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的強者：吳佩孚大傳(全二冊)（簡體書）

袁世凱在被迫宣佈取消帝制，恢復“中華民國”年號近3個月後，病亡，北洋軍閥集團分裂成直、奉、皖等派系。為掌控北京中央政權，各派逐鹿日漸激烈。1920年吳佩孚在直皖戰爭中擊敗皖系，權傾中央。1922年4月底至6月初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48歲的吳佩孚任直軍總司令，使張作霖12萬人的奉軍敗北山海關外。赫赫武功讓吳佩孚聲名鵲起。這個有著“一嘴短短的紅鬍子，長臉高額，鼻相很好”的直系軍閥被稱為當時的“中國最強者”，於1924年9月8日成為首次亮相美國《時代》雜誌週刊封面的中國人。是時，吳佩孚掌握著直系最多的兵力，擁兵數十萬，虎踞洛陽，其勢力影響著大半個中國。吳佩孚一生飽讀聖賢之書，人稱儒帥。一生堅守三條信念：不斂財，不納妾，失意後不進租界。這三條他都做到了。在他失意後日本願意給他提供資金槍械，扶持他東山再起，被他嚴詞拒絕。

郭劍林教授，1955年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1959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師于戴逸教授。1962年在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曾任中國近代軍事史研究會理事，中國管理科學院特約研究員、終身研究員。長期從事哲學、中國近代史、近代中國軍事史、中華民國史、北洋系興衰史的教學與研究。先後出版了大型系列叢書《民初北洋十大將帥真傳叢書》《民初五大總統系列叢書》《一代梟雄吳佩孚大傳》《北洋政府簡史》《北洋軍閥史稿》《瑰異總統袁世凱》等，同時發表研究論文45篇。

《弱國的強者:吳佩孚大傳(上下)》在民初政壇、軍界，在怵目驚心的內幕秘聞里和北洋系群體中，橫空而過的吳佩孚震蕩著中國近代史，值得大書特書。

吳佩孚(1874—1939)是中華民國史上北洋系政治軍事集團統治時期的佼佼者。他于維新運動走向高潮時以秀才的英姿投入沙場軍界，并漸由偏稗薦躋將帥，位極人臣。
1918年8月2日，吳佩孚首次從湖南衡陽前敵通電“罷戰主和”、“撤防北歸”，返旆北指，責師抗上，興兵問罪，提倡全國一體罷戰，反對分裂，實現和平統一，是其第一次義舉和政治亮相，影響巨大，意義深遠，從而獲得全國贊譽。
1920年7月17日，倒皖取得大勝，重創日寇，收外交奇功，虎踞中州而威震中原。1924年9月18日，吳佩孚“四照堂點將”如日中天，而戰張失敗，度過了鼎盛時代。
1927年5月16日北伐戰爭中一敗涂地，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生命遂告終，且貧困潦倒，狼狽入川，過寄人籬下的生活，再衰三竭。
至1937年九一八國難起后，吳氏蟄居首都，作燕山寓公，研究孔孟、佛道之學，著述《春秋》之義。而日寇占領平津之后，他拒敵偽之誘降，以凜然不可侵犯之浩然的民族正氣，斗敵折奸，保持晚節，結束了他叱咤風云而又艱難曲折、大起大落、頗具傳奇神秘色彩的一生。
解放前至今，中外已出版數種吳佩孚傳：《吳佩孚歷史》，《吳佩孚》(法文、俄文、日文、中文)，《吳佩孚傳》上、下冊，《吳佩孚將軍生平傳》，《秀才軍閥吳佩孚》等。其他片段的敘述或“書牘”亦有一些。上述研究成果，是筆者撰寫本傳的參考書，對本書大有裨益。同時，本書還吸收了近年發表和出版的論文、專著成果。
由于這一領域曾長期被視為“禁區”，造成空白點較多，以及各時期、各家著述的描繪和評論，形象性和結論大相徑庭，且譽之者關、岳復生，毀之者“盜匪”不若，“秀才軍閥”、“反面人物”一類的斥責充人耳目。眾多專家指出“近代史需要重寫”，所以很有必要對吳氏其人作一番系統、全面、準確的介紹與研究。本書力圖在占有大量新資料的基礎上，以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實事求是，用新角度、新觀點分析研究這位獨特的舊式軍人、愛國民族將領。
事實上，上面提到的著作，無論是敘事還是論人，均大有商榷余地。何況有些作品問世經年；有的則下限結束過早(僅寫至1920年)；有的敘事十分簡略；有的則系報刊、新聞摘編；有的屬于軼事傳奇、傳記文學作品；有的則是故舊摯友的回憶錄，等等。其間錯漏、片面不實之詞甚多，似難以進入學術信史的行列。而其資料出處和可信程度，更難尋端緒。尤其是評論觀點和褒貶分寸，以“階級斗爭為綱”，更不能茍同。
