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世界．時代：值得我們關注的若干問題（簡體書）

《日本．世界．時代：值得我們關注的若干問題》是作者精心選編的論文集選，主要從中日關係尤其是經濟和環境社會等角度加以討論，對於當時、現在以及今後中日經貿的發展以及中國環境等問題進行了深刻獨到的論述，很有啟迪借鑒意義。

馮昭奎，男，1940年8月出生於浙江慈溪，是馮賓符之子。1965年畢業幹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1965—1983年從事有關電子技術的研究工作及下放勞動鍛煉。1983年調至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歷任研究室主任、副所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全國日本經濟學會顧問，中國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

《日本·世界·時代：值得我們關注的若干問題》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專題文集，作者馮昭奎精心選編了多篇論文，主要從中日關系尤其是經濟和環境社會等角度加以討論，對于當時、現在以及今后中日經貿的發展以及中國環境問題等論述深刻獨到，很有啟迪借鑒意義。

我這本文集即將出版之際，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金色九月，秋高氣爽，陽光燦爛。然而，本應慶賀“不惑之年”的中日關系的政治氣氛卻與自然的景色極不協調，由石原慎太郎發起、被野田內閣巧妙地加以利用的所謂“購買”釣魚島的鬧劇，使中日關系受到嚴重破壞，呈現出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危險景象。
不久前，韓國總統李明博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同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會面時表示，日本正在走向極右主義。這話看來是有根據的。比如，鼓吹“日本應擁有核武器”的極右分子、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居然能在日本贏得廣泛的支持和喝彩；日本政府在南千島群島、獨島、釣魚島問題上堅持錯誤立場，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提出挑戰；石原慎太郎近日狂妄地聲稱中國海監船有部分“入侵日本領海”，日本不妨對中方說： “敢來就砍”；此外，右翼政客在競選綱領中爭先恐后地提出修改和平憲法，將自衛隊改編成“國防軍”等右翼主張。
從2010年4月以來，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右翼勢力就利用釣魚島問題興風作浪，先是在2009年“全國知事會議”上痛罵主張“尖閣諸島歸屬(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問題還要同中國商量”的時任首相鳩山由紀夫是“混蛋總理”，打出了推倒鳩山政權的第一拳，在接替鳩山上臺的菅直人內閣時期，于2010年9月發生所謂“撞船事件”后，石原在2011年3月聲稱：“如果日本擁有核武器，中國就不敢侵犯尖閣群島。”2012年4月，石原在美國華盛頓憑著“在日美軍事同盟的刺刀下叫板”的醉人幻覺，悍然宣稱要“‘購買’釣魚島”，并狂言“如果中國反對(購島)，無異于宣戰”，明確地顯示出石原慎太郎就是要把中日關系推向戰爭狀態。
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右翼勢力通過在釣魚島問題上興風作浪，在日本國內煽起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煽動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極度不滿，令人想起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之前，歐洲臭名昭著的法西斯頭目正是利用民眾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的極度不滿，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而登上政治舞臺，進而通過發動侵略戰爭將世界推入空前的災難深淵。
李明博警告說“日本正在走向極右主義”，他用了“走向”兩個字，可以理解為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在周邊島嶼問題上向中國、韓國、俄羅斯發難，正是日本走向極右主義的一個重要步驟，石原慎太郎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就是為他自己或某些具有“一呼百應”的政治強勢的極右分子奪取政權進行鋪墊，填好土壤，而一旦強勢的極右分子登上政治前臺，什么修改和平憲法，什么組建“國防軍”，什么擁有核武器等極右主張將可能一一兌現，在與周邊國家的島嶼爭端中也必然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從而給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造成嚴重的威脅，也必將使我們圍繞釣魚島主權爭端的斗爭更加復雜、更加艱巨。
堅決阻止日本走向好戰的極右主義導致亞太地區的和平和安定遭到破壞，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全世界和平力量的共同責任。美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成員國，出于其戰略利益的需要，竟采取縱容日本極右主義發展的謀略，淡化了美日軍事同盟對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瓶塞”作用，還在華盛頓為主張擁有核武器的石原慎太郎提供宣稱“買島”、向中國“宣戰”的舞臺，其一系列行為有悖于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立場，有悖于全世界人民保護自身的生存發展環境的殷切期望，是到了應該剎車的時候了!
作為日本問題研究者，面對中日關系的新形勢、新問題，更加感到肩上責任之重大，可以說，日本問題研究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了。這本《文集》收入了我自1983年改行搞日本問題研究以來的部分成果，既有關于日本問題、中日關系的文章，也有關于環境問題、科技革命乃至中美關系的文章，似乎是超越了日本問題研究的領域，然而，這恰恰說明所謂“日本問題”不是孤立的，研究日本問題必然促使我們去關注世界，關注時代，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也是“時代中的日本”，因此我們不能不把日本放在世界之中、放在時代之中來進行研究。
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工作局、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對《文集》出版所給予的支持，感謝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編輯王茵同志、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葉琳同志對《文集》的精心編輯、整理和指正。
