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外交(60周年增訂版)（簡體書）

將這些事情了然于胸后，我認為，我們有理由追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的錯誤是否真的是這些折磨人的和處于強大壓力下的決策。這些決策規定了軍事行動，使軍事行動壓力下的盟軍內部關系得以具體化——換句話說，它們是否真的是少數身居高位的人做出的決策的錯誤——它們是否不是我們整個社會關于我們從事的軍事冒險的理解和態度的更深層次的錯誤。首先，人們不記得這場特殊戰爭的本質上的、不可避免的防御的性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西方國家起初是弱勢的一方。我們僅能實現我們的一部分目標，并且只有在與極權主義對手合作并付出代價的條件下才能實現那部分目標。我們的失敗源自我們對我們時代歷史進程的普遍無知，特別是源自我們缺乏對特定情勢下權力現實的關注。
但是，對我來說，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解的失敗，是將戰爭的局限性——任何戰爭——當做民主國家目標實現工具的一個失敗。這是一個作為民主實現手段的武力和強制的恰當關系問題。我最不能否認的是，它們在民主的國際和國內功能中占有一席之地。直到世界變成一個與我們縱觀我國歷史所推知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仍將是正確的。我認為，如果我們繼續在國際領域使用強制工具，沒有對其重要性和可能性的全民性理解，那么我們會繼續損害自己的利益，幾乎和我們促進自己的利益一樣多。我們必須認識到，對人類的殘害和屠殺，對人類住所和其他設施的破壞，無論出于哪些必要的理由，其本身都不能為民主的目標作出積極的貢獻。對于我們自己國家同樣的破壞和對我們的人民同樣的屠殺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替代方案。它能夠令人信服地保護那些必須得到保護的價值，以及那些無法用其他方法保護的價值。有時，如果以深謀遠慮、謹慎和節制的方法使用，它能夠以較少的暴力換取較大的暴力，推動人類活動的潮流進入比它原本采取的更有助益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