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後篇)（簡體書）

《莎劇解讀》序（節選）
我們在翻譯中，首先碰到的問題就是評論中所引用的莎士比亞原文，究竟由我們自己翻譯出來，還是借用接任已有的翻譯。我們決定借用別人的譯文。當時譯出的莎劇已經不少，譯者大多都是名家，但我們毫不遲疑地選擇了朱生豪的譯本。朱的譯本于抗戰時期在世界書局出版，裝訂為三厚冊。他翻譯此書時，年僅三十多歲。他不顧當時環境艱苦，條件簡陋，以極大的毅力和熱忱，完成了這項難度極高的巨大工程，真是令人可敬可服。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將它再版重印，分為十二冊，文字沒有作什么更動，只是將有些劇本的名字改得樸素一點。我們在翻譯莎劇評論時，所援引的原著譯文就是根據這一版本。當時我見到主持出版社工作的老友適夷，對他說，他辦了一件好事。不料后來，出版社卻把這一版本停了，改出新的版本。新版本補充了朱生豪未譯的幾個歷史劇，而對朱譯的其他各劇，則請人再據原文校改。校改者雖然大多尊重原譯，但是在個別文字上也作了不少訂正。從個別字匯來看，不能說這些訂正不對，校改者所訂正的某些字，確實比原譯更確切。但從整體來看，還有原譯的精神面貌問題，即傳神達旨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拘泥原著每個字的準確性，不一定就更能傳達原著的總體精神面貌。相反，有時甚至可能會損害原著的整體精神。我國古代文論中，劉勰有所謂“謹發而易貌”的說法，即是指此。這意思是說，畫家倘拘泥于去畫人的每根頭發，反而是會使人的面貌走樣。湯用彤曾說魏晉識鑒在神明。從那時起我國審美趣味十分重視傳神達旨。劉知幾《史通》區分了貌同心異與貌異心同兩種不同的模擬，認為前者為下，后者為上，也是闡明同一道理。過去我們的翻譯理論強調直譯，這在一定時期（或在糾正不負責任隨心所欲的意譯之風時）是必要的，但如果強調過頭，忽略傳神達旨的重要，那也成為另一種一偏之見了。朱譯在傳神達旨上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們翻譯莎劇評論引用原劇文字時，仍用未經動過的朱譯。我們準備這樣做也得到了滿濤的同意。后來他在翻譯中倘遇到莎劇文字，也同樣援用一九五四年出的朱譯本子。直到后來，我才知道，朱生豪和我少年時代的老師任銘善先生是大學的同學而且友善，二人在校時即同組詩社唱和。有趣的是任先生學的是外文，后來卻棄外文而專攻國學；而朱生豪在校時，讀的是中文，后來卻棄中文而投身莎士比亞的翻譯。朱的譯文，不僅優美流暢，而且在韻味、音調、氣勢、節奏種種行文微妙處，莫不令人擊節贊賞，是我讀到莎劇中譯的最好譯文，迄今尚無出其右者。
（此部分摘錄自歌德等著，張可、王元化譯的《莎劇解讀》，經王元化家屬桂碧清女士特別授權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