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一種深刻的語言（簡體書）

歡喜·憂患·未來
王蒙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歷史充滿了悲情與急切。以我的77年的經驗，我體味了日本侵略軍占領下的亡國屈辱、國民政府的貪腐與無能、舊中國的奄奄一息、新中國建立的凱歌陣陣、終于“站起來了”的歡欣希望、連連政治運動的昏頭昏腦、“文革”的動亂折騰出的五光十色，凡此種種，可能比活在哪一國都熱鬧、多變、壯懷激烈。我要毫不猶豫地說，只是“文革”后，中國才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我們無法不珍惜這一點。
能不歡喜嗎？老作家巴金老師，盡管他也有許多遺憾與未酬之愿、未圓之夢。生前他與張光年在一次中秋泛舟西湖之時，也抒發了他的由于中國近二三十年的迅猛發展而體會到了的欣悅之情。光年告訴我，巴老的原話是：“中國的發展，讓我們的腰能直起一些來了……”
發展是硬道理。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富民政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一系列在鄧小平等同志的努力下建立起來的信念與采取的路線方針，已經成為全民的共識與勝利的保證。
有許多發展令國人與全世界歡呼。但是，發展的結果并不是其他次要矛盾的迎刃而解，恰恰可能是其他矛盾的突出乃至尖銳化。
最明顯的就是官員的貪腐與弄虛作假。在各種生活消費品憑證的時代，貪腐問題不大可能浮出水面。現在可了不得了。老百姓中的有關議論、傳聞、小道消息，無邊無沿，驚心動魄。越是缺少有效的有充分公信力與透明的監督機制、信息報道與輿論平臺，傳說越是會變得比事實可f白十倍。
弄虛作假的問題則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我們自古強調的是秩序，是和諧，是德行，是人際關系，是父慈子孝，是君明臣忠，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是不為已甚與中庸之道，是統籌兼顧與保全面子，是人們的主觀感覺的最大限度的滿意化與合理化。但是我們缺少嚴格的求真的傳統。《紅樓套磅中平兒處理玫瑰露失竊事件，拉出寶玉頂缸，掩護了彩云，避諱了探春，停止了追查，令世世代代的讀者叫好，卻完全是不顧事實真偽。
各種禁忌與避諱，這可以理解，但不是常用的辦法。在網絡時代，禁忌、避諱，捂起來，一時的奏效頂不住長遠的后遺癥。
老百姓當中有一個詞，叫做“黑”。他們認為在冠冕堂皇的背后，有某些見不得人的黑暗、無恥與喪盡良心。當然百姓們傳的東西不見得靠得住，何況我們還不能排除充滿敵意的造謠與誹謗一刻也沒有停息。但怎么解決這個問題，不能含糊，只能增加透明度，尊重知情權，盡可能地減少“黑箱作業”，讓更多的陽光照進我們的決策與選擇的過程、管理與辛苦的過程。例如有些縣，傳出了買官賣官的價目表，只有讓更多的人知道選擇任命的過程，才能摒除買賣官職的街談巷議。罪惡止于陽光，這是旬很好的話。
貪腐的問題不僅是金錢與經濟的問題，更是公平與正義的問題。關系學壓倒了真才實學的地方，啥事都難辦。
上面要的是長治久安、不折騰；百姓要的是天下太平、敬業樂群、安居樂業、溫飽小康、自由呼吸。這二者本來是搭調的。但是貪腐與躲避群眾的官僚作風大大地離間了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現時的黨群關系已經與老蘇區時期、延安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大不相同了，我們不能不正視不研究。一個黨或一個政治理念與權力系統是怎么勝利的？靠的是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一個朝代或一個政治力量是怎么失敗的？最要命的還是它們與人民群眾的漸行漸遠，一直發展到互相抱怨、互不信任、互相蒙騙、互相對立。這是最大的危險，這是最大的令親者痛而仇者快．這是最大的自我戕害。毛澤東時代有一句很尖銳、很有力量的話：自絕于人民。自絕于人民就是政治上的自取滅亡。
我們這里有一個很好的傳統，叫做統一戰線，叫做協商民主，叫做政治協商，叫做有什么大事大計，由中共中央的領導人邀集各黨各界各路社會人士座談征求意見。這很好。這樣，一，避免了決策的單一化運作可能有的片面、匆忙、顧此失彼與捉襟見肘，注意了在中國這樣的國情不一般的大國古國做任何事情都要統籌兼顧、照顧方方面面、把握分寸火候。二，避免了把人民內部矛盾激揚化、炒作化、對決化，避免了國家陷于分裂、失衡、惡性沖突、動亂不已。