諸如，一種意見認為，吳佩孚是“革命將軍”、“民族救星”，歌頌備至；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他“不過是英國和美國帝國主義者所理想的既能為帝國主義所利用，又受人民擁戴的英雄”，“能狡猾地利用時機，欺騙人民，勾結帝國主義而比較不露出顯著痕跡”；第三種是搞所謂的一概罵倒，“吳佩孚是個窮兇極惡的反動軍閥”、“賣國成性的帝國主義的‘乏走狗’、‘準漢奸”’，毀謗之詞不一而足。
筆者認為，必須將吳氏一生事功、品格、言行放在他活動的那個時代并充分地占有資料來考察，呼應并出，以存江山人物之真。吳氏既具有濃厚的中國儒將所獨有的執拗個性，又具有中華民族愛國將領的廣義共性；他終身奉行“四不主義”(不出洋、不入租界、不借外債、不蓄私財)的優良品質使其在外國侵略者猖獗的年代，以及軍人割據混戰的國度里贏得了普遍喝彩；而他以接續新儒家“道統”為己任的學術思想和言論，以膺服宋明理學為宗旨的理論與實踐，力圖“援西入儒”、“返本開新”而使他在民初政局紛亂中巍然突起，憑的正是他那種民族本位、反抗外來侵略的愛國忠義之氣，走的是“西學中用”的改革道路(詳見十二章)。
有人評論說：在民初政壇、軍界云詭霧譎、觸目驚心的內幕秘聞里和北洋系群體中，一代梟雄如袁世凱，沉穩如段祺瑞，腐敗如張勛，平庸如曹錕，豪邁如張作霖，粗魯如張宗昌，均不值得敦厚史家之一提。唯像彗星般地驀然橫空而過，震蕩著中國近代史久久不息的吳佩孚，值得大書特書。雖未免有言過其實之嫌，但足見寫好吳傳對后學啟迪之受用和傳主在中國近代之歷史地位與價值。
我是從縱的方面要寫出吳氏所處的那個轉型過渡、波瀾壯闊的時代，北洋系群整體活動的壯觀畫面，以及吳本人千里涌瀉、“儒將之風”而又坎坷不凡的一生的是非功過：從橫的方面也企圖透過其人的全部歷史和全部活動看到同他相關的那些背離時代潮流而縱橫捭闔的北洋系將領興衰沉浮的大體輪廓，相信會有某些可尋的歷史發展規律可供人們借鑒，從而予吳氏以客觀公允的歷史評價，以期對研究復雜而又頗具特色的歷史人物有某種意義的參考價值，尤在肯定吳佩孚的民族愛國精神。
關于“軍閥”，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尚無統一的科學定義。有的提出劃分“軍閥”的“三條標準”(軍隊、地盤、賣國)；有的提出“六條標準”(加獨裁、殘民、割據)。我在《北洋軍閥史稿》一書“序論”中列舉了“五大特點”，實際講的是“五條標準”。然而，經過近幾年研究北洋史后反復思考，論證確感“太玄”，似找不出幾位完全符合“幾條標準”的“軍閥”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東亞系ArthuvWaldmn教授在《變幻的軍閥：20世紀中國人對暴力、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理解》一書中，談的是“暴力、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也不是指某一個人是“軍閥”分子。故本書為了科學嚴謹而一概不提“軍閥”二字，以免先入為主，戴上有色眼鏡或任意用先驗的標準去看待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
“軍閥”是一個毋庸爭辯的極端的貶義詞。比地主、官僚、政客嚴重得多。而賣國媚外，殘民以逞，是其本質，似無疑義。既定為“軍閥”，按以往的論著，均在“反面人物”之絕對否定行列。這種一成不變的公式、概念、教條，是非常要不得的。
我黨早期理論家、革命領袖以及在“六大以前”黨的文獻中，確有所謂“進步的軍閥”、“思想比較進步的軍閥”或“未為帝國主義所收買的軍閥”等提法。我國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陳旭麓教授發表關于“愛國軍閥”的論述。就是說，以前即使提“軍閥”概念，還是要進行具體地、歷史地分析，做了好事，應予以肯定。為做過種種好事的吳佩孚說說公允話，實事求是地進行評價，以還其愛國民族將領的本色，是寫吳傳的主要任務和基本目的之一。