作者謹識2012年9月25日

序
第一篇環境、人口、移民問題
氣候問題的辯證法
從日本看世界
——日本的人口問題：老齡化與少子化
從日本看世界
——日本的移民問題

第二篇科技革命
日本技術進步的辯證法
科學技術發展與中日經濟關係
有日本特色的“世界工廠”
“資源小國”的壓力與活力
——赴日考察觀感
日本新技術革命考察報告

第三篇經濟發展與改革開放
日本成為“世界老二”的前因後果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日本因素
日本：戰略的貧困

第四篇中美關係
中美博弈的辯證解析
堅持和平發展，順應世界潮流
——冷靜觀察和沉著應對美國戰略東移

第五篇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歷史的回顧與展望
建立與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關係
鄧小平對日外交思想與中日關係的現實
回顧中日經濟關係歷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日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從古代到現代：日本人的歷史觀與亞洲觀

第六篇日本經濟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日本經濟研究
日本的土地問題
日本的糧食問題

中美博弈的辯證解析
中美兩國既相互需要，又相互防范；兩國關系既有合作共贏一面，也有競爭博弈一面。這兩面仿佛“蹺蹺板”，有時合作共贏一面凸顯出來，有時競爭博弈一面翹得很高。
2011年下半年以來，奧巴馬總統高調宣布將戰略重點移向亞太地區，表明亞太地區對美戰略重要性超過了中東和歐洲，成為美國最重要的戰略要地，中國則成為亞太的重中之重；當然，美國“重返亞太”，并非意味著在戰略上不再重視一些關鍵地區，例如美國會繼續重視中東地區，因為這里是中國及其他亞太地區國家的能源進口的重要來源，盡管隨著北美洲國家非傳統石油（油砂、頁巖）開采能力的增強，使得中東地區不再是美國重要的能源來源地，但控制中東依然能夠掌控亞太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能源供應，進而控制其經濟命脈，換句話說，重視中東也是“重返亞太”的戰略需要。 2012年3月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美方正尋求在亞洲及中東建立與歐洲類似的導彈防御系統”；同年4月首批約2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抵達澳大利亞北部城市達爾文，在中國“戰略后院”增強美軍存在。這一系列事實再加上“大選之年”，美國政治家拿中國說事的嗜好相比四年前又達到了新的高度，令人感到中美間的競爭博弈一面翹得有些高，美國的外交攻勢有些猛，甚至引起了有些人認為中美關系將成為對抗性關系甚至發生軍事沖突的過度悲觀的解讀。例如，李侃如認為“15年后中美關系將是對抗性的，這將導致軍費開支大幅增加，乃至發生真正的軍事沖突”。參見王緝思、李侃如《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0330chinalieberthalchinesepdf。然而，2011年1月，胡錦濤主席在訪美期間同奧巴馬總統就共同致力于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達成共識，2012年2月習近平副主席成功訪美，進一步落實了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總統達成的上述共識，加上近年來中美經貿關系發展勢頭十分強勁（2011年兩國貿易額突破4400億美元），這些事實又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兩國合作共贏的一面。其實，中美博弈就是一個不斷解決矛盾，又不斷產生新矛盾的過程。
一中美博弈多維展開
從世界、亞太到科技、經濟、文化、網絡……中美博弈正在多維度的棋盤上展開。
（一）中美在世界大棋盤上博弈，因此不能不關注整個世界格局
當今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首先是中國等金磚國家正在相繼崛起，成為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其GDP已于2010年超過日本居全球第二，其制造業產值、出口、固定投資等多項經濟指標已趕上美國，其軍費開支已居世界前列。如果設定中國GDP增速的年率為775%，美國為25%，在2018年中國GDP將超過美國（如果中國的實際GDP增速降至5%，那么直至2021年中國也不可能成為全球頭號經濟體）；中國的軍費開支如保持現有增長水平，在2025年將趕上美國（以上為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的預測）。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11228/5354751html美國作為一個霸氣十足的國家，顯然不能容忍其他國家的經濟實力，特別是軍事實力超越美國，更不能容忍中國大力提升海空作戰能力，進而獲得阻止美國軍事力量接近西太平洋沿岸的“反介入能力”。
再看看美國的實力。從縱向變化看，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蘇聯解體使美國得以解除了最大軍事威脅，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陷入了長期的經濟低迷狀態，又使美國在經濟上的挑戰者也趨于消失，通過坐收冷戰結束后的和平紅利從1990年到2000年期間，在1990年、1991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8年美國國防開支均為負增長，國防開支從占GDP的52%降到了3%以下。參見《1940—2014年美國國防支出(軍費)總額及占財政支出和GDP的比例一覽》， wwwbook118com/junshi/sort0634/136221html。 和引領信息技術革命大潮，美國實現了私營部門的興盛和經濟持續的繁榮，走過了一段國運國力的上升期。然而，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國的和平紅利時代結束了，在阿富汗、伊拉克打了兩場戰爭，連年實施窮兵黷武政策，大幅增加軍費開支，從2000年到2010年期間，在2002年、2003年、2004年、2009年美國國防開支增長均達兩位數，國防開支從占GDP的30%升到了48%。參見《1940—2014年美國國防支出(軍費)總額及占財政支出和GDP的比例一覽》， wwwbook118com/junshi/sort0634/136221html。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很不景氣，貧富差距畸形擴大的根本制度也受到全世界的質疑，從而使美國作為世界事務的“領導者”地位和國際話語權受到削弱，美國確實進入了一個國運國力的衰落期（但是否將一直衰落下去尚難預測）。隨著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大國的群體性興起，今后一二十年中美關系如何發展將左右世界大勢，在更長的時期世界多極化前景亦將日趨明朗。
