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現代化（簡體書）

《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現代化》在海內外對西方話語影響下的中國新詩現代化進行了頗富創新性的立體、系統的考察。《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現代化》分為三輯，第一輯力求匯通中西詩學資源，將詩學結構、詩學風格、詩學體系的整體把握與詩學範疇的微觀透視相結合，在純粹詩學的意義上對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理論現代化的關係進行首次整體性的研究。第二輯遵循貫通性與匯通化原則，從新的視角提供對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流派、思潮現代化的關係的獨到理論，既突出了長期受到忽視的唯美主義、現代派詩歌翻譯的積極性意義，也對台灣現代詩社、藍星詩社等詩歌社團與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的獨特貢獻與價值給予高度重視，延伸和擴展了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關係的研究內涵與空間形式。第三輯跨越中西文化的鴻溝，在中西詩學的相互溝通、相互融會中對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詩人的現代化作出較有新意的闡釋，從而在海內外首次使梁宗岱、洛夫、餘光中等融合中西的理論和實踐的超前性和獨創性意義獲得充分的敞開。

趙小琪，博士學位，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新文學學會副秘書長、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已出版《臺灣現代詩與西方現代主義》、《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當代中國臺港澳小說在內地的傳播與接受》、《比較文學教程》等個人專著、合著十余部，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社會科學戰線》、《天津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150余篇，主持或參與多項國家、省部級項目，主持或參與完成的成果曾獲多項國家、省部級獎。

《珞珈語言文學學術叢書: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現代化》在海內外對西方話語影響下的中國新詩現代化進行了頗富創新性的立體、系統的考察。

序
第一輯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理論的現代化
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的藝術成就
20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知性話語的理論維度
西方話語與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的過濾機制
中國現代主義詩學目的論建構
第二輯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流派、思潮的現代化
現代性視野下20世紀中外文學的互動
接受與過濾：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現代主義
無目的的目的——20世紀中國唯美主義文學思潮
互文性視野下現代派詩歌翻譯與詩歌創作
接受美學視野下臺灣現代詩社對西方知性話語的誤讀
接受美學視野下臺灣現代詩社符號詩的意義生成方式
藍星詩社對西方象征主義表情論的接受與化用
藍星詩社對西方象征派詩美建構策略的化用
大學生詩歌的先鋒性和流行性
臺灣作家對西方現代主義的接受方式及其局限
消解與重構——“后新詩潮”詩歌對“本體”的瓦解與重建
臺灣詩歌對西方后現代主義的接受與變形
第三輯西方話語與中國新詩詩人的現代化
梁宗岱的純詩系統論
身份沖突中家的建構與功能——余光中詩歌中家的文化功能
余光中現代詩的中西視野融合
余光中詩歌二極對應結構論
洛夫對超現實主義的認同與修正
洛夫現代詩的中西視野融合
張默詩歌的生命宇宙化傾向
后記

第一，孤寂母題表現上的差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加速著傳統理性價值觀的崩潰，人的物化，人的異化現象成為西方社會普遍的社會問題。較之因空間變異而引發的孤寂，這種因時間變異而引發的孤寂更能代表這一時期西方人的情感特點。反觀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的臺灣，社會結構尚停留在一個“半工業半農業”的狀態，人民的“社會生活并沒有達到現代化的水準”。因時間變異而出現的孤寂情緒不能說沒有，但還沒有演化成十分顯著的社會現象。與之相比，因空間變異而引發的孤寂情緒對臺灣社會的沖擊力更大，影響力也更為顯著，可以說，當時的臺灣上空彌漫著一股股濃重的揮之不去的漂泊者的孤寂情緒形成的濃云。這種孤寂雖與葉芝、艾略特等人的去國離鄉的孤寂詩的形式相同，但它表現的不僅是葉芝、艾略特詩中那種某類人的情緒，而是既屬于個人，又屬于成千上萬漂泊者的集體意識和集體情緒，它與古代屈原、柳宗元等人的孤寂詩相近，兩者的孤寂都與政治對峙的現實有關，但它又不等同于屈原、柳宗元的“孤寂”，它是“內心自我放逐和政治實景的交相糾葛的產物”。在內心的自我放逐方面，它與李金發、戴望舒詩中的孤寂詩有相似之處。但李金發、戴望舒等人的孤寂“更多地反映了現代文明沖擊下的現代人的復雜心緒”。“內向性的自我開掘，咀嚼人生的彷徨憂郁，表現時代的陰暗情緒，成為現代派詩歌的主要情緒”。而臺灣余光中等人的孤寂，既與詩人的自我內心放逐有關，更與政治隔離造成的百萬人“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的集體放逐經歷有關，這種對孤寂的多種方式的呈示提供了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戴望舒等現代主義詩人不同的孤寂語境，豐富了中國20世紀現代主義詩學話語。
第二，生命形式表現上的差異。生命的理想形式在于回到生命的故鄉——彼岸世界。對于西方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葉芝、艾略特等人來說，抵達這個超越物質性的彼岸世界并不困難。因為，在西方，人們有著對上帝、天堂等虔誠信仰的傳統，盡管象征主義詩人的彼岸世界不再閃爍著強烈的舊日上帝的神性光輝，但波德萊爾的《惡之花》、葉芝的《駛向拜占庭》、艾略特的《荒原》等詩作中仍然有著自己的神，那就是與上帝同樣抽象的“世界之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抽象的“世界之靈”打破了上帝的獨裁，為人類命運的可能性開啟了神秘的大門，而波德萊爾、葉芝、艾略特等西方象征主義詩人最感興趣的，正是人類如何脫離物質世界的拘囿。覃子豪、余光中等藍星詩社詩人盡管也渴慕超越現實物質世界，進入靈性的彼岸世界，但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對超驗世界和終極價值的向往與追求的宗教精神傳統，生命即使像覃子豪《夜在呢喃》中那樣進入彼岸世界中，“暫時遺忘作為一個‘現世人’的空虛與渺微”，但因為不能承受彼岸世界之輕，不得不“馬上又為內在的意志所搖醒”，“發現自己并非那棵樹，不能超越時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