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月（簡體書）

《延安紀實．延安一月》是（林放）趙超構采寫的一組十多萬字的新聞通訊，於1944年7月3日和8月3日起分別在重慶和成都《新民報》連載，曾引起轟動。同年1月18日，兩地《新民報》刊完後，由該報結集成《延安一月》於1945年1月出版，5個月內重印3次，銷量數萬冊。重慶《新華日報》社購2冊派人送往延安，毛澤東看後說：“在重慶這個地方發表這樣的文章，作者的膽識是可貴的。”周恩來稱之為“中國記者寫的《西行漫記》”。日本也隨即翻譯出版。這本書，對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讀者無疑是衝破新聞封鎖，瞭解延安、瞭解中共的一本罕見而難得的書籍。因此，不久《延安一月》即被國民黨新聞宣傳當局列為禁書。

《延安一月》是沖破新聞封鎖，了解延安的一本難得的書籍。

我說過，延安一般機關人員對于貨幣看得不像我們這樣嚴重。原因是他們的生活，并不靠薪資而靠供給制度和個人的生產。
供給制度有一個公家規定的標準。這標準依著物資情形，每年都有修正。依據今年的標準，一個人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醫藥問題，文化娛樂，大體上都有了保障。
但是這種生活用品的供給，并不是全部由邊區政府發給的。有的機關，幾乎全靠本機關人員生產來自給，有的機關，自給一部分，另由邊區政府發給一部分。完全自給的如三五九旅，除了不要政府負擔外，每年還能繳幾萬擔公糧給政府。不完全自給的，如中共直屬的機關，自給百分之四十，政府供給百分之六十。自給的程度，各機關也不一致，大體上，各機關總盡量生產，不足之數由政府負責。
除了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費，就須靠自己生產。所以，每一工作人員的生產，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本機關生產，一部分為自己生產。因此我們可以說，延安的各機關學校部隊工作人員的生活，大體是標準化的，即有差異，距離也不會過遠。至于發生差異的情形，只有下面三種：
第一，是供給標準上規定的差異。譬如食米，機關干部每人每天一斤三兩，部隊每人就有一斤八兩。高級干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干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術人員每月另有五千元邊幣的津貼，普通人員就沒有。
第二，要看本機關的生產情形。生產努力的機關，除了按標準供給生活用品之外，還有多余。這一部分多余的生產，就可以用在本機關人員的福利上去，或者每人多吃幾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
第三，還要看你個人生產的情形。個人生產除一部分歸公外，另一部分是自己可以支配的。當然生產得多些，生活也可以比較好一些。
所以，綜合起來講，邊區政府所規定的供給標準，事實上只是一個標準。公家并不保證標準以上的生活。但如果機關的生產努力或個人的生產豐足，則超過這個標準的生活也是容許的。
對于工作人員的家屬，能工作的，當然生活照標準保證，不能工作的，公家幫助他們學習生產，而給以一部分的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