GDP規模不完全等于國家實力，不管中國GDP是否將達到“世界第一”，從橫向比較看，今后幾十年美國仍將是唯一超級大國，仍將是占據全球權力巔峰的“領導者”，其主要原因有：（1）以人均GDP等指標體現的美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將長期大大領先于中國；（2）今后十年美國的人口結構將比中國和歐元區都更年輕；（3）美國憑借富有創新精神的文化教育、美元霸權及“美債安全”神話，不斷從全球招攬人才，吸引財富，接納富有移民，借以繼續加大其在人才資源和實際財富等方面領先于其他國家的差距；（4）美國的鐵桿盟友、軍事基地、企業和資本遍及全球；（5）通過開發頁巖氣、節能環保等能源技術革新，2011年美國62年來首次成為石油凈出口國，預計在2016年將成為天然氣凈出口國。
（二）中美在亞太地區博弈
慣于斗志高昂地不斷制造對手和敵人的美國，通過巧妙利用我國與某些周邊國家的領土主權爭端和海洋劃界分歧等矛盾，加強加深了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傳統的軍事同盟國的合作，與菲律賓和新加坡強化軍事聯系，并極力拉攏越南、印度等所謂“友好國家”，通過“拉幫結派”增大其總體軍事戰略力量，還在經濟方面推進被認為有意“遏制、孤立中國”的所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美國很清楚，對于中國來說，周邊弄好了可成為我們“一心一意奔小康”的友好“護欄”，弄不好也可能成為牽制我國發展的“圍懾圈”。然而，美國越是期待中國“四面樹敵”，我們越是要反其道行之，不把某些周邊小國僅僅看做是美國博弈中國的“棋子”，不上某些南海聲索國及日本頻頻施展的“激將法”、“激怒法”的圈套，而應努力“四面保友爭友”，不讓美國在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施展的離間計得逞，避免將周邊國家推向美國全球戰略的懷抱。
我們應該關注到正是日本、韓國、印度等周邊國家在不同時期相繼崛起，并與中國崛起一道正在開創比15世紀歐洲復興更加廣泛而深刻的亞洲復興新時代。中國與周邊鄰國之間存在著與外來者無關的“我們之間的問題”，“我們”在維護周邊環境穩定和推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存在著很多共同利益，“我們”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關系日益深化，這既包括東盟加中日韓、中國加東盟的以發展為主題的國際合作正在不斷發展和深化；也包括中國、印度、俄羅斯與亞洲以外的兩個新興國家（巴西、南非）正在積極推動“金磚國家致力于全球穩定、安全和繁榮的伙伴關系”，并成為推動世界發展合作變革的重要力量。當然，也需看到中國與周邊鄰國之間在發展上存在著相互競爭和嫉妒的心理，在安全上存在著相互防范和牽制的意圖，中國與某些鄰近國家之間還存在著島嶼主權與海域劃界的爭端。為此，我們應在不同維度的周邊外交棋盤上扎扎實實做好做足“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外交功課，在有效抵制和排除外來勢力插手的同時，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好領土和海域的爭端。
中國臺灣地區是中美博弈的一個重要棋子。長期以來，美國處心積慮地利用這個棋子來遏制中國崛起，它當然不會主動放棄臺灣地區，而最終迫使美國放棄這個棋子，只能靠我們自己在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軟實力和硬實力的巧妙結合。臺灣問題雖然不是外交，卻是近十年來我國在處理周邊地區事務中做得比較成功的一個亮點（當然要實現統一大業依然任重道遠），其中一些做法，如堅持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重視運用軟實力引導整個形勢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在解決問題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采取穩中求進的策略等，對處理周邊外交問題也會有所啟示。
俄羅斯是我國在北方的巨大鄰國，中俄之間在能源供應、經濟發展等方面存在著很強的互補性和廣闊的合作空間，作為“金磚國家”的兩個主要成員，中俄已經在很多國際事務中發出了共同的聲音和主張，今后也將會在更多的國際事務乃至安全領域進行聯手。但是，我國不宜改變一貫堅持的不結盟政策，期待重建與北方強國的軍事結盟以對抗美國，或甚至想象“回歸”20世紀50年代中蘇同盟與美日同盟對峙的局面。這一頁歷史已經翻過去了。當今中俄之間顯然缺乏持久的共同的安全利益、相同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深厚的戰略互信等軍事結盟所必需的政治基礎，尤其是中、俄兩國不存在“共同對抗”美國的愿景，而美國將戰略重心從曾經是美蘇兩霸爭奪的重點的歐洲轉移到了亞洲，就是將所要針對的目標從“蘇聯”轉移到中國，這意味著美國不會提供給中、俄以軍事結盟的依據（即美國成為中俄的“共同威脅”），顯然，只有對付“共同威脅”的需要，才是軍事結盟的生命力之所在。
（三）中美在日益勃興的新科技革命中博弈
科技力量越來越成為一國的經濟力量、軍事力量乃至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我們必須改變僅僅以GDP和軍費多少作為衡量國家實力的淺薄認識，基于對現代科技發展前沿的精準把握來判斷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幾代領導人多次強調要把國家安全“建立在先進科技的基礎上”，在他們的“保險柜里要有比對手先進幾十年的武器藍圖”，蘇恩澤：《綜合：軍事學的傳統與未來》，《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年3月7日。同時美國的武器裝備中使用著大量的日本的“軍民兩用技術”。換句話說，我國在科技上面對的是分別擁有世界頂尖軍事技術和頂尖民用技術的美日之間的“技術聯盟”，日本經濟學家長谷川慶太郎在日本《呼聲》2012年5月號上發表題為《中國的未來取決于日本》的文章說，“只要仔細分析中國的實態，我還是認為，中國的未來掌握在日本和美國手中”。“中國經濟發展受制于日本主要原因為兩點：一是日本企業能向中國提供中國產業不可缺少的高質量的產品；二是日本擁有優秀的技術實力和為確保技術優勢而對研究開發的巨大投資。”“如今在中國空前的建筑熱潮中，建筑機械的年均使用時間高達3000小時，只有日本造的機械才能經得起如此消耗。中國生產汽車部件的機床年均工作時間也高達3500小時，只有日本生產的機床能保證連續五年性能不變。”“日本生產的汽車用鋼板質量世界第一，不用這種鋼板的汽車就根本沒有銷路；沒有日本鋼鐵的支持，中國的汽車廠家就沒法生存；建筑用H鋼的對華出口價比日本國內高20%，但中方卻不得不買，因為沒有這種鋼，中國的建筑公司就無法保障高層建筑骨架的安全。”“占中國對美國出口80%的商品，都是打入中國的美國企業制造的；只要美國切斷中國對美國消費品出口渠道，那么中國就難以維持其經濟增長。”長谷川慶太郎預測：“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加強而不會越來越削弱。”這就意味著“日本越來越有能力控制中國”。 