衝突與治理：中國群體性事件考察分析（簡體書）

《衝突與治理：中國群體性事件考察分析》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主要採用實證研究方法，對中國群體性事件進行考察和比較分析，歸納其異同，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演變規律和處置策略。
作者認為，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群體性事件呈“易發”、“多發”態勢，其中2004年四川“漢源事件”、2008年貴州“甕安事件”和2011年廣東“烏坎事件”頗具“標本意義”。從驅動力量上看，群體性事件分為“利益表達”、“不滿宣洩”和“價值追求”三大類，可在“集體行動”和“集群行為”兩種學理視角下予以觀照。源於西方的社會衝突理論，並不能完全涵蓋中國複雜多變的群體性事件現實。尤其是那些由不特定多數人發起、明顯針對黨政機關的體制外活動，亟需在借鑒現有理論資源的基礎上給予更加切合實際的本土化解釋。對於中國群體性事件，應從處置思維、體制變革、操作技術等多個層面著手化解。而尋求社會衝突的治本之策，實現長治久安，則有賴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發展和完善。
本書的主要讀者，除了理論工作者和政策研究者外，應是廣大黨政幹部，因為本書探討的問題與他們的工作密切相關。在中國群體性事件高發態勢下，作者的理論觀點和政策見解值得廣大幹部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思考。這是一部適合各個層面讀者閱讀的書，是一部值得廣大黨政幹部認真研讀的書。

王賜江，博士，主任編輯。1974年生於河南信陽。曾先後學習漢語言文學、新聞學和政治社會學。2002年通過首屆全國統一司法考試，擁有法律職業資格：2007年考入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深造.2010年獲法學（政治社會學專業）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發展和社會穩定問題。現供職於人民日報社，2008年獲“全國抗震救災宣傳報道先進個人”稱號，共發表時評、論文和調查報告百餘篇。

《沖突與治理:中國群體性事件考察分析》的主要讀者，除了理論工作者和政策研究者外，應是廣大黨政干部，因為《沖突與治理:中國群體性事件考察分析》探討的問題與他們的工作密切相關。在中國群體性事件高發態勢下，作者的理論觀點和政策見解值得廣大干部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思考。《沖突與治理:中國群體性事件考察分析》是一部適臺各個層面讀者閱讀的書，是一部值得廣大黨政干部認真研讀的書。

第一章導論
一、中國處於群體性事件多發期
二、群體性事件研究現狀評述
（一）群體性事件界定及分類
（二）集體行動研究概述

第二章“甕安事件”演變過程
一、謠言擴散
（一）傳言滋長
（二）政府闢謠
（三）謠言如何傳播
二、官方應對
（一）調解失敗
（二）官員缺位
三、衝突爆發
（一）誰先動手
（二）有無死者家屬參與
（三）是否系黑惡分子組織策劃
四、強力善後
（一）安撫家屬
（二）問責官員、懲處嫌犯
（三）化解矛盾
五、小結
（一）警方處置方式不當引起死者家屬和民眾不滿
（二）死者之叔被打激起更大怨忿
（三）限期安葬點燃已升級的民憤

第三章“甕安事件”深層原因
一、經濟增長難改基本縣情
（一）優先發展工業戰略的實施
（二）產業結構和財源結構發生巨變
（三）甕安主要經濟指標與州、省及全國平均水平的比較
二、群眾利益相對受損
（一）陷入困頓的礦區居民
（二）心願難遂的電站移民
（三）激忿不已的被拆遷戶
三、治安狀況混亂無序
（一）刑事案件高發難破
（二）濫用警力現象突出
（三）“幫派文化”盛行校園
四、社會矛盾日積月累
（一）問題由來已久
（二）積案引發衝突
五、小結
……
第六章中國群體性事件的發展趨向
第七章群體性事件的處置思維和策略
主要參考資料
後記

但干部們的勸說收效甚微。夜幕漸沉，有人開始沖到縣政府里打砸，甚至抱來成捆的煙花禮炮，對著公安局大樓的樓頂“轟”。禮炮一個個在樓頂上炸開，站在馬路邊的攝影愛好者王誠用攝像機拍下了這一切，鏡頭中，隱隱可以看到警察和當地官員困在樓頂無處可退。
從以上描述可以看出，在“游行請愿階段”這一政府本來可以有所作為甚至能夠遏制事態惡化的過程，甕安地方官員基本上對此完全放任。起初以中小學生為主體的十多人游行隊伍，從大堰橋出發到老環城路，路過的七星村住著上千水電工程移民，一些對補償和安置問題不滿的移民加入了游行隊伍；通過老環城路后，游行隊伍拐到了北東路，這兒坐落的甕安三中正是李樹芬生前就讀的學校，更多的中小學生加入其中；游行隊伍離開北東路來到文峰中路時人數已成百上千，沿街商鋪較多，又有許多人尾隨游行隊伍；請愿者在縣政府門口停留了大約半小時，但無人接待，16時許隊伍涌向距縣政府100米左右的公安局。“當隊伍來到縣委和政府辦公樓時，人群已匯聚了逾萬之眾，里面有學生、移民、店主、碰巧在縣城的村民、服務員、按摩女，甚至公務員、警員家屬，男女老幼——這個縣城的所有階層。”
盡管“游行請愿階段”持續1個半小時左右，甕安縣主要官員并非一無所知，但是沒有采取有效的應對措施。在隊伍游行至文峰大道時，雍陽鎮派出所所長和玉華鄉政法委書記向副縣長肖松報告了這一重要動向，肖松立即向同在縣電信局電視電話會議室的縣委書記王勤匯報，王勤安排肖松去現場、自己則繼續開會。之后，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宋輝接到有人開始打砸公安局的消息，前往縣政府并將情況報告了在都勻的縣長王海平，王海平于晚6點多才趕回縣城。王勤接到肖松“現場小青年比較多”的情況反映后，立即打電話給縣教育局局長，要求通知各校校長帶教師去現場勸散學生，然而為時已晚，打砸搶燒已經開始、局面失控。
當群情激憤的民眾大規模與警方對峙時，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使事態迅速惡化，此時官員出面尋找協商機會的成功可能性很小。在“暴力實施階段”，形勢混亂、情況復雜，其實已無協商對話的可能，官員倘若此時出面勸解不僅于事無補，還很有可能受到傷害。由于打砸搶燒活動已突破了法律所能容忍的界限，社會危害性較大，因此這時則應依法果斷處置。基層政府對游行、靜坐、示威等非暴力行為一般可采取組織警察維持秩序、靜觀事態發展等柔和態度，但是一旦發生暴力行為就應迅速予以制止、盡快平息事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