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簡體書）

《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主要談的是俄羅斯近代改革與革命中的農民問題，基本分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與特徵，相當有力地說明村社是與帝俄國家體制共同發展，並且因而不斷強化的一種宗法共同體，對農民起了束縛與保護的雙重作用。其次,它討論了世紀中葉的農奴改革運動與世紀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國人所熟悉的“分家”觀念來闡明為什麼在這兩次改革運動中，廣大農民都感到憤懣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長”，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卻是“長子”，即少數單幹富戶。《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最後兩章才論及村社問題與大革命的吊詭關係。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廢除村社制度在經濟上成功，在社會上則產生強烈不滿，從而引致日益高漲的復興村社呼聲。

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蘇聯－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曾任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院蘇聯東歐處處長、俄羅斯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現任中國蘇聯東歐史研究會秘書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歐亞所特邀研究員。秦暉，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是當代中國有影響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是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中國經濟史學會理事，中國農民史研究會副會長，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特邀研究員。

《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編輯推薦：當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74年的錘鐮星紅旗黯然降下，作為20世紀象征的社會主義事業，在占全世界1／6的這片廣袤土地上經過74年實踐后，終于告一段落。當中國人從“以俄為師”到“以俄為鑒”的世紀行同時，俄國人的中國觀卻出現了從“以華為鑒”到“以華為師”的演變。
中俄兩國的命運為什么會有如此奇特的糾葛？俄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與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無論是好是壞，又給我們帶來了哪些啟示？列寧曾把老托爾斯泰比喻為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同樣，我們也可將俄國的改革、革命比喻為現代中國的一面鏡子，因為“走俄國的路”，幾乎成為現代中國的一種“宿命”。由于這種歷史的相近性，所以無論作者是有心還是無意，我們在閱讀《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一書時，不能不時時“以俄為鑒”來觀照中國現代化的歷史與現狀。或許，這便是這部研究俄國現代化之路的著作的意義所在，也是其在大陸學界廣受重視的原因所在。
《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初版至今已經16年，但是關注者仍然不少。也正如當年俄國人談論“普魯士道路和美國式道路”實際上是在討論俄國問題，秦暉金雁夫婦對俄國問題的的研究無疑也有著明顯的中國問題情結。

《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再版序緒論“農民模式”還是“反農民模式”？一、作為“發展中社會”的俄羅斯二、俄國道路的“農民背景”三、“反農民”還是“農民化”？四、“農民”與“農民社會”的定義問題五、俄國的“農民”與俄國的“知識分子”第一章 農村公社與“俄羅斯精神”的起源一、“諸種文明會聚”的大平原二、維爾夫公社與基輔羅斯三、“黑鄉”、“黑土”與“黑農”四、從自由米爾到農奴制米爾：“土地公有制”的出現五、“公社”的起源與土地重分制的起源——關於“公社論戰”的新評價第二章 “公社世界”的鳥瞰（上）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二、連環保與“大鍋稅”三、勞動組合與“共耕地”四、強制聚居與強制耕作第三章 “公社世界”的鳥瞰（下）一、“村社民主”與“畜群式管理”二、“集體表像”與村社思維方式三、村社“平均”與等級壁壘四、農奴制、專制主義與農村公社第四章 從“要否分家”之爭到“如何分家”之爭一、躁動的鄉村：離土離鄉不離“農”的困境二、農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奪“子”利三、“父不父，子不子”：兩次改革之間的村社與時局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爭第五章 從“如何分家”之爭到村社復興運動：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國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奪“子”利二、“斯托雷平奇跡”：甜頭與酸果三、走向村社復興之路第六章 灰色的、青色的與紅色的：村社的變遷與俄國思想界（上）一、村社的困境與政治——思想界的尷尬二、“路標”改變：自由主義的沒落三、從革命民粹主義到“警察民粹主義”第七章 灰色的、青色的與紅色的：村社的變遷與俄國思想界（下）一、社會革命主義：村社危機與民粹主義復興二、民粹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雙向異化三、“雪崩”在寧靜中醞釀結語 與余論從奇吉林到盧多爾瓦伊：公社傳統與俄國歷史的怪圈一、奇吉林事件：向束縛者企求保護的農民二、盧多爾瓦伊事件：更強大的“保護”與更嚴酷的束縛三、盧多爾瓦伊之後：極端的“保護”與極端的束縛附錄 歷史的啟迪：再談俄國的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並答楊震、呂新雨徵引文獻

三、村社“平均”與等級壁壘
農村公社的內部的“分化”程度如何，是一個經歷了世紀之爭的老問題。傳統上，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在“價值判斷’’上較接近，而自由主義者與民粹主義者（包括官方斯拉夫派）在“事實判斷”上較接近。自由派與民粹派都傾向于強調村社有較強的平均機制，能較明顯地阻礙農民的分化進程，不同之處在于民粹派對此津津樂道，認為這是一種獨特的俄羅斯傳統美德，并且包含著理想的或“社會主義的”種子，而自由派則對此搖頭不已，認為這是一種“懶漢”拖死勤奮者，“醉鬼”連累明白人的大鍋飯弊癥，嚴重地影響了俄國的發展與近代化。馬克思主義者（尤指1906年以前的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兩派社會民主黨人）在不以村社為然這點上與自由派有共同語言（因此才一度有過“同路人”聯盟），但在事實判斷上卻否定上述兩派都認同的村社平均職能說，傾向于強調村社根本不能阻止分化，農村階級斗爭很尖銳——當然以上的概括也不那么絕對，例如列寧在其早期也是講過“懶漢”拖死勤奮者這類話的。
蘇聯時期的學術界遵循其意識形態傳統，基本上言必稱“階級分化”，十分強調村社中的貧富差別。極而言之，似乎從基輔羅斯時代起農民就分化得差不多了。但到了70年代后，蘇聯學界對這一問題有所放開，如B?A?亞歷山德羅夫在1976年就說：“應該承認，在我們研究的這個時期——17～19世紀——絕大部分具有勞動能力的公社社員沒有赤貧現象。”蘇聯解體之后，學界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更為歧異，有的學者回歸到自由派觀點，從強調村社的“大鍋飯”弊端走向肯定斯托雷平改革；有的則回歸到民粹派主張，從強調村社內在和諧的生命力走向肯定“特殊道路”（如澤利亞諾夫），但如前所述，兩者在承認村社平均機制這點上是相似的。
那么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各派用以論證自己觀點的統計依據。一般地說，由于村社份地的分配是公認比較平均的，而其他一些指標（如實際收入之類）又較難收集到可信數據，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在這方面以列寧的名著《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尤為典型）多傾向于以農戶擁有的馬匹和份地以外的土地（租佃地、購人地等）為指標來研究分化問題。而民粹派統計學則以1884～1903年間任職于沃羅涅什省自治局統計部門的著名學者?A?舍爾比納創立的“預算研究”學派為代表，該學派上承F.勒普萊的西歐預算統計學，強調抽樣調查與靜態分析，抽樣的范圍自然不如普查式統計，但好處是指標詳盡，對被抽樣的經濟單位實際情況了解比較透徹。民粹派否認村社中分化現象的“平均需求規律”論就是以這種統計模式為依據的。而自由派統計學偏重于城市統計，在鄉村統計方面方法比較多元化，以H?H?切爾年科夫開創的“動態研究”學派為主流。該學派也強調抽樣調查，但對抽樣指標不求詳盡，而求能對關鍵指標進行長時段跟蹤調查，以便進行動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