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時代的路標：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簡體書）

五四，一個大師輩出、思潮激蕩、各領風騷的時代。從北京大學走出的他們--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以其各自的膽識與氣度行在新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之間。在五四之後，他們三人又為五四新文化的唯一的目的“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做出了雖然著力點不同，卻都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的貢獻。

石鐘揚，南京財經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陳獨秀研究會、中國水滸學會、中國金瓶梅學會會員。著有《文人陳獨秀：啟蒙的智慧》《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人性的倒影：金瓶梅人物與晚明中國》《性格的命運：中國古典小說審美論》《戴名世論稿》、《朱書集》校本等。

《一個時代的路標: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編輯推薦：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這三位先生，是五四時代的路標，堪稱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大護法”、“總司令”、“精神導師”，石鐘揚先生以其恣意飛揚的情感和文筆，從歷史的僵化定義中還原了五四時代，還有那一時代的大師們。本書是“可以觸摸的民國?新學”系列之一。

上篇 五四現場：思想啟蒙的境界五四學生運動：有紀律的抗議一、五四行動的第一印象二、第一個場景：5月3日北大不眠之夜三、第二個場景：從天安門到趙家樓四、第三個場景：從總統府到監獄五、五四是純粹的學生運動六、五四三人行如何行五四新文化運動：最為壯麗的精神日出一、1918年：從歡呼公理到抗議強權二、1917年初：蔡元培出長北大三、蔡元培“三顧茅廬”聘獨秀四、陳獨秀眼中的北京與北大學子眼中的陳獨秀五、陳獨秀放手招募人才與胡適之任教北大六、五四“三聖”合影七、“用石條壓駝背”的殘酷醫法八、胡適登壇說法，截斷眾流九、陳獨秀與《狂人日記》十、蔡元培在北大實行“虛君共和”制十一、蔡元培兼容並包中“倔強的堅持”十二、陳獨秀的去職與胡適的評說十三、胡適與蔡元培的“紅學之爭”十四、北大：民主自由的實驗地從此五四到彼五四：由啟蒙而救亡一、救亡乃學生先行二、變態社會裡的“人味兒”三、蔡元培出走激起的“挽蔡運動”四、大批學生的被捕與釋放五、陳獨秀的被捕與被營救六、陳獨秀的出獄與出京七、胡適的翻譯竟比杜威講學精彩八、杜威眼中的五四運動九、五四之後蔡元培為何要與學生決鬥十、疏導洪水以免成災下篇 五四後勁：再造文明的努力蔡元培：中國現代教育的奠基者一、從“四育方針”到“教育獨立”論二、“辭職大王”的不合作主義三、陳獨秀、胡適對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的不同解讀四、胡適對蔡元培教育理念的發展五、為了“這一點小小的夢想”六、魂系北大陳獨秀：終身反對派的痛苦追尋一、探討真理之總態度二、民主、科學：救時的聖藥三、從“美國思想”到“俄國思想”四、陳獨秀與共產國際五、一旦“洪水橫流”豈了得六、苦痛的覺悟胡適之：“再造文明”的設計師一、“再造文明”從人倫做起二、以廣交天下客作“再造文明”的身教三、“民國的要素在於容忍對方的言論自由”四、“政治又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五、“收穫不必在我，而耕種應該是我們的責任”六、“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七、“上帝我們尚且可以批評，何況國民黨與孫中山”八、倘使胡適做了總統九、胡適的社會主義觀十、胡適所設計的“聯合國”附錄一：新文化運動“三聖”年表附錄二：主要參考與引用書目自跋：人間正道是常識

陳鐵健
我喜歡讀簡潔明快的文字，厭惡拖沓啰嗦瑣碎。
鐘揚寫書，從《金瓶梅》、《三國演義》古典文學研究作品，到《文人陳獨秀：啟蒙的智慧》，論據妥貼，曉暢明白。可謂史有真實，文有麗采，哲有思辨，與俗文庸書迥異。史學家不易寫出這樣的文字，而從文學走近史學的鐘揚，似乎駕輕就熟，游刃有余。《五四三人行》從觀點到寫法，都有新異不凡之處，比前兩本書更有看頭。
《五四三人行：一個時代的路標》是寫五四啟蒙的書。
什么是啟蒙？
啟蒙，就是追求光明擺脫黑暗，崇尚知識鄙薄迷信，運用理性走向自由，倡導科學拒絕愚昧，實行民主鏟除專制，以期再造文明復興中華。簡單地說，啟蒙就是人把自己弄明白了，不糊涂了。
啟蒙的敵人，一是民眾中的愚昧，一是當權者的專制；把人權放在任何政治權力之上，應當是啟蒙之根本的根本訴求。
中國人的啟蒙，始于五四新文化運動。
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在那時的讜論偉行，至今令人神往，而可憎可恨的專制和愚昧，當人人痛而譴之。
陳獨秀說：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
三人行，當由此而來。
蔡元培是新文化運動的“大護法”。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新文化運動有了北京大學這塊堅強陣地，而他則成為愛國青年的保護者。
陳獨秀乃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運動的精神領袖，而不是什么“總司令”，五四運動根本沒有什么司令部。
胡適之以其文學改良的主張、推行白話文、倡言重估一切價值，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
三人行，行在新文化運動與學生運動之間。五四行動前，他們是學生的精神導師，五四行動中他們是學生的模仿秀（陳獨秀6月間，散發傳單之舉，則是對學生行為的最危險的模仿）。五四行動后，他們又致力于對“無紀律的勝利者”的疏導；新思潮的洪水，倘不疏導也會釀成災難。胡適之的《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蔡元培的《洪水與猛獸》兩文，主旨在此。
新文化運動是學生運動的精神源泉,學生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精神結晶，而保持啟蒙的正確方向，維護精神結晶的純正品質，非有疏導之力不可。
新文化運動中，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都是手段，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尤其是制度文明。
三人行，都在作再造文明的努力，但三個人的著力點不盡相同。
蔡元培，始終在體制內，卻與體制若即若離，多取“不合作主義”來堅守自己的教育理念。
陳獨秀，始終站在體制外，充當“終身反對派”，追求的是“反對黨派”的合法化。
胡適之，雖終其一生不屬任何黨派，卻是堅定的“有政府主義者”。無論是諍友還是諍臣，他都樂于充當制度文明的設計師。從如何當校長、如何當總統、黨魁，以至如何建設聯合國，他都有過設計。
時代變了，又似乎變得太慢，有些痼疾壓根兒沒變，甚至變本加厲。“魯迅今朝如健在，不當右派須鉗口”。前些年披露的毛澤東于1957年對上海文藝界的談話，并不令人吃驚。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三位五四人物若活到鼎革之后的1957年，他們的遭遇又會怎樣呢？
科學、民主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真精神，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主題。五四三人行，就是五四精神的杰出創造者和體現者。對他們的評價、接受與反接受，正好檢驗著當代中國的民主進程和歷史走向。
前路多曲折，回頭路卻斷不可走，那是一條不歸之路。
2009年11月29日
北京亦莊水東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