協商民主的前提是承認界別、層次的多樣性，承認利益、境遇、思想見解政治訴求的多樣性。承認差別是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與可能性的前提。大家本來就鐵板一塊地一致。還統什么戰？承認某些統一的大原則又是保持多樣性差別性的前提。如果根本不承認憲法、不承認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承認改革開放開始的新時期的寶貴進展，差別就會變成分裂、變成割據、變成內戰、變成投機分子野心家的火并借口。 包括我們講指導思想的統一性、非多元性，也是以承認被指導的思想的多樣性為前提的。如果說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如果說這樣的指導思想的確立有效是針對指導自身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如果說統一的指導思想的功能是自我指導，是將前提當成結論，以主語作賓語，那是說不通的。
正因為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思想，有愛國主義者，有民族主義者，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信徒，有泛道德論者，有泛愛論者，有實業救國論者，有國粹崇拜，有西洋文化崇尚，有唯美派，有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有文化相對主義，有實用主義，有精神至上派，有文化至上、藝術至上、真理至上、信仰至上、奉獻至上、愛情至上、趣味至上，也有及時行樂者、拜金主義者，有奉公守法但追求個人與家室親人的利益的最大化者，也有狂熱地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即個人的流芳百世但并不拘泥于某種特定政治派別的人，有追求專業成就而寧愿與政治拉開距離的人，有提倡為知己者死、為悅己者容的男男女女……正因為我們不可能將以上的種種都培訓改造成清一色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治家，才需要指導思想的統領與發揮影響力。再說，即使口頭上都服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仍然會分成各種學派、派別、山頭、門類，仍然各有各的脾氣與關注。沒有社會的多元性的現實，就沒有強調一元化的指導思想的前提與必要。
有歧義才有討論的必要，有不同的見解才有妥協與和諧的必要，有碰撞和摩擦才有強調團結的必要，有挑戰有為難之處才見智慧與水平，有混亂才有認真進行法制建設的必要與針對性。
有權威才有認真的質疑，有誠意才有認真的議論，有共識才有各抒己見的空間，有合作才有各自的充分發揮，有統一的大目標才有異彩紛呈的各類發揮與表述。
這樣，就會有真正有效的、代表性足夠的協商民主，就可以大大減少表面上頌歌盈耳、緊跟照辦、竭誠服膺，實際上各種矛盾沖突越積越多，直到最后惡化失控消解的非理性非良性后果。
毛主席時代就說過，要有一點不同的聲音，沒有不同的聲音豈不成了自己與自己的親密門徒的聚會，豈不成了關上門聽自己的回響，豈不成了自言自語、自拉自唱？
我們在“文革”后非常強調知識分子的工作。我們在聽到知識分子歌功頌德的表態以后會喜形于色，底下的事就都好說好辦。同時我們確實無法不厭煩那些對世事國情一知半解，就汲汲于全盤西化，實際上要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否定社會主義與改革開放、指手畫腳、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人物。
問題在于，除了經常出入于高層政治活動的，其合作精神與忠心耿耿、其言聽計從與熱愛擁戴絕對不下于中共成員中共干部的知識分子、各界人士，以及與上述人員完全相反的，即意在另起爐灶、唯西是瞻的人員，還有打著極“左”的旗號，想著在中國再搞一場“文革”的人士以外，除了這些非常鮮明、非常堅決、我們非常中意或者非常警惕的人士以外，還有大量的中間狀態的人。他們無意于搞什么異端異議，也無意于無保留無距離地參與政治生活。與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相比，與中央的文件與中央的精神相比，他們更關注的是民生、科技、文化、藝術、鄉村建設、世道人心、積德行好、經濟效益、實業救國、著書立說、學術貢獻、獲得國內大獎尤其是國際大獎、自成一家、保持清高與風度、全世界同行人士的尖端成就，是傾斜于某一種學說，但又更多地注重自己的專業、行業。我們應該堅持一種有容乃大的胸懷，發揚一種聞過則喜的氣度．追求一種厚德載物的美質，使我們的統一戰線、我們的政治協商、我們的協商民主有越來越多的干貨，有充實的內容，有爭論也有妥協，有小異也有大同，有各執一詞也有平衡協調。這樣的協商政治、協商民主，確實可以成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對于人類政治生活的最重大貢獻。