有中國學者評論說，這篇文章充滿了日本人的傲氣，但他所說的基本上卻是事實，這些話聽來刺耳，但值得我們警覺、深思和反省：為什么我們能生產2億多噸粗鋼，卻要長期大量進口各種特種鋼材？為什么人家幾十年前就造出而我們至今還造不出大型客機？為什么那么多的建筑自己拿不出像樣的設計而要請外國人來？我們已經有了相當不錯的物質、技術和財力基礎，只要再有自力自強的精神，拿出當年研制“兩彈一星”和前不久“神舟飛船”上天的勁頭，相信很多難題都可以攻克。人們希望今后不要老聽到諸如“人家只愿意賣給我們設備，不愿意提供技術”、“某某國家對我們實行技術封鎖”、“某某組織沒有批準對華技術轉讓條款”、“某某國家在技術上對我們留一手”等怨天尤人的話。人家有，你沒有，人家當然要拿你一把，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再說，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國人在技術上應少抱怨多自立才對。blogautoifengcom/article/1106413html。這個美日乃至歐日“技術聯盟”將隨著日本放寬武器出口而得到進一步加強，與此同時，中國還面臨有30多個國家加入的《瓦森納協定》的軍事技術封鎖。《瓦森納協定》又稱“瓦森納安排機制”，全稱為《關于常規武器和兩用物品及技術出口控制的瓦森納安排》 (The Wassenaar Arrangement on Export Controls for Conventional Arms and DualUse Goods and Technologies)。盡管“瓦森納安排”規定成員國自行決定是否發放敏感產品和技術的出口許可證，并在自愿基礎上向“安排”其他成員國通報有關信息，但“安排”實際上完全受美國控制。當“瓦森納安排” 某一國家擬向中國出口某項高技術時，美國甚至直接出面干涉，如捷克擬向中國出口“無源雷達設備”時，美便向捷克施加壓力，迫使捷克停止這項交易。“瓦森納安排”現有33個成員國：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希臘、意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英國、美國(以上17國為原“巴統”成員國)、阿根廷、奧地利、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芬蘭、匈牙利、愛爾蘭、新西蘭、波蘭、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韓國、瑞典、瑞士、烏克蘭。 這意味著：第一，當今處于科技革命時代，正如恩格斯所說：“……軍事技術空前迅速地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每一種新發明的武器甚至還沒有來得及在一支軍隊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發明所超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頁。因此我們必須把寶貴的資源用在刀刃上，依靠自主創新掌握最先進高精尖武器的核心技術，加強武器技術乃至武器概念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說：“武器研發將基于新的物理原理，包括定向能武器、地球物理武器、波能武器、基因武器、心理武器等， 是2011年至2020年度國家武器采購計劃的一部分。”“Russia targets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expanded weapons plan”，http://jdwjanescom/public/jdw/europehtml，3-Apr-2012。 的創新，努力打破“瓦森納國家群”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同時減少資源被消耗在購置大量“幾年不用就變成難以處理的垃圾”的二三流武器上；當今武器裝備更新換代很快，比如一架價值高達幾千萬美元的最先進的戰斗機，其技術壽命也只有5—8年，早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幾千架一次也未參戰過的舊式戰斗機被拋棄在美國的亞利桑那沙漠中的巨大空軍基地里，全成了難以處置的廢物（日本科學者會議編《SDI》，大月書店1987年版，第185頁），如今，如何處理廢舊核武器成為在冷戰時期大搞軍備競賽的美國、俄羅斯的沉重負擔（目前大約有30艘從俄羅斯太平洋艦隊退役的潛艇仍然停泊在遠東的一些港口。自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方面就有兩種擔心，一是這些廢舊潛艇會污染海洋，二是艇上的核材料將被偷盜）。也不宜與美國“在西太平洋‘比軍艦’”Robert E Kelly，“How China could counter Obamas Asia ‘pivot’”，globalpublicsquareblogs cnn com/2012/04/05。第二，清醒地認識彼我力量對比，在我們的尖端武器技術還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歐盟估計我們落后起碼20年）的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宜慎之又慎，以免陷入被動境地。第三，要拼命發展最先進的國防科技，避免在不同層次上與能夠獲取更先進武器技術的國家開展消耗型的軍備競賽（過于注重軍備的數量，引進或制造二三流的武器裝備），因為這樣的“競賽”只會刺激周邊國家，可能造成我國被擁有更先進武器技術的國家群“包圍”的不利局面。
總之，要使“不懂科技，就不懂戰爭”等觀念深入人心。簡而言之，戰略就是“實力與意圖的對話”。戰略制定者必須對現代科技具有深刻理解，才能對彼我總體實力對比做出準確判斷，使戰略成為“己學”和“彼學”、“力量”與“意圖”的高度融合。
（四）中美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多個領域展開博弈
2011年10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美韓FTA批準后曾說：“經濟就是戰爭”，“為了對抗中國，不能只靠軍事力量，必須靠經濟進行戰斗，經濟也是戰爭的一個手段！”轉引自菅沼光弘この國の不都合な真実—日本はなぜここまで劣化したのか？徳間書店2012年版。正如恩格斯所說：“暴力本身的‘本源的東西’是什么呢？是經濟力量。”“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都是經濟的條件和資源幫助‘暴力’取得勝利，沒有它們，暴力就不成其為暴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211頁。歷史證明，經濟活動是戰爭產生的最終根源；經濟利益是戰爭追求的最終目的；經濟力量是戰爭行動的物質基礎。我們絕不能低估希拉里所說的“經濟就是戰爭”這句話的分量，其中包含著兩層意思：其一是經濟摩擦之激烈，完全可以將之形容為“戰爭”（例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日貿易摩擦經常被稱為“戰爭”）；其二是美國與中國之間如果發生戰爭的話，其終極原因仍在于“經濟”。現在美國為了維持“世界領導國”的地位，正在像20世紀80年代遏制和打壓日本經濟那樣來遏制和打壓中國經濟，也不能排除美國為了經濟利益而采取“曲線暴力”（即挑動其他國家與中國發生沖突）的手段在中國的周邊引爆戰爭。當然，在一般情況下美國也會兼顧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形成的中美經濟的密切聯系（中國既為美國提供廉價商品，也為美國提供債務以便消費這些商品，不過中國提供給美國的商品大部分是由進入中國的美國獨資或中美合資企業制造的），既注意避免打壓中國經濟傷及自身，又企圖減少美國在經濟上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削弱中國對美國“打經濟牌”的分量和增強美國對中國“打經濟牌”的分量）。實際上，中美在人民幣匯率、商品貿易摩擦、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經濟領域的“戰爭”正在成為中美博弈的“平時主戰場”。