一部中華民國史是極為錯綜復雜的。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英雄來自人民，是時代的產兒。但統治者亦有他們的英雄人物，歷史著作也要記載他們的活動。而像林則徐、清流派、洋務派、改良派以及北洋系的一些大人物對封建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愚昧、野蠻、虛偽和頑固性的沖擊與斗爭，亦有其歷史光輝篇章，沖擊力和挑戰性是多層次、多方面合力進行的。他們中的改革、開放派對發展近代中國的生產力、發展近代中國政治、軍事、文化和教育，一定程度上具有開拓、進步意義，而吳佩孚所擁有的民族精神，必須予以進步意義的肯定評價。
學術研究要多角度的探討。不僅要縱向思維，而且要橫向思維，要多層次地思考，切忌片面性和單一化、簡單化、臉譜化、斗爭化。
誠然，“愛國者”、“民族性”與“殺人如麻”聯結在一起是很難頌揚其建樹的。但歷史人物也就是在矛盾中度過了自己一生的。這位歷史上的“大人物”的思想、活動及所處的歷史環境、時代思潮之背景、家庭之教養、交往、利益、性格、品德、興趣以及由此而決定的他的表現或奉獻，不可能不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歷史的進程產生巨大影響。事實上具有正、反兩方面的性質和意義，絕不能只講一面。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認真地反思和總結近代中國若干影響大的歷史人物，客觀公正科學嚴謹地重新編寫中國近代史和近代人物傳記，將是大有啟迪價值和社會效益的研究工作。
吳佩孚以一個中高級軍官的身份登上中國政治軍事舞臺的時刻，正值中國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歷史大變動時期。在五四風潮中，他的愛國民族精神和行動大放異彩。他認為，國民精神，全在倒皖反日；維護孫中山制定的《臨時約法》，要“安內攘外”，“外爭主權，內懲國賊”。而執政的安福、皖系與此恰恰相反。他們“置外患于不顧，破壞法律，專事內爭，殘殺同胞”。這是“輕重倒置措施”，“亡國滅種”政策。在行動上，吳氏支持學、工、商各界的“三罷”愛國運動，并整頓所部軍隊，誓以武力作外交后盾，鄭重宣言：軍人以衛國為天職，反對巴黎和會對中國的無恥分贓，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和中日直接交涉，誓死御外侮、保主權、安國本，愿為祖國“敢效前驅”，抗日到底！
不是別人和其他政治勢力，而正是吳佩孚率直系官兵扮演了安福、交通及皖系三系掘墓人的角色。直皖一戰，該三系苦心經營的邊防軍、西北軍被全殲，他們在北方的勢力基本被摧垮了，頭目被抄家、通緝、嚴懲。這一結局，在中國共產黨尚未登上社會歷史舞臺之前，是當時任何階級、政黨難以辦到的。吳氏在五四時期的言行是與五四精神相唱和并同日本帝國主義相對抗的。實有收回山東主權之大功。“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營壘中吳佩孚的力量不可小覷。
九一八以后，尤其七七事變以后，北方政局大變。而上海戰爭爆發，國難更加深重。斯時吳氏在京，無兵無權，作燕山寓公。日本侵華特務頭目土肥原賢二不但企圖借重于吳氏昔日威望，作日寇的華北五省傀儡，使整個華北“滿洲化”，而且妄圖利用他招納原北洋系余孽，以“和平運動”為旗幟，進一步游說他充當全國漢奸總頭目，建立“吳七汪三”中央傀儡政權。吳以民族大義為重，再次置生死于度外，斷然拒絕日特要求，死于日寇之手，充分表現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本色，永遠可歌可泣！
正因為如此，董必武才撰文熱情洋溢地鼓勵他保持晚節，給予高度肯定的評價。
應該說，吳佩孚一生都在奮力抗擊“侵華亡我之心不斷升級”的日本帝國主義。但史實證明他同時也絕不為英美等西方列強所利用。吳與英美的關系同樣地堅持了愛國民族立場。戎馬生涯為吳氏譜寫了一副反對外來侵略、仇視民族敗類、堅持民族正氣的民族英雄將領的形象。嚴峻的自我實踐表現，真實的個人品格修養，獨特的不畏強暴的生活道路，確有諸多方面值得世人贊賞。在近代反侵略斗爭中為中華民族稍留骨氣，這一點在同類軍人中顯得非常有價值。
吳佩孚政治思想的基本特點是：以孔孟道統為主體，以程朱理學為宗旨，一生崇奉“桃園結義”之關云長和“精忠報國”之岳武穆。他以對古代英雄豪杰頂禮膜拜，而篤信中國原有傳統文化、“國粹”，繼承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和民族精神，這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能發揮其正統的倫理觀念而引出愛國的思想和行動。這位中華民國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從英美、蘇俄到蔣介石，從中國共產黨到整個社會上層、人民群眾均以禮相待的特殊軍人，以他在五四和抗戰兩個階段的民族大義、思想深處的“夷夏之辨”作了很好的“蓋棺論定”。就此兩時期而言，吳佩孚有資格彪炳千古、昭垂百世。
