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簡體書）

本書對晚清名臣李鴻章從發跡到去世的重要奏摺與信函進行了獨到的解讀，從中可以看出李鴻章由幕僚到封疆大吏到晚清重臣的發跡軌跡，也可以看出晚清帝國逐步崩潰的全過程。李鴻章的官場心機、政治手段，尤其是其向“中央”打報告功夫堪稱一絕。可以這麼說，凡是有上下級關係存在的地方，本書都值得反復研讀和收藏。

雷頤
1956年生，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數年，然後當兵、復員，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獲學士學位；三年後獲碩士學位。1985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副主編，現為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化史，著有《取靜集》、《經典與人文》、《雷頤自選集》、《時空遊走：歷史與現實的對話》、《被延誤的現代化》、《歷史的裂縫》、《走向革命：細說晚清七十年》、《歷史何以至此》、《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逃向蒼天》等，譯有《中國現代思潮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

自序　奏摺裡的歷史世界
為官：大臣何以成為大臣
　從曾氏門生到方面大員——改變命運的關鍵一步
　做官須用自己人——空降巡撫的用人之道
　該抗旨時就抗旨
　升任兩江總督——李、曾的政治命運初現端倪
　首次嚴重政治危機
　該敷衍時且敷衍——從吳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經
　痞子手段與曾李政治命運——接近權力中樞的關鍵一躍
　第一總督——妥處與“老首長”關係
　晚清時局中的曾李關係
　出國歐遊
　維新變法中的李鴻章
　老臣厄運與再起
外交：一生秋風糊裱匠
　1861：朝廷的新國策——從“仇夷”到“聯夷制亂”
　巡撫曾經心狠手辣——殺降事件和戈登辭賞
　“常勝軍”的終結
　太平天國洋兄弟之死
　從理藩到外交——外交對清政府的重大意義
　近代中日外交的開端——中日外交一
　臺灣事端初次交鋒——中日外交二
　一次難得的強硬外交——保護秘魯華工案
　馬嘉理案：中國邊疆危機的大爆發
　馬嘉理案的“威八條”——弱國外交家的兩難處境
　中國宗藩體系的崩塌之琉球——中日外交三
　中國宗藩體系的崩塌之朝鮮——中日外交四
　中國邊疆危機之新疆——中俄外交
　中國宗藩體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
洋務：被打出來的近代化
　亦開風氣之先——請設上海廣方言館
　“發威馬齊”：中國軍隊的近代化
　“阿思本艦隊”事件——中國的近代海軍夢
　窮則變，變則通——李鴻章洋務思想述評一
　從求強到求富——李鴻章洋務思想述評二
　開天闢地第一頁
　後發國家的困境——李鴻章洋務思想述評三
　在洋商與華商之間——李鴻章洋務思想述評四
　“戴紅帽”企業的困境
　電報與“忠”“孝”
　鐵路貴姓——晚清建造鐵路的大爭論
　挨打之後的進步：海軍建設
　遇到紅燈繞道走：近代鐵路海軍造
備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徵性事件
　曾李聯手：“地方”派的崛起
　最高的文化接軌——跪拜禮儀之爭
　一樁官場醜聞：大工程裡好賺錢
　海防塞防戰略大討論
　外交史上的荒唐一頁——郭嵩燾劉錫鴻之爭
　太后嘴上的傳統
　莫道昆明池水淺，原來是為練海軍
　臣子都是替罪羊
附錄　李鴻章大事簡表

痞子手段與曾李政治命運——接近權力中樞的關鍵一躍
行抵直境分兵邊界折 同治九年八月初四日（1870年8月30日）