另一場更加深刻的“中美戰爭”正在文化領域展開，誠如丁剛指出：“在中國歷史上，還沒有一個西方國家能像現在的美國這樣，對中國的方方面面形成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影響”，“美國人看什么電影我們就跟著看，美國人讀什么書我們就跟著讀，美國人吃什么保健品我們就跟著吃，美國流行什么服裝我們就跟著穿……喬丹、麥當娜、惠特尼成了新一代的偶像。當伴隨著可口可樂、肯德基和麥當勞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開始成為這個社會最活躍的力量的時候，像美國人一樣開大吉普、住大房子、崇尚名牌也就成了一種時髦。美國的今天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就是我們的明天。” 然而，“中國的現代化也絕不可能是美國化”，中國走向現代化必須將“脫美國化”作為一個重大課題，而“提出‘脫美國化’并不是要提倡一種反美的理念。實際上，在某些領域，中國越是美國化，就越是會更多地與美國出現矛盾和沖突，因為一個美國化的中國勢必會在許多方面成為美國的對手”。丁剛：《脫美國化，中國現代化不可回避的問題》，《環球時報》2005年11月11日。中國要“脫美國化”，在很多方面仍然要重視戰后日本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經驗教訓。
（五）中美在信息網絡化空間博弈
美國把運用信息技術服務于美國外交，在全球范圍推廣互聯網自由作為“21世紀的治國方略”，Hillary Rodham Clinton, “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56619html并已于2011年發布首份《網絡空間國際戰略》，還要組建網絡作戰部隊，這不能不引起有關國家的高度關注，特別是網絡安全問題正在中美關系當中日益凸顯，并嚴重影響著雙方對威脅的理解。彼得·W辛格：《中美應避免網絡領域新冷戰》，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網站2012年2月26日。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微博等的日益普及，老百姓對外交的關注日益增強，但老百姓對外交戰略性和技術性問題可能不完全了解，因而容易出現情緒化、非理性化傾向。而決策者不僅不應該為一般民眾、媒體乃至學者的情緒化、非理性化所左右，而且應該對之加以積極引導，以便不受或少受這“兩化”壓力，理性沉著冷靜地應對棋局。
總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我們正經歷“戰爭多元化” 時代，需要充分發掘國家的軟實力資源，使之形成為現實軟實力，以對付“多元化戰爭”。而所謂軟實力就是能夠做到“不戰而勝”的國家力量，在這一點上我們要向博弈的對手學習，比如約瑟夫·奈就認識到：“美國面臨的關鍵問題不在于它是否是21世紀擁有最充分資源供應的超級大國，而在于它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控制政治經濟環境，使其他國家按照美國的意愿行事”Joseph S Nye,Jr, “Soft Power”,Foreign Policy, No80, Twentieth Anniversary (Autumn, 1990), p155。從美國的外交實踐看，比如它在使日本“按照美國的意愿行事”方面就做得很成功。
二中美博弈內外相連
中美在各自特殊時期博弈。處在改革攻堅期的中國和處在大選之年又遭遇長期經濟困難的美國，都對外部環境變化十分敏感，都缺乏自信，更不信任對方，從而造成兩國戰略互信的巨大“赤字”。兩國國內影響外交的因素也日趨多元、復雜。這意味著中美矛盾是與兩國各自的國內矛盾（內因）互相影響、互為因果的。無論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圍繞如何對待對方國家、如何處理兩國關系，各自國內都存在著不同意見的分歧與矛盾，換句話說，就中美矛盾而言，兩國自身也是形成矛盾的“對立統一體”。比如在美國，對外政策決策是“各種參與者討價還價和妥協的過程”，“最后的決定很可能既不是理性的，也不是最佳的”。“總統權力不僅受行政部門內各機構的制約，還受國會、政黨、利益集團、公眾輿論等多種強大因素的制約。有時候總統不得不妥協；有時候總統說了也不算。”“這種情況導致本應立足于整個國家利益的美國對華政策，在實際決策過程中卻受到代表局部利益的集團和有權勢人物的影響和制約。”參見周琪《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同樣，在中國，影響對外政策決策的國內因素也日趨多元化和復雜化。隨著中國政治走向成熟，“領導人在全國范圍內已無法再依靠超長期掌權甚或個人崇拜獲得絕對權威”。 “自胡錦濤以下，政治局常委當中沒有具體分管外交的專門領導人……這意味著當政治局九人會議討論國家大政時，沒有一個真正專業的外交工作者在場。” 外交部、中聯部、國家安全部“這些專業外交政策集團的地位呈現出集體下降趨勢”，隨著眾多社會政治力量可以在中國的對外交往活動中發揮影響，“要從高層精英到底層民眾中塑造出對某一國際事務的國內共識已經變得十分艱難了”。金燦榮：《在中國，誰管外交》，《世界知識》2012年第4期。至于民間在外交問題上經常表現出的憤懣情緒，往往不僅指向外國，也指向本國的外交政策。針對這種情況，我們應當保持對外交的高度重視和高度集中，更加注重“統籌國際和國內兩個大局”，在涉外事務上國內各部門要整合協調，防止政出多門，國家的所有重大涉外行動都應該服從于超越具體部門利益的，立足于整體、根本、長遠的國家利益的外交總戰略總方針。代表國家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的負責人應具有高度的專業水平、足夠的權威和相應的地位。其中，“發展軍事力量是重要一環，是對外交戰略的重要支撐。但是目前的國際環境決定了，最終解決問題主要還是要靠外交戰略。而軍事的發展也只有與外交的戰略進取相呼應，才能顯示出力量”。丁剛：《中國外交要多提“路線圖”》，《環球時報》2012年2月7日。還有學者認為：“對于美國和中國這樣的洲際大國來說，崛起的過程中來自于外部的影響和制約總體來說是比較小的，因為其本身的市場規模就已經提供了足夠的發展空間，并反過來能夠成為影響他國行為的重要因素。然而如何保持國內的團結一致卻至關重要，這需要國內不同利益集團之間保持平衡。”總之，“首先，處理好自身內部事務最為重要”，張爽：《中國可參照美國的和平崛起》，《環球時報》2012年3月22日。中國應“不斷努力取得民主、法制、市場經濟方面的改革和進步，建立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新型信仰和價值體系。一個缺乏信仰、價值的民族在國內難以凝聚本國人民，規范本國人民的行為，在境外國外也難以吸引人心和認可”。楚樹龍、董建森：《中美建新型關系，障礙在美國》，《環球時報》2012年3月14日。
