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與變法─萬國公報研究(簡體書)

《萬國公報》及其前身《教會新報》，都是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創辦和主持的。可以這樣說，沒有林樂知就沒有《萬國公報》，林樂知是《萬國公報》的靈魂和支柱，他在《萬
國公報》上發表的文章最多，他的思想對《萬國公報》的主旨有直接的影響。

《萬國公報》的前身是《教會新報》，創辦於1868年。1874年，改為《萬國公報》，至1907年終刊， 中間停刊6年，實際發行時間長達28年。1874年到1883年為週刊，共出版450卷；1889年到1907年為月刊，共出刊227冊，前後共計677卷冊，這是同時代的刊物無法比擬的。
《萬國公報》不僅辦刊時間長，內容也很廣泛，包括宗教、外交、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婦女等諸多方面。尤其它及時報導中外時事要聞，介紹西學，鼓吹變法維新，對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及晚清政局都產生頗大影響。範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上冊中曾指出：“1889年，廣學會發行《萬國公報》，林樂知主筆，多載時事論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變法成為一個運動，《萬國公報》是有力的推動者。”因此，對《萬國公報》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王林同志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時，對《萬國公報》發生興趣，他感到雖有一些研究《萬國公報》的成果，但還缺少全面系統的研究，於是選定它作為博士學位論文的研究題目。
對於學術研究，同一個題目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不必也不應當限定一種模式，否則將不利於學術的繁榮和發中日甲午戰爭較《申報》等為真實，成為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瞭解國內外大事的主要媒體；《萬國公報》對維新變法運動起了推動作用，從王韜、鄭觀應到康有為等變法的鼓吹者，無一不受其有關宣傳變法言論的影響；《萬國公報》主張婦女不纏足、革陋習、興女學，介紹一些國家婦女的狀況，對促進中國婦女解放有積極意義；《萬國公報》有不少文章論述報刊的重要性，而且以其政論性的特點所產生的影響為中國報刊樹立了榜樣，康有為領導的維新運動就把辦報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它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等等。這些是《萬國公報》積極的一面。
書中也注意分析《萬國公報》消極影響的一面。這就是指出《萬國公報》作為教會的刊物，儘管它重視介紹西學和鼓吹變法，但它宣教的主旨始終未變，是為了最終實現用基督教征服中國的目的。傳教士介紹西學的意圖很明確，就是要通過西學這一橋樑向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傳播基督教，如傳教士所主張：“只有使哲學和科學的研究，浸潤於基督教教義中，才能使人們的內心卑怯，使其在宇宙的創造主面前低頭。”《萬國公報》鼓吹變法，其歸結也在基督教。它宣揚基督教是西方國政之本，把西方的強盛歸功於基督教，把中國的貧弱歸咎於缺乏教道，如說“儒學所結之果，為泥古不長之貧人”；“中華之人既奉如是呆板不靈、積滯不動之教道，安能望其活潑長進哉!不過成為貧弱之國人而已”。傳教士貶斥儒學，醜化中國人大本已失、人心已壞，是為了“欲求吾道之興，必先求彼教之毀”，而後達到奴其種，亡其國。
