敵機撒來的傳單（簡體書）

《百姓秋葉叢書：敵機撒來的傳單》收錄了73篇文章——都是普遍百姓的記憶浪花。親身的經歷，無華的文字，樸實地展現了被風塵漸掩的歲月風貌。

《20世紀的友好商品》、《牛事》、《吃鼠肉》、《“龍固事件”始末》、《一夜師生情》、《師恩，永遠難忘》、《故鄉的年味》、《反“封、資、修”文件》、《防震的日子》、《敵機撒來的傳單》、《沒有“反黨言論”的右派》、《早春登島斗蘇修》……《敵機撒來的傳單》(作者是花蕾、武玉棟)收錄了73篇文章——都是普遍百姓的記憶浪花。親身的經歷，無華的文字，樸實地展現了被風塵漸掩的歲月風貌。

從公元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華民族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酸甜苦辣五味雜陳，喜怒哀樂錯綜交加的歲月。大事小事、好事壞事，老百姓們無法避免地經歷了太多太多。但時光的巨輪滾滾向前，把這些漸漸拋在了車后；“正史”的記載疏略簡陋，使之日益模糊不清；而且，那些親身經歷過的人，正在相繼進入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也許，在不久的將來，那時的人、那時的事、那時的物，以及由此構成的社會景象，都會慢慢湮滅；也許，在久遠的將來，后人會因為這寶貴財富的丟失而一邊捶胸頓足，一邊苦力考證。僅就20世紀下半葉兩件史無前例的大事而言，時在今日，有多少人還能記得“土地改革”運動的細節，有多少人還能說得清“文化大革命”之火在基層是如何燃起的？
龔自珍說：“欲滅其國，先滅其史。”身為匹夫，我不自量力地產生了避免以上擔心成為現實的想法，進而有了編纂“百姓秋葉”叢書的行動。
本叢書之所以取名為“百姓秋葉”，概因為其宗旨是：凡人瑣事，再現歲月風貌；細枝微葉，勾畫歷史巨樹。普通百姓的往事記憶，像歷史巨樹上飄零的秋葉。然而，正是這些微瑣的碎片，曾經成就了歷史巨樹，并且毫無掩飾地見證著歷史巨樹真實的一切。
蕓蕓眾生既不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策劃者，也不是歷史進程的決定者。看上去他們對于歷史走向的影響似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然而，他們正是歷史風雨的直接承受者，他們是當之無愧的歷史的主人和證人。無數小人物的悲歡離舍，乃是構建所謂大歷史的不可或缺的最堅實、最鮮活的材料。然而，這些材料很難見諸囿于某種觀念和規定而撰寫、出版的文字中，以至于像一些史學前輩所不滿的：“哪一年發生了什么戰爭，哪一年哪個大臣受到了什么賞賜，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當時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飯，婚娶的風俗是什么樣的，尋繹卻十分困難。”
大大小小的普通人對親身經歷過的歲月的證言，形成了那個時代歷史的無數細節。沒有細節的歷史是殘缺的、不可信的，一如沒有枝葉的樹干，即使參天入云也缺乏生命，只能稱為枯樹而已。
“百姓秋葉”叢書力求作者廣泛化。無問弄書種田、販夫走卒，都可將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帶著那個時代特征的事或人憶寫出來，貢獻出來。尤其歡迎來自社會“底層”的作品(無力親自動手者，委托他人代筆整理也可)。
“百姓秋葉”叢書所選文章，堅持短小精煉、樸素真實。無需優美的句式和華麗的辭藻，不用深刻的評論和高度的概括，只求以白描的手法、簡單的文字，詳細地記錄下真實的人和事。
“百姓秋葉”叢書所選文章，既可追憶當年的喜樂，也可回溯曾經的哀怒——只要把真實的親歷奉給社會，留給后人。
在飽經了人生的悲歡起伏，告別了年輕時的氣沖斗牛之后，我開始了“百姓秋葉”叢書的工作。我堅信它的價值。無論如何的荊天棘地，怎樣的篳路藍縷，我都將義無反顧、始終不渝地堅持下去。三十年前讀過并牢記的青年馬克思的一段話，將一如既往地鼓勵著我、激勵著我、鞭策著我：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的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而可憐的快樂，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萬人。我們的事業并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在我們的遺骸前，高尚的人們將灑下他們的淚水。”
花蕾
2011年春，于夢湘閣