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成了一個相當敏感的詞。其實政治體制改革是咱們自己提出來的，是小平同志最早講的。問題在于，不可以把政治體制改革看成削弱黨的領導，也不可以把加強黨的領導看成躲避或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改革的結果是使人民大革命的結果付諸東流，是使中國陷入無政府狀態，是中國的動亂與分裂，是亡黨亡國亡頭，這當然是一個悲劇而且是全中國、全世界的大災難。
另一種態度呢：硬是抱殘守缺、無視如胡錦濤同志講的四個考驗與四個危險，以捂蓋子為有效法門，最后仍然會混不下去的，最后仍然是難逃孕育與積累下可怕的大不幸、大災難。
鴉片戰爭已經過去了170多年《共產黨宣言》已經問世了160多年，十月革命勝利后已經度過了94年．蘇聯解體已經20多年，中國革命勝利已經60多年，毛澤東去世已經30多年，鄧小平去世已經14年，我們必須敢于面對現實，面對世界、東方、中國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憂息、新機遇。我們一定要有條不紊地、有秩序地、理性地研討我們的下～步的走法。拖延不是戰略，回避不是方法，炒作不是好心，鬧騰只能自戕。不爭論是不能讓全國人民陷于政治的歇斯底里和政治紛爭，不爭論不是不討論、不思考、不研究不未雨綢繆。
這么大的國家、這么大的黨，現在的全世界，再沒有第二個政黨像中國共產黨一樣體量巨大，而且執政經驗如此豐富。讓這樣的黨中央解答一切問題其實是不可能的。社會要能統，也要能分工，各安其業，各行其道，各守其規，各得其利其樂。在革命勝利與內外斗爭的高潮中，我們這里常常會有全民“肅反”、全民批判胡適、全民討論《紅樓夢》或《水滸傳》、全民唱伏海航行靠舵手》、全民呼喊“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的盛況。隨著社會的正常化，執政意識的明朗化，我們會認識到各安其位的社會是穩定與和諧的社會。動輒全民陷于政治上的興奮狀態、激昂狀態、高潮狀態，長此以往，絕非吉兆。
一個正常的社會其實很簡單：政治家努力談政治做政治，廚師努力燒好菜，裁縫一心做好衣裝，歌星一曲能銷魂，作家筆落驚風雨，同時大家都有公民的自覺，維護應有的權利，也盡到自身的責任。
我出生后不久是日本占領軍的入侵，然后是國民政府的貪腐與無能，然后是連年的政治運動。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大部分中國的時候中國沒有亡，在內戰的炮火燃燒了中國全部城鄉的時候中國沒有亡。在“文革”的混亂使多少新中國的締造者、新中國的人民友人痛心疾首的時候，中國沒有亡。中國的命很“硬”，中國大有希望。中國會變得更加成熟，更加有勇氣面對歧見與挑戰，更加能正視憂患與曲折。成熟的特點是從容、務實、理性、沉著。成熟的標志是少情緒化、少夸張的高調。中國將不會再因為一句話而怒而喜而大轟大嗡，中國將不會再因為一件事情做好了就大吹大擂，中國將不會動不動就宣布自己多么偉大或別人多么可惡、自己多么神奇或別人多么該殺。中國將越來越尊重知識與常識、尊重法理與程序。中國應該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與民生，民主與法制法治，公民、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與大局觀念、責任觀念，自信、自尊與尊重他人，尚文與尚武，道德監督、文化監督、權力平衡與法律監督，意志、人格與理性、科學，個性與共性，全面發展與揚長避短，自由、小康與憂患元元，求勝與共贏……我們需要從頭學起，更好地安排妥當。而不文明的乖戾、粗暴、起哄、謾罵、 《紅樓夢》中趙姨娘與馬道婆式的弱智潑婦巫術方式、個體與群體的政治、社會、道德歇斯底里(點擊一下咱們的互聯網就知道了)，希望終有一天與我們徹底告別。
有人質疑上邊領導提出來的把政治體制改革與堅持黨的領導和堅持法制結合起來的說法。當然這三者都做好絕非易事。然而，除了這三者，我們還有別的選項嗎？我們的經驗、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愛國良心，難道不能回答歷史對我們提出的要求嗎？
我們應該做出，也能夠做出對于歷史的機遇與挑戰的英勇與智慧的回答。
(選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6月20日)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