《萬國公報》在評論中外關係時，往往站在西方列強的立場，歪曲事實，為西方殖民者侵華活動辯護。例如，把英國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說成是林則徐淩壓英商所致，“英主以其越分悖理，強奪國民之貨，遂至不得已用兵”；對於英法聯軍搶掠、燒毀圓明園的罪行，則歪曲為是為了“懲中國之傷犯白旗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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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龔書鐸
緒論
一、《萬國公報》的價值
二、研究現狀
三、本書結構和要點
第一章創辦和經營
一、緣起及其變化
二、編輯和發行
第二章西學傳播
一、自然科學
二、教育學
三、經濟學
四、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
五、空想社會主義
第三章變法主張
一、效西法以求變通
二、整飭吏治
三、通商興利
四、廣教興學
五、變法必用西人
六、吸收與排斥
第四章 宣教與護教
一、宗教宣傳
二、教案觀
第五章 中西文化觀
一、中國人的視角：由中到西
二、傳教士的視角：自西徂東
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
第六章 對婦女問題的關注
一、不纏足
二、興女學
三、革陋習
四、東西方婦女的差異
五、基督教釋放婦女
第七章 在近代中國的影響
一、“欲覘時事者必讀焉”
二、華人的一塊輿論陣地
三、變法的有力推動者
四、近代政論報刊的先驅
五、載文結集後的流傳
六、廣泛的史料價值
附表
林樂知與華人編輯合作主要文章一覽表
李提摩太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主要文章一覽表
《萬國公報》華人作者主要文章一覽表
《萬國公報》主要西學文章一覽表
《萬國公報》主要變法文章一覽表
《萬國公報》有關婦女文章一覽表
《萬國公報》主要外國作者中西文人名對照表
《萬國公報》原刊卷冊與臺灣華文書局
影印合訂本對照表
主要徵引、參考文獻
後記

(三)沐樂知與《萬國公報》
《萬國公報》及其前身《教會新報》，都是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創辦和主持的。可以這樣說，沒有林樂知就沒有《萬國公報》，林樂知是《萬國公報》的靈魂和支柱，他在《萬
國公報》上發表的文章最多，他的思想對《萬國公報》的主旨有直接的影響。
1．林樂知的生平及其在華活動
林樂知，1836年1月3日出生於美國佐治亞州的伯克郡，幼孤，由姨夫母撫養成人。1858年畢業於佐治亞州的愛慕蘭學院，同年加入美國監理會。1859年12月啟程來華，次年7月到達上海，1907年在上海病逝。這中間除因教會事務三次離華回國外，在中國生活了47年。
林樂知來華後，原計劃去杭州傳教，但因太平軍與清軍在此交戰，無法進入。他曾去過南京，見過太平天國的幹王洪仁矸，詢問其對西人的態度。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樂知與南方監理會失去聯繫，傳教活動經費也因此斷絕，他只得在上海靠出租、變賣教會產業，做煤、米、棉花生意維持生活。1864年3月，他經馮桂芬介紹，被聘為上海廣方言館英文教習。1868年他在上海創辦《教會新報》，1871年又被聘為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員。此後十年間，他身兼教習、譯員、編輯、傳教士四職，工作非常忙碌。與他在一起的傅蘭雅曾回憶道：“林樂知當時工作極度緊張，晝夜不息，無間風雨，每日上午在廣言館授課，午後赴製造局譯書，夜間編輯《萬國公報》，禮拜日則盡日說教及處理教會事務，同事十年，從未見其有片刻閒暇。”1881年林樂知辭去廣言館教習翻譯職務，自辦中西書院。1887年廣學會成立後，他成為骨幹，後來具體負責《萬國公報》的編輯工作，直到病逝。
