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別了，武器（簡體書）

像硬漢一樣優雅

谷立立

書評人，自由撰稿人，以看書、寫字為樂。作品散見《南方都市報》、《文匯讀書周報》等。

一九一八年的世界，不太好也不太壞。這一年冬天，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落下了帷幕。對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l899—1961）來說，這一切來得太快，也來得太晚，不具有特別的意義。這一年春天，十八歲的他辭去記者的工作，參加紅十字會救護隊，“好像是被派赴一個特別的任務來寫這一年最偉大的故事”。可是好景不長，他的興奮勁兒還沒過去，就已經見識到戰爭的殘酷——這一“特別的任務”帶給他二百三十七處傷疤、一百多塊彈片、一塊勛章和一段失敗的戀愛。十一年后，所有這些都成為創作素材，被他寫在一本長篇小說里，這就是《永別了，武器》。
與過去說聲“永別”
一戰之后，海明威在巴黎開始作家生涯。他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多斯·帕索斯等作家被稱為“迷惘的一代”。這些“人人都喜歡”的“好小伙”在政客的鼓吹下，為了虛無縹緲的理想奔赴歐洲戰場，不僅榮譽感全無，反深受其害，舊世界的一切（家庭、婚姻、朋友、愛情）統統被摧毀。幸存者的身體里裝滿了“迫擊炮彈碎片、舊螺絲釘和床座彈簧”，精神上飽受重創，既回不到過去，又看不清未來。盡管如此，海明威仍相信世間有美好的東西存在。即使“什么都完了”，他仍然要保持做人的尊嚴。換句話說，就是像硬漢一樣打不垮，同時還得像硬漢一樣優雅。
吉卜林曾說，“世上兩件事最為崇高，一是愛情，二是戰爭”。這句話對于海明威的意義，遠勝于其他作家。就像標題所揭示的一樣，《永別了，武器》隱含著對戰爭強烈的厭憎之情。海明威清醒地看穿了戰爭的本質。他認為，戰爭并不“崇高”，它不過是政客們手中玩弄的邪惡把戲，從一開始就沾滿無辜者的鮮血。
《永別了，武器》總體上是一出悲劇。雖然逃離了戰爭，主人公亨利和凱瑟琳也不會有好結果。至少，海明威并不相信王子公主幸福快樂的童話。亨利的“永別”（Farewell）是要告別什么？難道只是“武器”（Arms）？當然不。戰爭在毀滅人的身體、意志的同時，也順帶扼殺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比如，人善良的本性，比如，愛情與親情（Arms同樣暗指親人的懷抱）。
新時代的新詮釋
當代美國文壇有兩位作家以極簡的文風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一位是海明威，另一位是雷蒙德·卡佛。卡佛的簡約是被迫接受，海明威則是主動選擇。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當大多數作家還在延續十九世紀的文學傳統，創作宏大敘事、嚴謹結構、綿密文風的作品時，海明威就以獨特的寫作方式讓人眼前一亮。他的小說多采取“電報體”寫成，他砍去了傳統文學的繁復句式，剔盡枝葉，文字簡練樸實，并無過多修飾。情節的鋪展則遵循著名的“冰山原則”：冰山露出水面之上的是八分之一，水下是八分之七。自然界的雄奇到了他手里，就變成“逢人但說三分話，不可全拋一片心”。省略得越多，留給讀者想象的余地就越大。如何為瘦身的“冰山”增肥，也就成了閱讀過程中最好玩的事。
然而，就像“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一千種理解大約可以造就一千座形態各異的“冰山”。只要手中有筆，人人都可以是“莎士比亞”。好萊塢究竟有多少個“莎士比亞”，沒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只要電影工業存在一天，小說的改編工程就不可能停止，哪怕最后的成品變了形、走了味，哪怕作家怒發沖冠、暴跳如雷，也阻止不了編劇們的“剪刀手”。
電影編劇與小說作者從來都是不共戴天的“敵人”，前者苦于難以用電影語言再現作家筆下飄來飄去的文字，后者則常常怒斥編劇誤讀、曲解自己的創作原意。海明威的“冰山”之下有太多隱情，一個故事只用簡簡單單幾句對白就講完了，省略了關于時間、背景、人物心理的必要交代。大概除了作者沒人能夠完整無誤地加以解讀。改與不改，該怎么改，于是成了讓人左右為難的問題。
小說《永別了，武器》問世以來，較為著名的電影版本有兩個：一部拍攝于一九三二年，由加里·庫珀主演；另外一部完成于二十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無論哪個版本都討不了海明威的好（他用一句“猶如往啤酒杯里撒了泡尿”來發泄自己強烈的不滿），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新時代的詮釋下，這部舊小說又煥發出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