奏為行抵直境，遵旨派兵分紮晉豫邊界，恭折仰祈聖鑒事。 竊臣由潼關渡河入晉，業於七月十四日馳報在案。途次疊奉七月十八、二十等日諭旨，飭將所帶各營分紮直隸邊境獲鹿一帶，及河北彰德、山西平定等地方。臣先已檄飭郭松林武毅全軍由陝洛過河，暫紮彰德、衛輝等處。周盛傳所部，由韓城分起渡黃，至平陽會合齊進。茲查山西平定、直隸井陘一帶山徑險狹，糧草艱貴，不宜屯紮多營。因令周盛傳統率馬步各隊暫紮平陽、洪洞等處，休養操練。臣自率親軍八營按站前進，於八月初四日行抵井陘，擬即赴獲鹿暫駐，就地籌辦糧運，以濟軍食。 抑臣更有陳者，欽奉密諭，現在天津之事未即決裂，若調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又生疑忌等因。查官軍越境遠役與營中出隊情事不同，若朝發夕至，原可聲東擊西，故為不測。 茲由陝入直，二千餘裡，人馬二萬有奇。後路調撥餉械軍火，前路籌辦車馬糧料，有一不備，不可行軍。洋人教民佈滿內地，豈能處處掩人耳目。臣此次迫於六月二十八日嚴旨，倉猝成行，幸而天津和議可就，不至遽有戰事。若稍決裂，我軍遠來疲乏，糧餉軍火佈置諸難齊備，深懼無以應敵，負咎滋重。夫用兵之道與馭夷之法，皆須虛實奇正互用。洋酋好為大言，內怯多疑，遇事專講利害強弱。臣向在江南辦理交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減，議辦亦易就緒，蓋嚴兵衛正所以保和局也。前曾國藩奏稱，因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臣奉命帶兵赴道，何可仍以無備而往？即使調兵信息各處傳聞，為洋人窺破，或轉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議可以速成，非理要挾可以裁抑。彼既挾兵船而來，似不能禁我之不調兵。彼若先開炮則先開釁，非我調兵即啟釁也。況此次和議成後，中國諒非永不設備。若果認真設備，洋人亦不能毫無覺察。無論其覺察與否，疑忌與否，當先盡其在我勿予以無情無理之口實，略示以不茹不吐之風裁。目前天津之案，必為拿犯賠堂，日後自強之策，必求練兵制器。理與勢兩不偏廢，庶與大局有裨。臣已遵旨分飭各軍遠紮晉豫邊界，所慮一旦有警，呼應不及。愚昧之見，不敢不預為陳明。謹繕折由驛馳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一個王朝的多事之秋，像李鴻章這樣為朝廷倚重的大員自然難有片刻“閒暇”。不過，這種“席不暇暖”，卻往往又是得到更大權力的良機。 1870年2月，剛從四川處理“教案”回到武昌的李鴻章突然又接到要他到貴州督辦軍務的命令。在他的心目中，貴州是無足輕重之地，於是採取了拖延的辦法，遲不成行。大約一個月後，由於左宗棠鎮壓陝西回民義軍不力，朝廷又改令李鴻章前往陝西馳援。對此，李鴻章也老大不樂意，因其與左素來不合，積怨甚多，左更視西北為自己的禁臠，不容他人染指。所以，李鴻章也拖延了一段時間，直到7月才出發。沒想到，到西安僅僅七天，他又得到朝廷一道緊急密諭，要他“移緩就急”、“酌帶各軍，克日起程，馳赴近畿一帶，相機駐紮”。
原來，1870年6月21日（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天津發生了民眾火燒教堂、打死法國領事豐大業（Fontanier，HenriVictor）的“天津教案”。法國公使羅淑亞（Rochechouart， Louis Jules EmilienComtede）和英國公使威妥瑪（Wade，Sir ThomasFrnacis）一同氣勢洶洶趕往天津與直隸總督曾國藩談判，同時向天津海面調集軍艦，戰雲再起。面對此種局面，清廷緊張萬分，當然也要調重兵備戰，於是急忙命令李鴻章前來防守京畿重地。 其實“天津教案”剛一爆發，李鴻章就與曾國藩信件不斷，商討對策。在六月初五日給曾國藩的信中他坦承：“津郡民情浮動，查拿議抵，即平民已不易辦。若彼族歸罪官紳，窒礙更多，且慮激生他變。竊恐彼斃一官而欲得一官抵之耳。”事實證明，他的所料不虛，法國首先提出的條件就是要懲辦天津府縣官員。對如何了結此事，李的基本觀點仍如以往：“中國立意不與開釁，仍以拿犯賠銀兩層為結束。”他向曾國藩建議，與羅淑亞打交道“須得精通法人語言性情者為說客”，如果天津沒有合適人選，他可推薦。在給曾國藩的另一封信中，他承認“此事彼直我詘，彼是我非”，所以只能認錯，對“百姓愚頑”要治以刑律，對沒有教化、管束百姓的官員也要“酌予懲處”。