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房子灰房子（簡體書）

五十年代初，我家住在北京遂安伯胡同。那是個位于東城的小胡同，它肯定也屬于這類蒙上了歷史塵埃的胡同之一。記憶中，那條胡同不算太窄，可讓兩輛三輪車寬寬綽綽地對駛，甚至可以開進來一輛小轎車。我說得這么肯定，是因為我清楚地記得，我們對面院子常常有輛小轎車停在門口，那院里住的是某中央首長的親戚，首長有時派車來接他們去中南海團聚。
不久前，我在一篇回憶文章里看到，原來那時遂安伯胡同還住著好些名人：李四光、鄧拓……對，就是那位《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作者、《人民日報》前總編鄧拓，他家當年就住遂安伯胡同十一號，離我家曾住過的四號咫尺之遙。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便在那個小院里化作“文革”的第一縷冤魂。
如今，人們一說起北京小院，便會聯想到四合院。其實四合院并非北京小院唯一的模式，我們遂安伯胡同四號就不是。雖然我離開那小院已有五十多年，住進院子時我還不到一歲，但離開時我已經四歲，開始記事了。當我現在寫到它，我還可以清晰地回想起它當時的格局，南北兩面是兩堵青磚高墻，進了院往北有一溜平房，平房前是一條窄窄的碎石甬道，將院子里不大的花園隔成左右兩塊，順著甬道往里走，就到了一座青灰色的兩層小樓。我家住在二樓西房。
不過我印象最深的還不是這座主樓，而是主樓后面荒草萋萋的后院。也許“荒草萋萋”這個形容詞用得不準確，有李家爺爺那位勤勞的花匠打理，后院的草木不會荒蕪。但在我的記憶里，為何后院總是那么陰沉呢？房子，甬道，花，草，甚至蕭瑟樹葉后面色彩凌亂的天空，也永遠灰濛濛。
后院那排房子足有三四間吧？與主樓比起來雖然灰黯一點，卻是全院最好的房子。它們全部朝南，且只住了一家人。前院居民們似有默契般都不往那邊去，后院實際上成了那家人的私家花園。印象中，那些門窗永遠森嚴壁壘，緊緊關閉，那些冷冰冰涼幽幽的玻璃門窗，儼如屋主自絕于社會之態度的寫照。那家人姓陳，一家四口，先生、太太、和他們的一雙正在上中學的兒女。我們四號的其他住戶都是二房東杜先生的租客，只有后院這套房子是陳家私房。所以他們甚至不跟我們從一個門出入，后院有扇小門，只有他家有鑰匙。
我們連捉迷藏也不敢去那兒，因為只要誰的聲音稍大一點，那一溜永遠蒙著窗簾的窗欞后面，某一塊窗簾便會悄然掀開，黑幽幽的窗簾縫中間，一張猙獰的慘白面孔赫然顯現，就像我奶奶鬼故事里的妖魔鬼怪，嚇得我們不敢朝“他”看第二眼，轉身就逃。
這大概也是我在那里住了那么些年，對陳先生和陳家兄妹毫無印象的原因吧？然而在我家的老相簿里卻有張相片：一男孩一女孩合力抱著還是嬰孩的我，背景就是陳家的那排后院平房。男孩大約十一二歲，女孩比他大一點，兩個人脖子上都系著紅領巾。女孩的手臂上還佩著一塊佩章，上面有兩道杠。天氣很好，陽光照得我們三個人都瞇縫著眼，但仍然能看得出來那兩個孩子臉上歡歡喜喜的笑容。照片下面，有父親寫的說明：一九五一年，陳家兄妹與二妹。
母親告訴我，給我們拍這張相片的人就是陳先生。這說明我們剛剛住進來的時候，陳家人跟鄰居還是蠻友好的。那為什么后來發生一百八十度轉彎，變得距人于千里之外呢？當時母親的說法是：“陳先生得了神經衰弱。”從她吐出“神經衰弱”這詞語時的詭譎神情看，我知道這是一種不大好的病。
陳先生又為何會“神經衰弱”了呢？我也是從母親與鄰居的聊天中依稀得知的：是因為他運動中“挨了整”。
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三年中國經歷了三次交疊的運動：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三反運動和五反運動。第一個運動從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三年，運動對象是留在大陸的國民黨“殘渣余孽”、“反革命分子”；第二個運動從一九五一年底到一九五二年十月，口號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對象是共產黨黨內人士和政府工作人員：第三個運動的時間與第二個運動的時間幾乎平行，但運動對象不同，主要是私營工商業者，換句話說就是資本家和小業主，口號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第一個運動最暴烈，凡與“反革命”沾了點邊者，非關即殺，不死也得脫層皮，我父親便在這一運動中中招。他因一封匿名檢舉信被秘密抓捕，關押審查三年。檢舉信的作者是他當年一位記者同行。一九四八年這位同行來香港，一班朋友喝茶閑聊時，有人痛罵國民黨特務，說那種人就應當被千刀萬剮。我父親插了句話：“那不對吧，特務也是人嘛。”鎮反運動中這位前同行、現中共宣傳官員，便寫了封匿名信檢舉他，說他“同情國民黨特務，所以可能也是國民黨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