吳佩孚的個性特點，正如金梁在其《瓜圃述異》里將吳佩孚、齊白石、賽金花列入“燕山三怪”所說：“故都人海，形形色色，無奇不有，而畸人異客，……僅流俗所稱三數人耳。”吳氏“怪”在哪里？金梁認為：“他敢為大言，遇事饒舌。”“此人每值大挫折，輒談笑自若，從不灰心。常言：‘拿破侖字典無難字，我一生無悔字。’”吳氏確實有孤芳自賞和高自標榜的弱點。其作為軍人性格倔犟和不怕死的長處，是成就大事的必要條件。但他同時自負過甚，目中無人，且信口開河，又損其“名譽”而導致最終失敗。
從吳佩孚的表面現象看，他是個十分自信的歷史人物。然而，他的自信失去了正確認識自己的能力，從而使其不能正確地對待他人(包括幕友)的批評。吳的自信介于自傲與自卑之間。因此，在吳氏的言行中常常戴著自傲的假面具。而在掩飾過程中他那某些聊以自傲的資本，諸如“問卜”之類被他自己不適當地夸大了補救作用。當然，憑空說大話，也是很容易被事實戳穿的。一旦被戳穿，自卑者便陷入了更加強烈的自卑感之中。
吳氏在發跡之前，地位不足稱道，長時期地處于深深自卑的生活中。他沉默寡言，保持著“孤獨”的狀態。這正是他防范別人侵犯和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發跡之后，他便由自卑一躍而自傲，雄辯滔滔，不可一世。其資本是秀才學歷和北洋出身，“文武兼資”及“軍事奇才”而無一相比。
吳佩孚發跡后仍流露出自卑與其出身寒微有關。而出身寒微又受過封建等級教育和影響，自然不可能不產生自卑心理。這也正是他千方百計地“考證”其祖系血統高貴的由來。自卑與自傲交替表現的性格，決定他歸根到底不是什么“常勝將軍”，而是一位“失敗英雄”。然而，國學大師章太炎仍評論說：民族將領“吳公一生持躬廉政，光明正大”，其缺點是“剛愎自用，氣度狹小”。故章氏贈吳一副對聯作為座右銘曰：“聞過則喜，見喜則拜，若諸葛之公明，能集田庶廣益哉；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以周公之才美，若驕吝不足道矣。”
吳以軍事起家，鎮壓二七罷工，由“聯赤”到“討赤”，從武人干政到武力統一，或許是抱有“愛國、建國、富國宗旨”而進行一場場南征北戰，制造了一幕幕政潮，以及數年的直系武力統治，是本書批評的重要內容和敘事論人的史實骨架。
因此，從總體上說，對吳氏的“愛國熱情”和“歷史地位”是分階段的而不是籠統估價很高的。吳始終未能脫離“大北洋主義”一步，又不能與文治總統徐世昌合作；他將精華與糟粕混為一談而排斥了新思想、新道德、新理論；他一生從政治軍的指導思想求助于易理而遠離了政治現實，落后于時代精神，是其愛國主義的悲劇所在。這就清楚地告訴人們：愛國主義的偉大美德，若不與時代精神相結合，必然地在歷史上不能發揮其巨大作用，并且必將減弱它所固有的民族傳統光輝。
但是，不管從何種角度來看，論民國歷史的來龍去脈，既不能缺吳公舉北洋人物之“是非功過”，亦不能缺此傳，并應對他再研究、再認識。近十幾年來，我國隨著改革開放創新的不斷前進，發掘、整理、出版了汗牛充棟的檔案資料、日記雜著、人物傳記及年譜、資料匯編、各地“軍閥史料”、《北洋軍閥》(6卷)、《北洋軍閥史料》、名人專集、近人論著、報刊雜志，等等。為撰寫和研究北洋系有較大影響的人物傳記提供了系統、全面的第一手資料，成為在事實弄清楚的基礎上進行科學論證、了解人物事件間的內在聯系新的依據。對吳佩孚這一動人心魄的人物，有條件獲得較為接近歷史本來面貌和較為客觀可靠的共識了，從而為改變以往研究中大量不實之詞和以訛傳訛、純屬文藝創作性演義描繪，及對他在民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較為明晰、科學、準確的評述提供了條件。
筆者既有非著不可之感，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民國史、北洋系興衰史及中國近代軍事史的過程中，搜集資料，欣然命筆，陸續寫作了14個春秋，呈60余萬言的吳佩孚傳獻給讀者，以為引玉之磚，敬請指教和匡正！
1991年10月于南開園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