林樂知在華經歷豐富，除到過太平天國的都城南京外，還“親歷目擊”過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日本侵台、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他又曾“環行地球三更，繞道以人各國都城，遍查其新政，於中國之地，則嘗南至廣東，北出張家口而人蒙古”。這些經歷為他評論中國時事提供了資本，他也以此自詡：“然則以僕而談華事，且就華事而證西事，縱不敢詡語語扼要，豈較諸捫燭扣盤、隔靴搔癢者，反遜一籌乎?”他在華的文化活動，涉及傳教、辦學、譯書、辦報等方面，其中以辦報最為著名。他從事這項活動時間最久，用力最勤，影響最大，因此被人稱為“教會報人”。
2．林樂知是《萬國公報》的靈魂和支柱
林樂知曾說：“公報者，餘之所產物而數十年相依為命者也。”的確，林樂知的名字是與《萬國公報》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正是由於他多年的苦心經營，才使得《萬國公報》成為《時務報》創刊以前中國最有影響的刊物，他也因辦《萬國公報》而漸得大名。他曾不無自豪地說：“僕之由華而美也，不論水行山宿，但與華人相遇，多耳僕名。”1900年他回美國時，當時的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曾向他“詳詢中國之情形”。
林樂知對《萬國公報》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他是《萬國公報》的靈魂，他的思想直接影響到《萬國公報》的主旨。林樂知來華的目的為了傳播基督教，他在華的一切活動都服從於這一目的。他曾自我表白：“鄙人來華，四十餘年矣，無一日不作傳道之工，無一事出於譯書、撰報、設塾、興學之外，因念此等功夫，皆為開通民智，可籍以多儲播道之人才，為尤有益也。”林樂知的傳教方式有自己的特點，他在參與清政府的教學和翻譯事務中，同中國的官吏和士人有較多的接觸，認識到單純的教義說教不會在中國有多大的影響，而中國人對西學、西政卻很有興趣。於是，他把單純的教義說教變為以學輔教、以政論教，在介紹西學、西政的同時，極力宣傳西學、西政皆源於西教，企圖使中國人在接受西學、西政的過程中信奉西教。他自己在談到創辦《萬國公報》的緣由時曾總結到：“西方之政原於教，西方之教本與愛，新舊二約詳哉言之。論政而原於教，論教而推暨於人，論報而悉衷於道，論西方而專著於東方，殷殷素報，難自誣也。”這種間接佈道的方式後又得到廣學會同仁的贊許和主持，於是林樂知便在《萬國公報》上自始至終貫徹這一思想，使《萬國公報》成為以學輔教、以政論教的典範。林樂知的這種傳教方式同《萬國公報》後來熱衷於介紹西學、西政、評論中國時事有直接的關係。正因為要以學輔教，就不能不介紹西學；正因為要以政論教，就不能不介紹西政；既然要介紹西學、西政，就勢必要對中國的學術和政治進行評論。而《萬國公報》的這些介紹和評論在中國人看來確有耳目一新之感，所以《萬國公報》成為中國人特別是知識份子普遍接受的刊物。讀者的需求是對刊物最好的引導，於是《萬國公報》介紹西學、西政、評論時事的分量越來越重。特別是甲午戰後，《萬國公報》更是連篇累牘地鼓吹變法。這一時期的《萬國公報》，從表面上看，似乎同林樂知辦報的目的有點偏離，但從長遠來看，兩者並不矛盾。如果中國人真按《萬國公報》的指導進行變法，這既符合英美在華利益，又有可能把中國由模仿西政引導到信奉西教。只是因為中國人在接受西學西政的同時，對西教一直避而遠之，並且堅持“變自我始”，才使《萬國公報》借學術和政治引導中國人皈依基督教的目的無法實現。
二、林樂知是《萬國公報》的支柱，他的文章構成了《萬國公報》的主要內容。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文章不但數量最多，而且影響也最大，抽掉林樂知的文章，《萬國公報》將不成其為《萬國公報》。1889年後，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過《中日兩國進止互歧論》(71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論》(72冊)，《以寬恕釋仇怨說》(72冊)等評論中日戰爭的文章； 《險語對》(82冊)，《印度隸英十二益說》(93冊)等指導中國變法的文章； 《論美國立國以教道為本》(167冊)等宣傳西教為西政之本的文章。