顯然，要促進中美關系的健康發展，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分析中美矛盾與三國各自的國內矛盾之間的關系，中美外交都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在一定意義上，做到“知己”、包括實事求是地估價自身實力和弱項的難度往往甚于“知彼”）。與此同時，為了在中美博弈中更多地爭取國際社會的支持，我們要十分重視外交與“搞好自己的事情”的關系，中國與世界各國在“挨家挨戶雞犬之聲相聞”的“狹小的地球村”交往。人員的流動、媒體的傳播、網絡的互聯，使得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達到了空前的水平：各國人民相互觀察對方就如同在浴池里看別人的身體，尤其是中國的巨大發展日益吸引全球的目光。在這種背景下，首先搞好自己的事情，認真抓好反腐倡廉，改善民生和生態環境，狠抓教育和公民素質提高，縮小不同行業和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解決好伴隨經濟迅速發展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這已經不僅是內政問題，而且是對我國國際形象和地位、周邊外交和兩岸關系、進而對中美博弈會產生深刻影響的問題。顯然，我們需要十分關注外交與內政的辯證法：外交搞好了，有助于獲得穩定的周邊環境；內政搞好了，有助于增強外交軟實力。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信用的提高越來越依賴我們如何“搞好自己的事情”，中國與世界相處，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不能只憑我們的GDP，更要憑我們的全面的現代化發展，對外部世界來說，我們的發展不是用來嚇人的，而是用來服人的，以自身的發展“服人”并為世界作貢獻，正是我們最大軟實力之所在。
這里，還必須指出一個與我國國家安全不無關系的事實：在21世紀，戰爭發動者會更加注意利用其欲打擊的國家的內部分裂和矛盾，而當今恰恰是某些發展中國家進入了社會矛盾多發期，諸如在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問題嚴重，生態環境惡化以及由于政府被利益集團挾持而導致的戰略失誤等，都可能成為霸權國求之不得的“師出有名”（最常用的就是所謂“人道主義危機”）的題材：（1）隨著全球氣候變暖，環境危機日趨嚴重，發展中國家的民眾陷入貧窮、缺糧、缺水等困難的可能性會日益增大；擁有跨國境河流的一些國家之間圍繞水資源問題的矛盾可能趨于尖銳化；圍繞日趨融化的北冰洋的國際水域資源和海上通道的國際摩擦將可能日益凸顯；世界各國圍繞資源的爭奪戰也將可能日趨激烈。總之，霸權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可資利用或挑起“不聽話國家”的內外矛盾以圖實施打擊的契機和間隙會不斷增多。（2）21世紀戰爭風險的新特點還在于霸權國更加注重考慮戰爭的“效益成本比”，利用無人機等軍事技術革新，最大限度降低戰爭冒險的人員傷亡成本，借以設定進入戰爭的門檻，精明地決定自己是否“赤膊上陣”，抑或站在背后充當戰爭實際的主導者。尤其是當霸權國由于自身問題纏身，在需要動用戰爭手段威脅他國但又力不從心時，會更多地拉攏和求助于同盟國的力量；或者極力挑撥其欲打擊國家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力圖孤立之；或者故意通過精心設計的軍事行為誘導其欲打擊的國家犯錯誤；或者緊緊抓住對方國家經濟的軟肋，打一場“經濟戰爭”。（3）在環境問題和能源等資源問題上，霸權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不是積極地通過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先進的節能和新能源技術，并改變自己的浪費型過度消費方式，以便緩和在環境、能源方面的國際矛盾和競爭，反而極力散布“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們過上和我們一樣富裕的生活，世界的環境將無法承受，資源將消耗殆盡，再有兩三個地球也不夠”之類的歧視性言論，以此作為牽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發展的理由。一些具有深厚政治背景的西方種族優越主義者組織甚至正在緊鑼密鼓地醞釀一場以“消滅世界過剩人口、垃圾人口”為目的的核戰爭或生物戰爭。
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發展中國家為了防止戰爭風險，除去加強自身的防衛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注重維護水資源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以及日本“3·11”大地震后凸顯的防災安全問題關于日本政府在這次核事故中的應對之拙劣，凌星光寫道：“發生地震后，日本氣象臺立即預告將很快襲來6—10米海嘯。其間有20分鐘時間。如果航空自衛隊能像遇到外國飛機‘侵犯領空’就緊急起飛那樣當即起飛觀察海嘯并向對策本部提供信息，就可能減輕人員犧牲。”（凌星光：《日本政府和國民應對國難與中日合作》，《中日關系史研究》2011年第1期）。此言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日本政府應對地震災難的救援措施不力的癥結所在：沒有將防災看成與軍事安全同等重要的大事。眾所周知，在這次大地震發生之前，日本的領導人只顧應對所謂“中國軍事威脅”而忙于調兵遣將，卻對福島核電站因為地震發生事故、隱瞞事故的重大問題置若罔聞，地震發生后也未能及時啟用航空自衛隊針對海嘯的預警能力，這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安全觀出了問題，沒有形成能夠真正從廣大國民的利益出發的完整的安全觀。這個教訓值得人們深思：“堡壘往往是首先從內部攻破的。”、核電站安全問題核電站安全雖然是國家能源安全的一個組成部分，卻不是“次級國家安全”問題，而是“頂級國家安全問題”，必須從國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核電站安全問題，既包括由于自然災害導致的核電站安全問題，也包括人為過失（從設計、建造到運行、后處理的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人為過失）導致的核電站安全問題乃至外來攻擊導致的核電站安全問題（包括恐怖分子竊取放射性物質或使用常規武器攻擊核電站）等。，等等，處理好追求發展效率與社會公平這兩者之間的平衡，從源頭上防止各種國內矛盾及與相鄰國家之間矛盾的激化，避免自身的戰略誤判和內部矛盾為霸權國所利用。只有樹立一種綜合的安全觀，正視多元、多重的國家安全問題，既重視傳統安全問題又重視非傳統安全問題，既重視對外安全問題又重視對內安全問題，全面地應對來自包括經濟問題、環境問題、民生問題、社會矛盾、腐敗問題等的“多元風險”，防止“非戰爭風險”與“戰爭風險”之間形成“互動關系”，才能有效地應對21世紀的新戰爭風險。
三中美博弈和則兩利
