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胡風與左翼文學：黃悅自選集（簡體書）

《魯迅、胡風與左翼文學：黃悅自選集》是作者30多年從事現代文學評論的自選集，針對研究界司空見慣的命題，從魯迅、胡風的具體文本角度再發靜思。《魯迅、胡風與左翼文學：黃悅自選集》可以說較為深刻地考察、探討了魯迅、胡風與左翼文學的內在關系，具有學術與閱讀價值。

（三）
正是在這個困惑中，新的魯迅研究開始了。這是始于80年代初提出的“讓我們先回到魯迅”。從表面上看，這一口號的提出似乎只是對文革的“撥亂反正”，正如文學創作先要回到文革前作為起點似的，但也正如文學創作一樣，“回到魯迅”的“回到”，已經遠遠超出了“撥亂反正”本身，并且決定著后期魯迅研究的基本方向。問題在于，怎樣才算是“回到魯迅”？
有將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式的“回到”。然而以觀念論的方式建構出來的“歷史范圍”，不但本身具有可疑性，而且，如前所說，在那范圍里的對魯迅的理解，不能有違建構這一范圍的觀念，對于那些與觀念未必盡合的魯迅思想，則要作為歷史局限“加以限制”。在這種限制之下，我們所回到的只是觀念本身。真正的回到魯迅，必須將先前的對于魯迅的觀念化的框定“懸置”起來，以魯迅自身去解釋魯迅。這很有點施萊爾馬赫等近代解釋學家的以部分解釋整體、又以整體解釋部分的循環理論的味道。然而這種方法的運用，卻并非采自施萊爾馬赫，而是產生于我們對由政治家與研究者共同建構的那個魯迅的懷疑，這一懷疑并非由于我們在魯迅研究方面有什么學理上的新發現，而是由于我們與魯迅之間的私下交流。而這種私下交流的建立也未必是因為我們對魯迅的歷史處境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于我們對自身處境的理解。“文革”在神化魯迅的同時，也使人有機會和時間全面地閱讀魯迅作品，這就使以自我的方式理解魯迅成為可能。但并非所有閱讀魯迅作品的人都能這樣地走近魯迅，而且，以自我為方式的理解就是真的理解嗎？理解不是，至少不僅僅是方法問題。理解，假如可以套用胡風的話，是理解者本人在自身的生活與文本中間受難（Passion）。生活使我們走近魯迅，但這并不意味著魯迅的話印證了我們對生活的認識，或者說，它“符合”我們自身對生活的認識，而是意味著我們對生活無認識。我們有生以來對生活的認識，我們所受到的全部教育，在生活本身面前“轟毀”了，這一轟毀逼得我們不得不走向魯迅！理解魯迅是一種痛苦！
我在這里一再使用“我們”，并不是因為我本人在那時已經走向了魯迅，不，我現在也不知自己是否在走向魯迅，是否真的走向過魯迅，雖然有時還想向那個方向走。但我又深知，假如我不知，就說明沒真走。我用“我們”，是因為我在想象中加入了一個尋找魯迅的時代，我與那時代的尋找者們一起困擾。
正是在從我們自身向魯迅的回歸過程中，真正解釋學意義上的理解魯迅成為可能。回到魯迅必須從回到自身開始，然而正是這回到自身，在施萊爾馬赫的從文本到文本的方法論的循環之上或者說之下，獲得了一個堅實的基礎。這使我想到了胡塞爾的“回到實事本身”。“回到”絕非通常歷史主義意義上的復原，然而在“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復原卻是新的籌劃的開始。這一籌劃式的復原意味著，按照魯迅自身的解釋去理解魯迅，將思想家的魯迅與革命家的魯迅分開。在此，魯迅作品不再是中國政治革命的鏡子，而是“中國思想革命的鏡子”。在這鏡子里照出的，是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初衷。如果說政治革命的特點在于最大限度地動員群眾去參加革命，思想革命則是要對群眾——無論是在革命前、革命后，還是革命中——進行精神啟蒙。所謂提高群眾的覺悟，不是要使群眾覺悟到去參加革命運動而后止，而是要使他們覺悟到什么才是“真的人”。因此，魯迅寫阿Q革命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告訴我們阿Q有參加革命的覺悟，而是要告訴我們，阿Q即便有了參加革命的覺悟，他依然是不覺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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