當年，油條的長度要“達標”向自留地讓步彝鄉軍民情挖人祖墳的報應室內保溫絕招憤怒的地瓜我的知青歲月三年困難時期的錦屏礦校赤腳醫生和電工20世紀的友好商品牛事吃鼠肉“龍固事件”始末一夜師生情師恩，永遠難忘“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徐州日報》故鄉的年味反“封、資、修”文件防震的日子敵機撒來的傳單沒有“反黨言論”的右派早春登島鬥蘇修娘的回憶“起死回生”老頭衫軍營風格的“兒童樂園”人口普查與世界盃001號電車解放初南京妓業九次大調查香煙的記憶念著老童謠，想起我的兄弟姐妹那時營養湯看古巴人跳水碎磚頭和三元錢最後一個尋呼台自製葡萄汁電影“跑”片夏天單位發草帽當年跳舞熱“喇叭頭”裡聽劉蘭芳股市二十年之營業部變遷倒馬桶的最後一人“雙槍老太婆”被勸退黨當年的特產“活頁文選”春天裡，排隊吃蒜頭1997年，用手機還得配“執照”南京的街頭挖耳匠老宅新街口曾經的“樓歪歪”三十多年前的購物證曾記否，買菜直接去菜地校園逸事三則綁架記從蔔姓讀法說開去一代人心中的“東方紅”東風二樓349辦報記我與書的情緣中秋聯歡會山色不隨春老軍旅生涯的兩個見聞六盤山情結那一片消失了的森林1966年8月的日記我參加過“投機倒把”我的“造反”經歷我考上了鄭州一中夏工宣一個女人給我留下的難忘印象銀嶺的情懷20世紀的自行車我的一些記憶碎片永遠的“三線”母親的紡車四斤面與八年徒刑編後記