“殺人抵命，燒房搶物賠銀，此外尚有何說。若要奪據地方，索賠至百數十萬，總不答應。開仗與否，聽客所為。”他的態度是軟中有硬。他還建議曾與法國人打交道時“防備必須嚴密，親軍必須帶往”，甚至說與洋人打交道要“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這或許是他的經驗之談。為滿足法國人提出的一些條件，曾國藩和清廷決定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送交刑部治罪，一時輿論譁然。李鴻章七月初三給曾國藩的信中寫道：“張光藻官聲尚好，但書腐氣重，洋務太生。此次下獄，京外必為鳴冤，誠恐下獄未足了事，吾師必與總署設法維持。”總之，懲凶、賠一定的銀錢、處分有關官員是此時他認為中方應堅持的“底線”，如法國再有其他要求，則曾國藩“只有背城借一，為立足之地，無束手受制之理。鴻章前雲痞子手段，我於盡情盡禮後，若再以無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這種“痞子手段”是李鴻章與曾國藩行事的重要不同之處，或曰其在晚清官場上勝過曾國藩之處。 得到朝廷密諭，李鴻章立即起程，趕往直隸。在給朝廷的一系列奏摺中，他不僅彙報自己行程，還提出對處理天津教案的意見。在七月初五上奏的《遵旨帶軍赴直折》中，他誠惶誠恐地寫道：“臣伏讀之下，震悚焦急，莫可名言。”同時表示從總理衙門和曾國藩處已得知事情原委，“臣竊料夷情叵測，即商請曾國藩酌帶親軍勁旅移紮附近衝要。若該夷無理取鬧，尚可稍有唐抵”，並已經密飭自己的部下“相機準備”。巧妙地表示了自己的忠心和早作預防。對法國公使羅淑亞提出懲辦天津府縣官員的要求，李鴻章頗有意思地寫道：“該酋等平日脅朝廷以制官，脅官以制百姓，其心固甚畏百姓也。”這句話幾乎活生生地印證了晚清“百姓怕官，官怕朝廷，朝廷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民謠！他認為羅淑亞這一要求“不但無以服天津士民之心，亦無以服天下臣庶之心。夫是非者，立國之本。此案詘在津民，業經事事認錯，情理備至，而羅淑亞等恃強逞忿，不論是非之公，並欲使我國家紊亂其是非，即令隱忍遷就，後將何以立國”？此點分析堪稱透徹。接下來他又寬慰朝廷說：“臣昔在蘇滬，與洋人久相交涉，所部將士與洋兵曾共戰陣，習知其平素伎倆專恃火器。水路船炮，我軍或難與爭長；陸路野戰，彼族亦難操必勝。”而西北邊疆在左宗棠經營下已問題不大，“期之歲月，必能得手，聖主可釋西顧之憂。”在這道奏摺中他還附了一個《質訊津案辦法》的密片，片中提醒朝廷：“臣查外國審辦命盜重案，必以證據口供當堂質對確實，反復研究仍能定讞，與中國明慎用刑之意略同。竊料該使到津後必有洋行買辦通事及無賴之徒從中簸弄，以致顛倒失實，若僅空言駁斥，徒激其怒而啟其疑，此案終難妥結。”他建議朝廷密飭有關大臣“詢明該使所聞得自何人，所查得有何據，須將如何幫同主使證據交出，由中外大員會同提集該府縣當堂質訊，必如外國辦案，兩造俱肯認供，毫無抑勒翻供，乃可成信讞而服眾心”。此片表明他對外國法律初有所解，並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更厲害的是，他以中外“會同”質訊、一起檢驗證據為名，要求法方提供證人證據，實際是控制、切斷向法方提供情報的“洋行買辦通事及無賴之徒”。此招確實老辣。 就在李鴻章率部急急向直隸進發的時候，清廷、曾國藩已準備屈辱求和，接受法方提出的非分要求，因此朝廷又在七月十八、二十日密諭李鴻章將部隊遠紮在河南、山西與直隸交界的地方，生怕離京畿過近刺激洋人，同時要李切勿走漏調兵信息，因“現在天津之事未即決裂，若調兵信息早為洋人窺破，必致又生疑忌”，妨礙達成“和局”。此諭凸顯出清政府的軟弱不堪，兩國相爭，調兵信息自要保密，為的是不讓敵方知道以戰勝敵方，而清廷要求保密的原因卻是怕對方“又生疑忌”而難以求和。對此，李鴻章在八月初四日呈上此《行抵直境分兵邊界折》，委婉卻又明確地表明瞭自己的不同看法。 首先，他說明如此大規模調兵不可能不走漏風聲，因為從陝西到直隸有兩千多裡路程，他的人馬有兩萬多，“後路調撥餉械軍火，前路籌辦車馬糧料”，再加上“洋人教民佈滿內地，豈能處處掩人耳目”？