中美關系“和則兩利，斗則俱傷”。“和”不意味著“沒有矛盾”，應該是“有矛盾，但不是對抗性矛盾”，由于非對抗性矛盾不必通過外部沖突的形式來解決，因此兩國關系即便有矛盾也能夠摒棄“零和”的冷戰思維，保持“和”的狀態，這種“和的狀態”對于當前的中美關系而言，就是“中美合作伙伴關系”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就是理性地看待對方的發展，擴大兩國利益交匯點，拓寬合作領域，實現互利雙贏。
然而，近年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赤字”日趨嚴重，美日懷疑中國，中國懷疑美日，“中美之間不斷增長的戰略互疑有三個主要來源：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系的理解和認識不夠；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王緝思、李侃如：《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wwwbrookingsedu/~/media/Files//0330chinalieberthalchinesepdf。。隨著雙方越來越陷入“不信刺激不信”、“猜疑加劇猜疑”的惡性循環，中美矛盾就有可能發展成對抗性矛盾。這就如同一個人總認為對方是敵人，就可能不斷積累處處與對方為敵的舉動，結果就可能真的把對方“逼”成敵人，使對抗與沖突真的發生。
美日對中國的懷疑，實際上也是一種對中國崛起的“零容忍”態度，即不能容忍在軍事實力上最接近美國，又有著不同政治制度的競爭對手——中國運用其經濟實力建立起強大軍事機器并“尋求地區霸權”，借以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者地位，而美國高調地將戰略重點移師亞太，又引起中國方面對其具體的戰略意圖的種種猜測。有的認為應防止美國可能采取掐斷中國通往中東、非洲等地的石油運輸線，以牽制中國進一步走向強大；有的認為應防止美國可能挑起中國與存在領土爭端的周邊鄰國間的沖突，企圖“引出”中國海軍力量以便對之下狠手施以致命打擊；也有學者指出應該警惕“對菲動武將使中國落入美國的圈套”；王傳軍：《對菲律賓可打“菲傭牌”》，《環球時報》2012年3月28日。有的則認為應防止美國刺激中國大搞軍備競賽，為了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領土領海糾紛而投入和消耗過多資源，拖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重蹈蘇聯因為軍備競賽而拖垮經濟、激化內部矛盾的覆轍，等等。上述不同分析有著一個共同的合理解釋，這就是“防人之心不可無”，但也有的學者認為“不必把美國想得太壞”，將美國視為“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務’”的“良性霸權”，“布熱津斯基博士在《外交政策》2012年1/2月刊撰文認為，美國的衰落將給世界帶來巨大風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美國在世紀之交的強大，使混亂的世界有了最初級的‘帝國化’，美國對世界事務有了一些強制力，深刻影響了很多地區國家關系的結構甚至細節。美國權力的突然撤出，會導致新的混亂。就像很多大帝國崩潰后，權力的重新洗牌無所不在，而且經常是痛苦、血腥的。”引自胡錫進《美國即使衰落也將是緩慢的》，《環球時報》2012年2月29日。認為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圍堵中國，而是為了不錯過亞洲發展的機遇，因為這一地區正在成為拉動全球增長的主要動力。總之，無論如何，我們的戰略對策必須建立在對美國真實戰略意圖的準確把握之上，我們必須科學評估軍事博弈中可能遇到的風險，絕不打無把握之仗，我們的“軍事戰略家”絕不應信口開河地把“下一張牌”直白地進行“宣告”，國際形勢復雜詭譎，打錯了牌或讓對方摸清我們的“下一張牌”，就可能上大當，吃大虧，走彎路。
中美在和平與發展時代博弈。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的時代潮流不可阻擋，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八年前，美國五角大樓預計，隨著全球人口在2050年向100億大關逼近，戰爭將在2020年定義人類生活。這是“所有國家安全問題的根源”。“到2020年，毫無疑問將會有大事發生。隨著地球的負載能力減弱，一種古老的模式將重新出現：世界將爆發對食品、水與能源進行爭奪的全面戰爭，戰爭將定義人類的生活。”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戰爭是否是解決世界問題的最好手段，以及美國和北約對動用戰爭手段的輕率態度（例如對伊拉克、對阿富汗、對科索沃、對利比亞），因為戰爭將加速消耗資源并破壞已經脆弱不堪的自然環境，“中國有關專家指出，‘戰爭碳排放’是人類活動中強度最大、最為集中的碳排放”，“‘戰爭碳排放’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遠比工業排放大得多”，“一輛美國M1主戰坦克的碳排放量相當于十輛普通的奔馳轎車！”劉江永：《“戰爭碳排放”：全球變暖的真正禍首》，《世界知識》2012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美國學者認為2012—2022年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將是“中美創新之戰”，因為理智最終總是會占上風，認識到應推動創新與技術的轉變，促使創新與技術的著眼點放在解決人類面臨的真正重大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人類的生存而非殺戮。”Paul B Farrell ：《第三次世界大戰：中美創新之戰》，http://cnwsjcom/gb/20120113/bch　072759asp。
這意味著和平與發展時代的中美博弈的必然趨勢將是越來越圍繞科技創新和教育這個中心來展開，這是一場事關全人類生存的戰斗。
四中美博弈理念創新
外交博弈是斗爭與妥協、原則與變通相結合的藝術，我們捍衛國家核心利益的立場堅定不移，同時也要對國家“核心利益”做出更加具體、明確的界定，避免籠統化和擴大化，以免給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提供“中國威脅論”的借口。今年2月29日，我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南海爭議的核心是部分南沙島礁領土主權爭議和南海部分海域的劃界爭議，中國沒有對整個南海提出主權聲索，有力地駁斥了美國某些人所指“中國是唯一一個對幾乎整個南海提出主權聲索的國家”的謊言。
還須指出，維護國家利益和捍衛國家核心利益不等于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和擴大化”。如果世界各國都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擴大化”，世界將承受不了、容納不下；如果雙方都要爭取利益最大化和擴大化，都要爭取“己方百分之百地贏”、“對方百分之百地輸”，各不相讓，毫不妥協，那就只有走向對抗和沖突。不謀求“國家利益最大化和擴大化”也意味著我們在謀求自己國家利益的時候要有兩個“顧及”，一是顧及人類可持續發展的整體利益；二是也要顧及其他國家的利益和外國百姓的心理感受。