我插隊的公社有“山區”和“湖區”之分，我最初三年所在的大隊就在“山區”。而實際上，那里的“山區”并沒有山，只是地勢很高。“湖區”也并沒有湖，只是地勢低且平坦而已。
多少年來，“山區”種植的農作物一直就是以地瓜為主，也種一些玉米、高粱和小麥。都是些耐旱作物，但畝產量很低，因而“山區”同“湖區”相比就貧困得多。我們下放時，正趕上上級要求要進行“旱改水”，就是要把種旱作物改為種水稻。當時，我們也是很高興，因為這樣一來，以后我們的口糧中大米就可以多起來。那時，土地直接歸生產隊所有，而種植什么作物則要由公社和大隊統一安排。“旱改水”是上級的要求，據說還有什么水稻便于儲存，能夠適應“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要求等等。這就使“旱改水”有了政治色彩，也就沒有人敢公開說半個不字。我們也極力幫著宣傳，巴不得隊里把所有的旱田都改為水田。可是后來我們發現，隊里的“貧下中農”們對此事是很不理解，甚至明里暗里的在抵制。私下里，我們經常和他們唇槍舌劍地爭論，那時在我們眼里，這些農民太落后了。可是，慢慢地，我們才了解了其中的原因。
種植水稻與種植旱作物相比要辛苦得多，勞力投人大大增加。“山區”的社員很不適應。那時，田間作業完全是原始的一套，育種、育秧、整田、拔秧、插秧、灌水、除草、施肥非常繁瑣，比種植旱作物復雜多了，且“盡日之力不及一畝”。初春的北方，水里還結著冰，就要下到水里整秧田。插秧的時候彎著腰，一千就是幾天，收工回來，腰就像是斷了似的。夏天里，日曬于上，水浸于下，螞蟥飛蟲時時侵擾，苦不堪言。除了人力的投入加大以外，生產隊其他成本也大大增加，要買水牛，買稻種，買農藥，買專用的工具。最讓人受不了的是要買水，因為“山區”的水，不是從河里自然流過來的，而是用抽水機抽上來的，抽水機是要用柴油的，用水是要掏錢的。天旱的時候，甚至想買也買不到。“山區”的土質又不太好，有時抽了半天水也流不到田里，水全被水渠自己給“喝”了。這樣的事情大家能心甘情愿地去做嗎？第一年我們幾個人也參加了水稻種植的全過程，有時累了也發急，這時社員們就會過來戲弄我們，說還是白芋干子好吃，要吃米，命來換，這回知道了吧。
1970年上級再次要求要擴大“旱改水”的面積，公社就提出把最高處的旱田也改成水田。實現他們的壯舉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水的問題。蘇北和南方不一樣，沒有那縱橫交錯的水網，要解決水的問題，辦法就是挖渠、修翻水站，把水硬是翻到高處去。我們到鄉下的第一年就參加了這樣一場大會戰，在我們住處不遠的地方，公社要修建一個“二級站”，就是將水渠修成臺階式的兩層，先將遠處河里的水抽上第一層的水渠，水從渠里流到一個深水塘子里之后，再用抽水機把水抽到更高的地方，然后讓水從高處通過一條條支渠流到稻田里去。工程很是浩大，水渠加上兩邊的堤岸足有一百多米寬，水渠端部建機站的地方挖下去足有二三十米深，水渠占去了大量的土地，單單我們一個生產隊，就有幾十畝地被挖成了水渠，那里一直種著上好的地瓜。農民們感到很可惜，每天在工地上挖渠都有人在拐著彎地罵娘。甚至有人很認真地來問我，這“旱改水”到底是不是毛主席讓咱干的，搞得我也不知怎樣回答。
社員們抵制種水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分配上的問題。當時，生產隊里的糧食在給社員們進行分配時，并不是愛分多少就分多少的，而是有一定的標準的，分配的基本口糧達到標準以后，剩下的糧食是要繳公糧的。每年收多少，分多少，繳多少，事先公社是要測算并做出計劃的，糧食收下來以后，還要進行“核產”，生產隊里搗鬼的余地是不大的。在“山區”，種植的地瓜產量很高，地瓜水分很少，個頭很大，頂多三斤鮮地瓜切了以后就能曬出一斤地瓜干來，而按公社的規定：生產隊里給社員們清算時，是按照五斤地瓜折算一斤地瓜干，一斤地瓜干再折算成七兩標準糧，這里面社員就有了很大的實惠。同時，地瓜葉和梗還可以喂豬。而水稻的分配是按照一斤水稻折算七兩標準糧的，社員們一點好處也沒有。一斤帶殼的水稻和五斤地瓜如何選擇，對于那些肚子還吃不飽的農民來講，是不需思索的。有這樣的現實他能用心去種水稻那玩藝兒嗎？
上級為了搞好“旱改水”，專門從蘇州農村請來指導種植水稻的“稻農”，要說是件好事，可每個生產隊好像都不太歡迎，人家到隊里的水田忙了一上午，連中午一頓飯常常都無人過問，而誰要是在種植水稻的過程中技術上出了什么岔，被大隊里抓到了，那又一定會一口咬定說是“稻農”讓干的，常讓人家很尷尬。為了支持“旱改水”，縣里還專門想法搞來很多日本化肥賣給生產隊，這些東西在當時可是十分難得的寶貝，可是生產隊把化肥買來以后根本不愿朝水田里用，卻大都撒到旱田里去了。
“湖區”的“旱改水”很成功，可我們這里就不行了，生產隊的土地減少了，成本增加了，水稻產量又上不來，一畝地也就是一二百斤，并不比旱作物高。盡管農民們更辛苦了，可到了年底分配的時候，得到的卻更少了。這一年，隊里又多了幾家“透支戶”。我賣命干了一年得到的全部報酬就是40斤麥子、17斤水稻、33斤玉米和四五百斤的地瓜干，此外還有五塊六毛錢的現金。同隊的一個同學只分到現金八分錢，他當時就去買了一包“經濟”牌香煙(正好是八分錢)拿來分給大家抽了，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大家都叫他“王經濟”。想一想，也真是可憐。倒是那些地瓜干幫了我們不少忙，我們變賣了一些，弄點錢用來買鹽買油，還常常直接用它和小販換豆腐換蘿卜換狗肉來改善生活。我們變得也對地瓜干有了感情，這在“山區”搞“旱改水”到底好不好，我們也開始了懷疑。
那個“二級站”倒是挖好了，只是在準備建機房的時候，請縣里的技術人員來看了看，結論是這條渠根本無法使用。這讓不少的人非常憤怒，我們知道了，也覺得很可氣。特別是有幾戶人家，挖渠的時候就挖到了他們的家門口，高高的堤岸幾乎抵住了他們的大門，使他們幾乎無法出門，這些人平時就窩著一肚子火，此時算是找到了罵人的時機，可罵著罵著就把“旱改水”給裹進來一起罵了。
“二級站”高高的堤岸上后來又被種上了地瓜，可是從十幾米的地下翻上來的土土質很差，種出來的地瓜又瘦又小。一天我和隊長一起路過那里，隊長挖出一窩地瓜來，拿在手里看了看，咬牙切齒地說：“這狗日的白芋怎么長成這個熊樣？”我一聽就知道他想說的是什么，接著給他開了個玩笑說：“這白芋長得倒是不錯，就是生氣把嘴給氣歪了。”隊長一時沒轉過彎來，轉過臉看著我，我忍不住了，笑起來，拔腿就跑。隊長懵過來了，大叫：“弄了半天你是說我啊？”他拿著手中的地瓜在后面追著我，使勁把那地瓜向我扔了過來，喊著：“這白芋嘴歪也是你小子給氣的，它能不氣嗎？”那幾塊小地瓜從我的身邊飛過去，飛進了“二級站”那深深的谷底……
二十多年以后，我順路又到“山區”的那個大隊去了一次，好像沒有人再種水稻了，而各種樹木倒是比以往多了許多許多。走進那些農家你也明顯看得出來，家家戶戶的家境比“旱改水”那時寬綽多了。P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