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張海林
在清末民初的中國政壇上活躍著一群海歸改革派新秀，他們以其豐富的現代知識參與了清末民初一系列的政治革新和制度設計，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社會的走向。汪榮寶是這一群體的典型代表人物。
汪榮寶出身蘇州官宦世家，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有相當深厚的舊學功底；而深重的民族災難和嚴峻的社會現實又迫使他突破舊學藩籬，出國探尋救治中國的新途徑。青年時期的他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慶應義塾，歸國后參與推行多項新政，可謂清末改革中的實干兼智囊人物，他與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時人合稱清末政壇“四大金剛”。他參與了中央和地方官制方案的草擬，堅持按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立憲政體的行政特征設置各級政府機構，力主設立責任內閣，以期通過改革實現清廷行政體制的“質變”。他是中國近代第一批憲法和法律文書的始作俑者，參與編纂和修訂《民律》、《民事訴訟律法》、《大清新刑律》等多種律例。在清末憲法編訂中其貢獻尤為突出，1908年參與擬定《欽定憲法大綱》，1911年與李家駒同被任為協纂憲法大臣，纂擬了可稱為中國近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憲法——《大清憲法草案》。汪氏可謂近代憲法實踐中的最早開創者，其篳路藍縷之功應被后人銘記。
民國成立后，汪榮寶作為體制內的公務人員，在修訂國會法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反對袁世凱稱帝等政治活動中奔走吶喊，抗辯議壇。汪氏自1914年任駐比利時公使起，到1919年擔任中國首任駐瑞士公使，1922年正式擔任駐日全權公使，至1931年因萬寶山事件辭職，在民國的外交舞臺上馳騁達十七年之久。擔任駐外公使期間，他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為外交目標，面對軍閥混戰的內外交困局面，敢于明確表達自己的政見，為改變“弱國無外交”的舊規，提出不少富于創見又適合中國國情的外交思想、戰略和主張，尤其在處理中日關系上折沖樽俎，為提升中國地位和收回國家權力作了諸多努力。
顯然，汪榮寶一生未做過中央大吏，也未在地方獨當一面，只是一名處在二三線的技術派官僚，史學家因而多年來忽視了他的存在，使他成了一個歷史的“灰色人物”。但正是他，以其實實在在的“細節操作”左右了清末民初國家政治的發展路徑和速率，可以說他是一個務實的實干家，是一個身體力行的踐行者。
書中提出了體制內海歸改革派概念，我個人認為頗有新意。誠如作者所說，體制內海歸改革派是指留學生歸國后被政府所吸納，最終進入執政系統，成為體制內成員的那部分，包括汪榮寶及曹汝霖、楊度、章宗祥、陸宗輿，等等。揆諸史料，可見該群體具有共同的特征，主要包括：具有留學經歷，具備改革所需要的專業知識，又在政府中擔任一定的職務，尊重和維護政府的權威；思想以進化論為指導，因時而化，適時革新，總體較為激進；改革實踐中卻相對穩健，更加務實肯干，注重變革的步驟和程序。考察該群體的實踐活動和思想歷程，可以看到他們熱衷于制度架構，也就是非常關注具體制度的修改和制定，力圖通過制度文明來規范政府政治權力，構建近代新式社會。換句話說，他們是在體制內從事制度編訂和操作層面的“一線人物”，也可以稱之為近代技術官僚。該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擁有左右政府決策的影響力，遇到重大問題彼此聯手、相互聲援，不僅在晚清而且在民國均屬于體制內重要力量。
趙林鳳女士在南京大學讀博時期，選擇汪榮寶這個在歷史上既重要又被人遺忘的人物作為研究對象是很有慧眼的。現在，她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廣搜資料，充實理論，調整框架，增加分量，把原來較為單薄的論文擴充成一部厚實凝重的專著，更全面、更詳實地敘述了汪榮寶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政治、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活動，更細致、更辯證地剖析了汪榮寶這個人物及其所屬群體對中國歷史進程的角色作用。她在這本著作中提出的許多富有新意的解釋方法與分析視角對我們準確評價歷史人物和把握歷史脈絡助益良多。
作為她過去的指導老師，我為她的進步甚感高興。既見其書，樂以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