣，不但被八旗綠營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體系所接納。它的最大敵人，不是太平軍，而是舊體制。這種體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沒有軍餉來源。
按理說，皇帝交給曾國藩的任務是練兵，軍費自然應該由國家供給。問題是，當時國家財政收入用來供給綠營軍餉尚且不足，不可能為他專撥經費。湖南省官員既與他關係緊張，自然也不可能為他慷慨解囊。畢竟，練兵這個任務，是曾國藩自找多事，並非國家或者湖南省政府的計劃。曾國藩身為不倫不類的“幫辦大臣”，沒有財政權和稅收權，根本不可能開闢固定餉源。
然而對於一支建設中的軍隊來說，錢太重要了。錢就是空氣，錢就是生命，錢就是潤滑劑。沒有錢，大至招兵買馬，採購武器，小至辦公經費，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動。曾國藩說：“籌餉更難於督兵”，“大抵軍政，吏治，非財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

六

可以說，如果沒有長沙之辱的刺激，曾國藩不可能克服這五難，開創湘軍。長沙之辱如同一根針紮在心裡，讓他時刻難以自安，終於苦苦支撐，慘淡經營，斬關奪隘，排除萬難。
沒有辦公場所，他就借住在一戶祠堂裡。
沒有名位，他只好照舊用長沙時用過的“湖南審案局”五個字，來接送公文。
沒有經驗，曾國藩就自己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認真思考綠營兵種種弊端之原因，創造了許多嶄新的軍事原則，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選樸實山農。比如“將必親選，兵必自募”，比如實行厚餉和長夫制度。這些創新，都是軍事門外漢曾國藩殫精竭慮集思廣益的結果。事實證明，曾國藩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軍日後的成功正是基於這些制度基礎。
制定軍事原則難，具體的籌備工作更難，曾國藩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斷失敗，不斷犯錯。我們不談陸軍，先來看看曾國藩是如何創建水師的。
有水師就要有戰船，曾國藩找來湖南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沒有一個人知道怎麼造戰船。
曾國藩開始想造木排禦敵。他異想天開地認為，“蓋船高而排低，槍炮則利於仰攻，不利於俯攻。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動不能戰。排雖輕，免于笨，尤免於晃”。然而事實證明這不過是紙上談兵，造好木排一經試驗，發現木排順流尚可，逆水行排則極為遲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當敵，不啻兒戲，於是改弦更張，一心造船。
既然無人會造，曾國藩就自己設計。湖南湖北賽龍舟風氣很盛，於是他命人以龍舟為制，造了一批“曾氏戰船”。曾國藩自己說：

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為何物，工匠亦無能為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日龍舟競渡，最為迅捷。短橈長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為主者，不盡關乎風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為戰船。

然而一試驗，“曾氏戰船”容易傾覆，根本打不了仗。費盡周折，曾國藩終於找到了明白人。從長沙前來的守備成名標向曾國藩介紹了廣東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樣子，又過幾天，同知褚汝航從桂林前，向曾國藩介紹了長龍船的造法。於是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設立兩個船廠，大量製造快蟹、長龍、舢板戰船。“兩廠之船，往來比較，互相質證。”兩位軍官本身並非工匠，他們只介紹了外地船艦的大體模樣，至於船的具體結構尺寸，乃至每一個部件，他都要和有經驗的工匠反復設計，不斷試驗，史載曾國藩“創建舟師，凡槍炮刀錨之模式，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三更制以極其精。”字字不虛。經過反復試驗，終於建成十營水師。曾國藩建軍，確實篳路藍縷。

七

然而比起籌餉來，以上這些都算不上艱苦了。
關於軍餉，曾國藩想來想去，只想出了一個辦法：勸捐。也就是說，勸那些大戶捐款，回報是由國家授予他們一些榮譽性的虛職。他在衡陽設立勸捐總局，派人四處勸捐籌餉。
然而，曾國藩本身非官非紳，權力不明，收據由曾國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從咸豐三年八月到咸豐四年底，總局費盡口舌，一共才弄到一萬九千多兩銀子，根本無濟於事。勸而不動，他只好強行勒派。巨紳們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動用拘押手段。結果得錢不多，招怨不少。曾國藩因此歎息：“勸捐之難，難於登天，費盡心力，迄無一獲。”
甚至因為勸捐，他還得罪了皇帝。原來已故湖北巡撫楊健之孫楊江，急公好義，主動捐輸軍餉兩萬兩銀子，解了曾國藩的燃眉之急。曾國藩感動之下，想把他樹為表率，帶動捐輸事業，於是上疏請旨，請朝廷批准將楊健列入祀鄉賢祠。
楊健生前為官平平，且受過處分，其官聲、治績均不足以入祀鄉賢祠。不過兵務緊急，同意他這個請求也算不上什麼大事。不想精于小事忽于大計的皇帝根本體諒不到曾國藩的難處，恪守“名位不能輕易予人”的教條，大發雷霆，將曾國藩痛駡一頓，說他“所奏荒謬之至”，並且說“（曾國藩）實屬袒護同鄉，以私廢公，顯背聖旨，可惡已極。……著交部議處”。
而京官們部議的結果竟提出給以革職的處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國藩這樣的人缺不得，於是將處分改為降二級調用，使曾國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八

重重困難之中，曾國藩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長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鬥志。
吃盡了千辛萬苦，曾國藩終於練成了一支一萬七千人的隊伍。咸豐四年四月湘潭之戰中，湘軍水陸不足萬人，與三萬之眾的太平軍作殊死戰，十戰十捷，以少勝多，殲滅太平軍萬餘人。這是太平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勝利。
接到戰報，咸豐皇帝大喜過望。自從鎮壓太平軍以來，他所接到的都是兵敗如山倒的失敗報告，這樣重大的捷報還是頭一次。皇帝發出一系列上諭，嘉獎湘軍，還特命曾國藩單銜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撫一人之外，曾國藩皆有權調遣。這道上諭從根本上轉變了曾國藩在湖南的政治地位。上諭先發至巡撫衙門，駱秉章接旨後，立即帶著藩、臬兩司等一班官員，擁著一抬綠呢空轎，親自來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國藩入城。罵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當晚單獨拜會曾國藩，懇切檢討過去的態度。曾國藩的仇人鮑起豹則被皇帝下旨嚴責，革職拿辦。
曾國藩的打掉牙和血吞，終於取得了勝利。他用自己的艱苦奮鬥，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說，沒有長沙之辱，就沒有曾國藩後半生的功名事業。這一次挫而後奮的成功，給了曾國藩一次印象極深的自我教育，更強化了他愈挫愈奮，百折不撓的性格特點。從這次經驗中，曾國藩領悟到，對於有志者來說，挫辱是最大的動力，打擊是最好的幫助。咬緊牙關，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養自己意志和決心的營養。這構成了曾國藩生命經驗中最核心的部分。幾十年後，他還在家書中教育兒子說：“天下事無所為而成者極少，有所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時”，“只有逆來順受之法”，“所謂好漢打脫牙和血吞，真處逆境之良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