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文存：第三集（簡體書）

胡適文存第三集是胡適先生在民國十九年春收集成集的，分九卷。第一卷闡述了胡先生對當時的社會問題的態度，第二卷至第四卷是整理國故的文字，包含對整理國故的意見、治學的方法以及一些佛教史料的整理，第五、六卷主要是對一些重要小說的考證等，第七卷是胡適的一些讀書雜記，第八卷是有關中國文學的一些序跋，第九卷是一些雜文。借用胡適先生的話來說，這一集“都可說是方法論的文章”。

《胡適文存(第3集)》原書系繁體字豎排，現改為簡體字橫排。民國時代有其語言習慣，作者也有其自己的文字風格。鑒于原書已采用新式標點符號，只是當時的標點符號與現在通行的標點符號有區別，編校工作中，除訂正個別文字錯訛，并按現行規范用法修改少許標點符號之外，本次出版基本未作其他增刪改動。

這筆賬很可以代表當日賣官的情形。無論經手的是江西的三荷包，或是兩湖制臺的十二姨太太，或是北京的黃胖姑，或是宮里的黑大叔，地域有不同，官缺有大小，神通有高低，然而走的都只是這一條路。這都是捐上的加捐。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錢，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錢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錢是有定額的，買缺的錢是沒有定額而只有市價的。捐官的錢是史料，買缺的錢更是史料。
“千里為官只為財”，何況這班官又都是花了大本錢來的呢？他們到任之后，第一要撈回捐官的本錢，第二要撈回買缺的本錢，第三還要多弄點利錢。還有那班“帶肚子”的賬房二爺們，他們也都不是來喝西風的，自然也都要撈幾文回去。羊毛總出在羊身上，百姓與國家自然逃不了這班餓狼饞狗的侵害了。公開賣官之弊必至于此。李寶嘉信手拈來，都成材料；其間盡有不實不盡之處，但打個小折扣之后，《官場現形記》終可算是有社會史料的價值的。
《官場現形記》寫大官的地方都不見出色，因為這種材料都是間接得來的，全靠來源如何：倘若說故事的人也不是根據親身的觀察，那故事經過幾道傳述，便成了鄉下人說朝廷事，決不會親切有味了。例如書中說山東撫院閱兵會外賓（第六～七回）等事，看了令人討厭。又如書中寫北京官場的情形（第二四～二九回），看了也令人起一種不自然的感覺。大概作者寫北京社會的部分完全是摭拾一些很普通的“話柄”勉強串成的。其中如溥四爺認“崇”字（第二四回，頁一二），如華中堂開古董鋪（第二五、二六回），徐大軍機論碰頭的妙語（第二六回），都不過是當日喧傳人口的“話柄”罷了。在這種地方，這部書的記載是很少文學興趣的，至多不過是摭拾話柄，替一個時代的社會情形留一點史料罷了。
有人說，李寶嘉的家里有人做過佐雜小官。這話我們沒有證據，不敢輕信。但讀過《官場現形記》的人總都感覺這書寫大官都不自然，寫佐雜小官卻都有聲有色。大概作者當初確曾想用全副氣力描寫幾個小官，后來抵抗不住別的“話柄”的引誘，方才改變方針，變成一部摭拾官場話柄的類書。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學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當日肯根據親身的觀察，或親屬的經驗，決計用全力描寫佐雜下僚的社會，他的文學成績必定大有可觀，中國近代小說史上也許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終于有點怕難為情，終不肯拋棄“官場”全部的攏統記載，終不甘用他的天才來做一小部分的具體描寫。所以他幾回想特別描寫佐雜小官，幾回都半途收縮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