然後，突然有些令人不解地轉到與此無關的“議和”問題。對朝廷的主和，他自然表示贊同，並為此提供理由：“幸而天津和議可就，不至遽有戰事。若稍決裂，我軍遠來疲乏，糧餉軍火佈置諸難齊備，深懼無以應敵，負咎滋重。”不過“夫用兵之道與馭夷之法，皆須虛實奇正互用。洋酋好為大言，內怯多疑，遇事專講利害強弱。臣向在江南辦理交涉棘手事件，往往兵威稍盛，彼族氣焰稍減，議辦亦易就緒，蓋嚴兵衛正所以保和局也。前曾國藩奏稱，因無備之故，辦理過柔，寸心抱疚”。也就是說，如果沒有“嚴兵衛”，則“和局”亦難保。而緊接著的下一句則頗有趣味：“臣奉命帶兵赴直，何可仍以無備而往？即使調兵信息各處傳聞，為洋人窺破，或轉因其疑忌而中外和議可以速成，非理要挾可以裁抑。”也就是說，此次洋人同意“和議”且沒有更多的“非理要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李鴻章匆忙率兵前往的消息傳出所致！其間應有他的重要功勞！讀到這裡，人們才明白為什麼此折一開始他要強調如此大規模調兵不可能不走漏風聲，原來是為了後面的這段“表功”埋下伏筆。更重要的是，緊接著他進一步打消朝廷對洋人的顧慮，論述了率部進入直隸的重要性，洋人已調兵船要挾，我們當然也有調兵的權力。如果洋人先行開炮，戰端即由他們開啟，不能說因為我們僅僅調兵即為“啟釁”。而即便此次“和議”成功，仍應調兵防備：“此次和議成後，中國諒非永不設備。若果認真設備，洋人亦不能毫無覺察。無論其覺察與否，疑忌與否，當先盡其在我勿予以無情無理之口實，略示以不茹不吐之風裁。”最後，他向朝廷報告自己“已遵旨遠紮晉豫邊界”，但立即提醒朝廷這種“遠紮”的危害：“所慮一旦有警，呼應不及。愚昧之見，不敢不預為陳明。” 總之，此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消朝廷對調兵直隸的顧忌，讓朝廷明白必須調兵守備京畿的道理。他的分析確有道理，只有做好充分的軍事準備，才有談判的籌碼、才有可能達成“和局”，他的一番分析亦足見其為朝廷考慮之周詳。但是，此折背後其實還潛藏著他的個人利益。他明白，如果就此“遠紮”在晉豫邊境待命，不知要等到何時，將處於進退不得的尷尬境地，這決非他率大部隊倉猝成行、急於星火日夜兼程想得到的結果。當然，他更不願打道回陝去協助左宗棠“剿回”。他早在七月二十四日給曾國藩的信中感歎說現在率部“暫紮休養”，諸事“尚無頭緒，舉棋不定，四顧茫然，惟吾師知我艱耳”。情緒低落到極點。對他個人而言，此時的最大利益也是率部入直，因為離京城越近，離權力中樞即越近。在這一點上，他的個人利益與朝廷利益可說是完全一致，所以此折所言是為朝廷，也是為他自己。但不必說，奏摺通篇只能是“朝廷利益”，絕不能提絲毫的“個人利益”。 但就在他倍感失落、大發感歎的時候，突然時來運轉、發生了使其後半生登上權力巔峰的重大變化。原來，在天津教案的處理中中方過於軟弱，具體經辦此事的曾國藩為千夫所指、“詬詈之聲大作”，幾乎舉國欲殺。作為具體負責、經辦此案的曾國藩確要為此負責，但他的辦案方針、做法卻是符合朝廷本意的，即他是代表“國家”處理此事，所有重大事項，皆須經朝廷同意，換句話說，朝廷更要負責。但無人敢責駡朝廷，只能以怒斥曾國藩洩憤。雖然無人責駡朝廷，但對洶洶民意，朝廷卻不會沒有感覺。因此，於八月初三下令將曾國藩調回兩江總督任上，由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之職。清廷中途換將，實際是向世人宣佈此次津案處理之責任全在曾國藩，藉此推卸自己的責任。 對朝廷來說，由李代曾固有推卸自己處理津案責任的直接原因，但還有更深思熟慮之處。因為直隸直接拱衛京城，地位異常重要，而清政府的八旗、綠營已證明不堪一擊，只有湘、淮軍可用。但經過大量裁撤，湘軍已經衰敗，所以只能借重李鴻章的淮軍。而且，李鴻章在蘇、滬期間，經常直接與外國人打交道，是此時清朝大員中不可多得的具有外交經驗和能力的大員，此點朝廷不能不倚重。對李鴻章來說，此事意義更為重大，意味著在清王朝的政治格局中，曾是曾國藩“學生”的他，其權勢終於超過了乃師曾國藩。由此開始到1901年去世，這三十年間他一直是政壇“第一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