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平安勵志計劃學術論文獲獎文集 2012(全3冊)（簡體書）

如果繼續深入探討，糧食的問題必然要涉及當時的糧食分配權力格局。
我在糧食分配部分已經就統購統銷時期的糧食“分級索取權格局”作了細致的描述。簡單說來，它不是一個國家與農民、城市對農村的對立格局，而是一個權力等級劃分格局。在這個格局中，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占據第一位，市鎮和工礦區在第二位，缺糧地區在第三位，社員糧食分配在第四位。這個糧食索取權格局在整個統購統銷時期并沒有大的改變。“大躍進”時期與其他時期不同的是，食堂的建立實際剝奪了農民的糧食私有權。但是，這不是說農民沒有糧食的索取權。首先，作為社員分配部分的糧食并不是直接由國家掌握，它是集體所有、集體消費的性質。此外，很重要的一點是國家供應原則的存在。在缺糧的時候農民可以向國家申請糧食供應。國家供應不足和沒有供應的原因也不是因為不愿供應，而是因為庫存不足，沒有能力供應。也就是說，糧食分配不是單一的一次性分配，即國家征購與社員分配的對立，它還存在一個再次分配的過程——國家返銷。
從“分級索取權”去理解“大饑荒”比林毅夫等提出的“城市偏重”（urbanbias）更恰當。在“城市偏重”視角下，糧食分配體系中存在國家與農民、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對立。這在歷史實際中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國家返銷的忽略使我們不能很好地理解地方政府在救災方面做出的努力；二是對糧食索取權等級劃分的忽略讓我們很難理解為什么地方政府救災力量不足。而從“分級索取權’’的視角來看，糧食的國家返銷說明糧食分配體系不是一套僵硬的制度規定，國家返銷是對高征購的必要補充；地方政府返銷能力不足的原因是國家優先征購，外調了大量糧食，造成地方庫存不足。
如果繼續探討大饑荒深層制度因素，筆者愿意訴諸地方官員的兩種身份平衡機制，具體表現為“對上負責”（完成上級政府下達任務）和“對下負責”（保證地方的穩定）的動態平衡機制。對于一個官員來說，“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是同時并存的兩個職責，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可能有“量”的差別，卻不具備“質”的差別。在“大躍進”時期，我們可以認為是“對上負責”暫時占了壓倒性優勢，“對下負責”被壓抑，致使“上、下”失衡，從而產生一個偏向性的分級索取糧食體制，在眾多因素的綜合作甩下造成了大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