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和文存．第二卷（簡體書）

《思和文存（第2卷）：文學史理論的新探索》共分為四輯，主要內容包括：民間文化形態；共名與無名；潛在寫作；世界性因素。

《思和文存(第2卷):文學史理論新探》由黃山書社出版。

但是民間呢？應該看到，經過了“文革”以后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民粹意識，對苦難深重的民眾抱有近乎夸張的感情。但是當《悠悠寸草心》、《蝴蝶》等作品尖銳地指責一些官員在恢復原位以后就背棄了對民眾的責任的同時，似乎很少涉及知識分子自身對民眾的態度；當《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等小說揭示了農民的辛酸和痛苦時，似乎也是把主要的意義所指放在有關農村政策上面。民眾的生活場景轉化為故事，是為了說明作家關于社會理想和現實批評的證據。民間的生活因為貧困而苦難重重，因為愚昧而冥冥無望，為改變這樣的命運和這樣的苦難，知識分子理直氣壯地設想了種種方案，并希望對廟堂的決策者發生影響。這些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在困頓時期都曾下放底層，對民間的真實生活不可謂不了解，但奇怪的是。一旦民間出現在他們的筆底，立刻演化成他們先天擁有的思想優勢。民間生活世界就像是卡夫卡筆下的城堡，知識者在其間轉了半天，結果還是面對著自己。
在知青一代作家的作品里，這種狀況略有變化。知青在“文革”期間上山下鄉自然各有苦衷，本來這會成為“傷痕文學”中的一個重要題材，可是由于現實方面的壓力，知青現象的真相至今仍然是個敏感話題。知青在返城后遭遇的種種失落，反而促使他們對于農村山野生活產生了回味，這種回味包含了對自身已經失落的青春、理想、夢幻的追尋。再說知青一代的成長教育期正逢“文革”年月，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和責任感都沒有王蒙張賢亮一代人那么濃重，自然也不像他們那么矯情。民間的生活場景在他們的回憶里逐漸展開，多少接近一些生活的真相：我們在那遙遠的清平灣里，能體會到陜北農民在貧困中對生活所持的民間歡欣哲學；在那茫茫大草原上，我們也能感受到老牧民們在知識分子看來是愚昧麻木的精神狀態中表現出克服苦難的驚人毅力。知青作家們正是在親近民間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的時候，開始接近民間的文化形態，尋根文學的最初提出者都是知青作家，這個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巧合。
1985年是中國文學變化最大的一年。從表面上看，這種變化與現實政治對文學的壓力有關。1979年是現實主義文學創作最繁榮也是最為尖銳的一年，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廣場意識高揚的一年，但隨著《假如我是真的》、《飛天》、《女賊》等劇本受到批評，這股現實主義思潮初遇厄難。1980年王蒙就開始轉向了對西方現代主義技巧的學習，當時人們以為提倡學習現代主義技巧的主張只是一個引進上的策略，現在看來不然，它開始的目的很可能是出于現實主義的包裝，但既然開了頭，現代主義思潮就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涌人中國大陸，到了1982年西方現代主義對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已經相當深入。當然那時接受西方現代思潮最成功的仍然是知青一代作家，也許對他們來說這絕不是策略而是一種對生活的認識途徑。而一批在1970年代末已經占據了廣場的知識分子并沒有被現代主義所誘惑，他們依然如故地堅守著自己的社會政治理想，并自以為是在為民眾立言。1983年是這兩股思潮同時受挫的一年，其結果就導致了1985年文化尋根的思潮。這個創作思潮的產生原因頗為蹊蹺，不過以民族文化這樣一個模棱兩可、大而空洞的概念來取代政治、政策這樣一些具體狹隘的條條框框束縛，是當時文學得以發展的一條最可靠的捷徑。但是對一些知青作家來說，這個思潮的倡導可能還包括了尋找自身價值的要求，正如我在前面所分析的，知青一代作家的廣場意識雖然難免，但與1950年代末開始就在苦難里經受考驗、如今又重返廣場并有希望向廟堂進軍的一代知識分子相比，畢竟薄弱得多，他們既沒有1950年代培養成的理想主義作為精神支柱，現實生活中也沒有讓他們滋生出優越感。寫苦難他們寫不過上一代的作家，至少不會那樣自如地在苦難現實與虛幻理想之間玩游戲，而且那時已經不像“思想解放”那陣，苦難可以打著批判“文革”的幌子輕而易舉地給以渲染。這一代作家必須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世界來證明他們存在于文壇的意義，即使在現實中找不到，也應該到想象中去尋找。于是，他們很好地利用起自己曾經下過鄉、接近過農民日常生活的經驗，并透過這些生活經驗進一步尋找散失民間的傳統文化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