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與思想史論稿（簡體書）

在1931年4月第一次購得《里爾克全集》之前，他其實都是以“讀浪漫主義詩歌的心情”來讀里爾克的。在那期間，他所理解的里爾克只是“一個新浪漫派的、充滿了北方氣味的神秘詩人；卻不知道他在那時已經觀察遍世上的真實，體味盡人與物的悲歡，后來竟達到了與天地精靈相往還的境地”。
事實上，從1925年第一次知道里爾克的名字之后到1931年這6年間，馮至讀到的里爾克的作品恐怕也主要是《騎兵旗手克里斯多夫·里爾克的愛與死之歌》。與對早期浪漫派傾注很大心力相聯系，馮至在這期間更加看重的還是《旗手》中“色彩的絢爛，音調的鏗鏘”，整個作品“從頭徹尾被一種幽郁而神秘的情調支配著，像一陣深山中的驟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鐵馬風聲”。正因為此，他感嘆：“這是一部神助的作品。”也正因為此，馮至希望將一個一直在他內心逡巡不去的關于伍子胥的故事，也用里爾克的方式寫一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那時的想像里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原素，所神往的無非是江上的漁夫與溧水邊的浣紗女，這樣的遇合的確很美，尤其是對于一個像伍子胥那樣的憂患中人”。
構思中的這樣一部帶著里爾克色彩而又具有“浪漫原素”的《伍子胥》，自然是沒有寫成。十六年后，1942年完成的馮至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伍子胥》，事實上已經和“十多年前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了，再和里爾克的那首散文詩一比，也沒有一點相同或類似的地方”了。不過，里爾克帶給馮至的變化卻依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而且，可以肯定地說，馮至選擇里爾克，并不是出于偶然沖動，而恰恰是出于內心的真正需要，是一種逐漸的穎悟，也是詩人精神氣質發生質變的表征。
兩個鬼：“世故”與“自己”
仔細閱讀馮至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與楊晦的通信，我們就更不難看出里爾克對馮至的意義了。1925年4月19日，他寫下過這么一番話：“德國文學中‘make you strong’的文字太多了，與我似乎發生不了什么影響。我愛的還是那幾位少見的薄命詩人Hoderlin，Lenau，Heine……”而到了30年代初，他則一方面感慨“近代詩人Rilke，George，詩是好得很，懂也難得很”，另一方面，則自覺地將里爾克作為一面不可多得的鏡子，以反觀自身，并努力借此提升精神的境界。尤其是在感到“群眾日趨于煩囂與無聊的事態中”，閱讀里爾克，使馮至受到很大震動。里爾克的文字，甚至使他感到了附著在身上的“鬼魂”。這鬼魂，有時表現為“世故”，有時則表現為“人的最糾纏不清”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