高明的棋手必然擁有堅定的博弈理念。當前美國對華強硬派的博弈理念是現實主義或“進攻性的現實主義”，是被稱為“一門美國式的社會科學”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而作為一個高明的棋手，中國人不應跟著別人跑，不宜看見對方采取什么樣的博弈理念，自己也跟著采取同樣的博弈理念。正如有學者指出，當今中國“在談中國海權的時候，很多人喜歡用馬漢的‘海權論’，但實際上馬漢的‘海權論’是適應作為當時（一個世紀以前）新興力量的美國的擴張野心而提出的理論”。尹卓：《“和平海洋”并非空洞口號》，《國際先驅導報》2012年3月2日。需要注意的是，迄今很多中國學者正是運用適應美國戰略需要的“新現實主義”等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和方法來分析中美關系乃至整個國際關系的，一些滿腦子被灌輸了西方強權政治理論的學者站在西方學術立場上對自己國家的事務指手畫腳，這很可能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起到嚴重的誤導作用，為此亟須正本清源，確立我們自己分析中美矛盾乃至整個國際關系的科學方法論，特別是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我們的博弈理念和外交創新的哲理源泉。我們既需要外交創新和轉型，同時也要重溫我國已經提出的“新安全觀”等一系列外交創新理念，早在1997年3月，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觀”。 新安全觀主張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心態，互不猜疑，互不敵視，互相尊重對方的安全利益，在實現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時，為對方安全創造條件，實現共同安全；新安全觀所針對的威脅包括傳統的威脅，也包括非傳統的威脅；包括軍事安全問題，也包括非軍事安全問題。這種對安全的新關注，實際上把中國面對的威脅與人類面臨的全球共同威脅聯系在了一起，強調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而不是實力對抗解決爭端，并就共同關心的安全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合作。并且從過去幾十年中國外交實踐中提取成功的案例以吸取豐富的營養，使外交創新成為一個連貫積累的過程。
我們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清醒地正視多元、多重的國家安全問題及其相互聯系，深刻地認識到軍事安全問題和非軍事安全問題的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辯證關系，依據我國領導人提出的“新安全觀”，科學地構建國家安全系統工程及其各個子系統，構建軍事安全與非軍事安全相互聯系、協調的國家綜合安全戰略，其所應對的安全問題既包括軍事安全（傳統安全）問題又包括非軍事安全（非傳統安全）問題，既包括對外安全問題又包括對內安全問題，對外安全問題與對內安全問題的關系常常被精練地表述為“外患”與“內憂”。鄭永年認為：“‘內憂外患’可以說是中國傳統歷史經驗的總結，‘內憂’先于‘外患’，就是說，經常的情況是‘內憂’導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當內部出現了問題，外部力量才會發生作用。”引自鄭永年《中國緊抓“戰略機遇期” “內憂”先于“外患”》，新加坡《聯合早報》2011年3月8日。既包括天災引起的安全問題又包括人禍或天災人禍引起的安全問題。基于綜合安全是一個系統工程的戰略觀點，我們需要依據各種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科學合理地安排和分配用于應對各種安全問題的資金、物力和人才資源。
2011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陳炳德在美國國防大學發表演講說，雖然中國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現在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被13億人口一平均就是100位之后了，“中國搞經濟建設是為了解決好13億人民的生活，使他們的日子過得更好，而不是拿這個錢去搞武器裝備，去挑戰美國。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出中國人民生活水平12倍，如果我們拿這個錢去搞武器裝備挑戰美國，中國老百姓也不會答應”。《環球時報》2011年5月20日。顯然，為了解決好13億人民的生活，我們需要全面地、綜合地兼顧各方面的安全問題，我們的軍事安全不是為了“去挑戰美國”，而是為了保衛祖國，保護好13億人民的生活，并且為子孫后代著想，在地球環境已經不堪忍受人類活動所造成的重擔的情況下，不要再雪上加霜，把一個打得稀巴爛的地球留給后代。
我們應該認真地重溫周恩來忠于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外交立場和藝術，認真復習我們有過的成功外交戰略案例。當年周恩來的對美、對日外交做得很漂亮，堅持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使中國得到了戰略利益，阻止了中國被當時的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美日所包圍的局面的形成，為其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準備了國際條件，這應該說是成功的外交戰略的范例。周恩來外交實踐啟示我們，在原則性與靈活性這兩者的關系中，前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也是比較容易做到并能得到普遍認同與支持的。比如在外交場合針對日方某些人的錯誤言論進行嚴肅批評和說理斗爭，就是堅持原則性的集中表現。而相比之下，后一個方面（靈活性）無論是獲取己方認同的難度，還是具體執行中的復雜度和艱難性，都遠遠超過了前者，因為所謂“策略的靈活性”，從根本上講，就是要采取符合國家長遠利益與根本利益的一些做法，包括那些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原則性不夠鮮明、是非色彩不夠強烈，甚至暫時得不到一般人理解的態度與做法。比如為了兩國關系的大局而在談判中做出必要的妥協，等等。這樣做的難度在于，它需要一種更長遠的戰略眼光、戰略勇氣并面對來自國內的政治壓力。參見武寅《關于發展中日關系的幾點思考》，《日本學刊》1998年第5期。周總理之所以能夠做到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是他堅持一切“為了人民”、“為了國家利益”這個最高原則的表現，也是他作為革命家、政治家所具有的遠大目光和坦蕩胸懷的表現。總之，歷史經驗表明，在外交博弈中很少有可能做到讓己方“百分之百地贏”和讓對方“百分之百地輸”，有的時候做出符合國家根本利益的妥協比堅持原則要難得多。在外交上我們既要增強硬實力，也要增強軟實力。
我們的外交創新和轉型的最終目標就是讓世界各國相信：未來只有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為核心的中國思想才能解決人類面臨的根本問題！

（原載《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