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第二版)（簡體書）

《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第二版）》敘述了我國兩千多年的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發展情況。
《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第二版）》以歷史為線索，按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等時期分為八章。每章前設有“概述”，總論各個時期的歷史語境和文學、文論的概況，然後分論該時期有代表性的文論觀點。
《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第二版）》編者在對文論史的敘述中，特別注意把文學觀念置於總的文化系統中去考察，從而突出了古文論與各個時期的社會政治和社會思潮之間的關聯。
《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第二版）》適於高等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師生教學使用，也可作為古代文學、古代文論的研究者、愛好者的參考。

《中國古代文論教程(第2版)》中突出了文化的視點，每章前面所設的“概述”一節，集中論述該時期的文化特征，而在各節對有關文論的評介中，也強調了各種文論觀點的文化意義和它們在整個文化系統中的地位。

感謝八所大學的十幾位朋友的通力合作，使這部教材的編寫工作得以完成。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是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一門重要課程。我本人就是教這門課的，而且屈指算來，我的古文論“教齡”已有25年之久。多年來的教學實踐告訴我，這門課要想講得好，講出“彩”來，讓學生從心裡產生興趣，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之所以不易，有多方面的原因：從教學內容上講，中國古代文論，作為我們古人在古代的歷史條件下對於文學問題所作的思考，不論是在所思考的問題上，還是思維模式、理論形態上，都是古典式的，它與現代思想之間存在著差異，因此在現代意識的陶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聽起來，就很容易產生隔膜之感。再從教學主體上來說，教師講授此課的不得法，也會造成學生的厭倦。譬如，以往教古文論，常常強調古文論在研究視點和學科上的獨立性。這種觀點，在知識爆炸、學科分工越來越細的今天，本也無可厚非；但若過分地強調獨立，往往就會導致孤立的講授。古代文論，不只是古人對於當時文學創作的具體評論，其實也是他們表述自己社會思想的特殊方法。如果講授時忽略對當時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的考察，不涉及當時的社會思潮，甚至不涉及當時的文學創作，只是管窺錐指式地就理論來談理論，那就無異於剪一花於圃苑，斷一指於全身，完全扼殺了它的活氣。再說，中國古人關於“文”或文學的思考，如果孤立地來看，它們都缺乏西人理論那樣在體系上的獨立性。只將眼睛盯在每個古人的文學評論上，必然導致零亂與瑣碎，這樣一來，連本來想突出的“理論性”也沒有了。
有鑑於此，我們這次所編寫的教材，就特別注重把古代文論放到整個歷史文化系統中去考察。我們認為，在古代，基於人們的生存狀況，整個社會存在著一種特定的文化系統。這種文化系統由哲學、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因素所構成，文論亦屬其中因素之一，它不但與這個大的學術文化系統中的其他因素彼此密切相關，而且文論話語本身往往就是人們整體的文化觀念的一種表達形式。因此，研究古文論，必須把它置於整個文化大系統之中來審視，才能看出它的合理性、深刻性和系統性。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在教材編寫中突出了文化的視點，每章前面所設的“概述”一節，集中論述該時期的文化特徵，而在各節對有關文論的評介中，也強調了各種文論觀點的文化意義和它們在整個文化系統中的地位。

緒論
一、在對待古代文論的態度上存在的主要問題
二、古代文論研究的現代意義
三、走向文化詩學
四、中國古代文化精神概觀
五、中國古代文論概觀

第一章先秦時代的文學觀念
第一節概述
一、文化話語權力的轉移
二、作為新的言說主體的士人階層
三、先秦文論概觀
四、儒家的文化追求
第二節孔子的文論
一、孔子文論的文化意蘊
二、孔子的詩歌功能論的複雜性
第三節孟子的文論
一、孟子與士人階層的自我認同意識
二、孟子的主要文論觀點
第四節荀子的文論
一、荀子言說立場的時代特徵
二、荀子的主要文論觀點
第五節先秦道家思想的詩性特徵
一、老莊道論
二、老莊所崇尚的“妙”和“自然”
三、莊子對“遊”和“化”的推崇
四、莊子“言不盡意”論及其對文學批評的影響

第二章兩漢經學時代的文學理論批評
第一節概述
一、漢代的政治文化結構
二、士人階層的處世策略
三、經學語境中的文論思想
四、兩漢文論概況
第二節《樂記》與《毛詩序》
一、《樂記》的主要貢獻
二、《毛詩序》的詩學思想
第三節司馬遷、班固的文學思想
一、司馬遷的文學思想
二、班固的文論觀點
第四節揚雄的文學思想
一、揚雄文學思想的核心
二、揚雄論辭賦
第五節漢人對屈原的評價問題
一、淮南王劉安與司馬遷的評價
二、揚雄與班固的評價
三、王逸的評價
第六節王充的文學思想
一、王充的生平
二、王充的主要文論壩點
……

第三章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理論批評
第四章隋唐五代的文學理論批評
第五章宋金元時代的文學思想
第六章明代的文學理論批評
第七章清代的文學理論批評
第八章近代的文學理論批評

唐憲宗為崇佛教，詔遣中使率眾僧從鳳翔法門寺迎佛骨至長安，當時都城萬人空巷，王公士庶，奔走施舍，百姓多有廢業破產甚至自殘身體以示虔誠、以求供養者。在這樣的熱潮之中，韓愈不惜自己的刑部侍郎的高位甚至身家性命，上書極諫，謂應以儒學為本，佛不足信，并激烈地要求皇帝將佛骨投之水火，“斷天下之疑，絕萬代之惑”（《論佛骨表》）。這需要多么大的膽量！結果惹惱了憲宗，欲加之極刑，后因多人苦諫得免，遂貶為潮州刺史。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韓愈的倡儒本身，就是他反潮流精神的突出體現。后來他的弟子皇甫浞在《韓文公墓志銘》中說：“浮圖之法，上下安之若性命固然，獨愈常惋佛老法潰圣人之堤，乃倡而筑之”，所贊的也正是他這種頂風倡儒的精神。此外，韓愈在文學上對于傳統的藝術范式的解構，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它需要頂住來自傳統與時風兩方面的壓力。韓愈說自己倡導古文時的處境是“跋前躓后，動輒得咎”（《進學解》），他的門人也說他所受的冷遇：“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李漢《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諱愈文集序》）。也正是出于這種反潮流的精神，所以韓愈在創作上提出了“不平則鳴”的觀點，這是韓愈的文論中最有理論性的觀點。韓愈有一篇《送孟東野序》，其中說：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這里韓愈指出，萬物之發聲，皆在受擾而失衡之后，人的創作也是如此，它是作家的心靈產生“不平”的結果。應該說，韓愈此論是有所本的。按唐中宗神龍年間，大理卿尹思貞面折奸佞，“或謂思貞日：公平日訥于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耶？思貞日：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資治通鑒》卷二百〇八）但尹思貞此語不過是一個具體的比喻，而韓愈則把它升華成一種帶有普遍性的理論。單看《送孟東野序》這篇文章，韓愈的議論未免不太嚴密，因為前文明明指出作家之“鳴”乃“不平”之聲，“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后文卻舉出伊尹、周公等人之鳴，為“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而“不平”與“和”正相齟齬。故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卷四中，對韓愈的論述頗有批評：“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夔假于《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乎也。”其實，從韓愈的整個思想傾向來看，他的“不平”實際上指的是作家對現實的不滿與他對現實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