這些由林樂知“撰寫”的文章最能代表《萬國公報》的主旨。由於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的文章多是與華人編輯合作而成，即由林樂知命意或口譯，由華人編輯筆述或撰文，因此，有人就認為，《萬國公報》的主筆不是林樂知，而是華人編輯沈毓桂、蔡爾康等人。其實這種看法過高地估計了華人編輯對《萬國公報》的影響。的確，林樂知、沈毓桂都曾自稱或被人稱為是《萬國公報》的主筆，如林樂知在第93冊《閱時務報第六冊變法通議有感而書》的附跋中，自稱“《萬國公報》主筆林樂知”。沈毓桂在《萬國公報》第61冊《辭萬國公報主筆啟》中也自稱“主筆”、“主報務”，他在《匏隱廬詩文合稿》中也說“公報教會報均余主編”。但沈毓桂等人作為《萬國公報》的“主筆”同後來梁啟超作為《時務報》、《清議報》的“主筆”性質並不完全一樣。沈毓桂單獨發表的文章較多，有一些自己的思想，如“中體西用”等。但其他華人編輯很少單獨發表文章，更多的是把林樂知和其他傳教士的命意或口譯筆述成文。從他們與傳教土合作的文章來看，反映的主要是傳教土的思想。華人編輯從本質上講是受雇于傳教士，他們在與傳教士的合作中，始終處於從屬和輔助的地位，兩者之間的主次關係是不能顛倒的。因此，真正決定《萬國公報》主旨和宣傳方向的是林樂知而不是華人編輯。
1875年10月2日，《萬國公報》在第356卷中刊載了林樂知的《中西關係論略》，林在此文中指出中國是天下最弱最貧之國，並通過中西對比來分析中國貧弱的原因：“外國視古昔如小孩，視今時如成人，中國以古初為無加，以今時為不及。故西國有盛而無衰，中國每頹而不振。西國萬事爭先，不甘落後，中國墨守成規，不知善變，此弱與貧之由來也。”金琥在《富國要策》中亦有類似的言論：“西國不泥于古初，隨時而變，就勢而通，不維不泥乎古道，以古時為譬之小孩，而今時則為大人焉。中國則不然，以上古為蔑以加茲，以中古為莫之能及，故以古昔之成規必當遵守，而今時之治法未便更新。且觀各西國於事事之中，勇往爭先，願為雞口，不為牛後。中國則率由舊章，以為吾能善守是亦足矣，而又何必善變乎?此西國所由富且強，中國所由貧且弱爾。”山
既然中國的貧弱是因泥古守舊造成的，那麼變法就成了當務之急。《萬國公報》對此有大量的論述。有的文章從古今時勢之不同來談變法的必要性：“自唐虞迄今，歷數千年。天地猶是也，而時則非也；天地無異也，而勢則不同矣。蓋有合于古之時者，即有不合於今之時；有利於古之勢者，即有不利於今之勢。則際此時勢，而欲其無往不合無往不利者，固屬甚難。然亦何難之有?要在去其拘泥而已，善於變通而已。”有的文章從當前的形勢談到不變的後果：“今也中外廣通，東之日邦，南之法界，西之英屬，北之俄疆，四面皆強鄰，且電線鐵路縱橫於東西南朔，軍聲頃刻千里，兵革指日當前。勢迫處此而尤夢于時文，不知窮變者也夫?苟不知窮以求通，則天必將大有變於我國，以成其所變之勢，設不幸而成變于他人時，已噬臍無及，悔之晚矣。”
至於如何變法，《萬國公報》的文章眾口一詞，那就是向西方學習，“蓋天之大有造於我，而迫我以不得不仿效西法西人所欲為者，我當乘時次第為之，如開諸礦、築鐵路、建電線、興機器、鑄錢幣、造大炮、制鐵艦、練陸兵、整水師、改營制。一切振興悉可與西國爭長，則西國複何至藐我哉？”在《萬國公報》刊登的諸多富國策中，也都認為：“當今之世，欲謀富國之法，要貴乎審時度勢，酌古准今，則效西法以善於變通而已。”
《萬國公報》從664卷(1881年11月12日)起，連載《近事要務》，至675卷止，共98則。該文提出了一系列變法主張，如廣集益以振國脈、繼製作以媲前聖、廣善法以助不及、籌新法以備凶荒、通有無以便民用、求外賢以助不及、究格致以得新界、設報館以博見聞、廣土產以圖富強、通水路以便往來、立學會以興大利、擇善法以知所從、習西語以便翻譯、立信局以便民生等等。從第719卷(1882年12月16日)起，《萬國公報》又連續發表《近事要務衍義》，對上文的前31則內容進行解釋和論述，直到1883年停刊。這兩組系列文章代表了《萬國公報》1881年至1883年的變法主張，其基本內容仍是采西法以便民生，並把尊上帝以建大本、廣廟堂以事上帝作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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