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簡體書）

《堂吉訶德》作者米蓋爾·臺·塞萬提斯·薩阿維德拉（MigueldeCervantesSaavedra，1547—1616）是西班牙文藝復興時期最杰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也是西班牙作家里國際聲望最高、影響最大的一人。
塞萬提斯生于馬德里，是個窮醫生的兒子。由于家境貧寒，他沒能上完中學，靠刻苦自學積累豐富的知識。1569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隨教皇派遣到西班牙的使者到了羅馬，有機會結實到不少人文主義者，接觸到了許多拉丁文的經典著作和意大利優秀文藝作品。1571，年他投入西班牙、羅馬教廷、威尼斯共和國共同組成的聯合艦隊，并隨部隊開赴抗擊土耳其的前線。在雷邦多戰役中，他沖鋒在前，不幸失去了左手。1572年，傷愈后仍在當兵。1575年，他乘“太陽號”船回國途中被海盜俘虜，在阿爾及爾做了五年奴隸。塞萬提斯和難友們曾組織了多次越獄，均無成功。1580年，由親友贖身終于回到了西班牙。回國之后，塞萬提斯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并于158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田園小說《伽萊苔亞》，歌頌真誠的友誼和忠貞的愛情，同時還寫了一部愛國主義詩劇《努曼西亞》。之后，由于生活所迫，他還當過艦隊軍需官，征稅員。
可以說，塞萬提斯在西班牙的生活是在貧困中掙扎著度過的。他試圖靠寫作為生，但依舊艱難；他曾寫過很多劇本，但卻沒有導演愿意接受；他因同情弱者、得罪官僚教會而三次入獄。長期貧困屈辱的生活并沒有使塞萬提斯灰心喪氣，而是靠著這些豐富的人生閱歷，淬煉了一部世界文學史上的偉大小說《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的第一部于1605年一月成書，正是塞萬提斯在監獄里動筆完成的。同年的八月《堂吉訶德》的第一部立即在馬德里、里斯本、巴倫西亞等地區出版。緊接著，又有了1607年布魯塞爾版、1610年的米蘭版、1612年的第一個英文譯本。1615年末面世的第二部也很快風靡開來。嗣后的幾百年向，世界各國出版的有關塞萬提斯及其著作的專著和文章足以裝備一座規模宏大的圖書館。但在當時，這本著作并沒有給作者本人帶來任何的實惠，他依然還是一個窮文人。在當時高雅的文壇上，也沒有博得任何地位。1616年4月23日，塞萬提斯患水腫病去世。
從十七世紀開始，根據《堂吉訶德》改編的舞臺劇、芭蕾劇、歌劇、樂曲大量涌現。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它更是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被搬上銀幕和熒屏。這種現象充分地表明了這部杰作的強大生命力。雖然《堂吉訶德》在后世得到了極大的推崇，然而，由于人們所處的時代以及身份、地位、立場、觀點的不同，在對之詮釋、解讀的時候，見仁見智，眾說紛紜。在《堂吉訶德》面世之初，讀者一般將之看作是一部詼諧、幽默的通俗讀物，最欣賞這部小說的也是少年和青年人。曾經有批評家說道：“塞萬提斯不學無術，不過倒是個才子，他是西班牙最逗笑的作家。”這足以證明《堂吉訶德》最初的地位。而其最早受到重視則是在英國。雖然英國的早期讀者也把堂吉訶德當成是可笑的瘋子，并指責其消滅了西班牙崇尚武俠的精神，但很快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英國的小說家斐爾丁就強調了其正面的品質，他的作品《堂吉訶德在英國》的劇本中，堂吉訶德對桑丘說：“桑丘，讓他們管我叫瘋子吧，我還瘋的不夠，所以得不到他們的贊許。”這里，堂吉訶德不是諷刺的對象，卻成了一個諷刺者。
的確，《堂吉訶德》不只是一部夸張滑稽的鬧劇作品，因為單純的鬧劇角色不能讓讀者對他的興趣持久。塞萬提斯筆下的堂吉訶德浸透著作者的人文主義理想。他之所以成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中著名的典型形象在于其人物性格的矛盾性：是喜劇性格悲劇性格的奇妙結合體。一方面，他是個脫離實際、耽于幻想、瘋瘋癲癲的騎士。現實世界在他頭腦里均被幻想代替而失去了真面目。不管碰到什么樣的假想對手（酒囊、羊群、風車），均學習騎士單槍匹馬地亂砍亂殺，從不計較雙方的力量對比，敢打敢拼，毫不怯懦。但無情的現實使他折斷骨頭，摔壞牙床，鬧出無數笑話。而又從來不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認為這是妖人所施的魔法，不讓他有立功的機會。可見這既是騎士小說的毒害，也展示了他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獻身的精神。關鍵就在于采取了錯誤的方法，妄想在16世紀封建社會已趨衰亡的時候，恢復過時的騎士制度，以游俠騎士單槍匹馬打天下的辦法去解救人民，決定其行動往往出于善良的動機，遭致可笑的甚至有害的結果，自己成了一個受人嘲笑的滑稽古怪的人物。另一方面，從堂吉訶德的主觀動機來看，他又是一個動機純真善良、疾惡如仇、勇于犧牲的無私無畏的社會改革者。這是可敬的一面。他所理解的騎士道，除了為心上人服務等荒唐的東西外，就是要掃除一切罪惡，使人間重歸公正與和諧。他的同情心是在那些手壓迫、受欺負者一邊的。因此，在他的騎士道精神的外衣下，包含著許多人文主義的思想內容。這是因為作家在此形象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有時甚至借他的嘴來發表議論，批判西班牙封建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況且，堂吉訶德清醒時是一個談吐高明，見識淵博的學者，一個熱情的人文主義思想的傳遍者。即其社會理想是建立在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太平盛世。其清醒時，對社會的批判、對法律、道德、文學藝術的遠見卓識，反映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作家所追求的理想。總之，堂吉訶德是一個異常豐滿而又復雜矛盾的藝術形象。他身上既有幽默可笑的言行，又有嚴肅認真的思考；既荒謬絕倫，又崇高偉大；既有悲劇性又有喜劇性；既是個瘋子，又是個理想主義者。是一個“崇高的瘋子”，可笑、可悲、可愛、可敬匯于一身。
而堂吉訶德的侍從桑丘是作品中另一個重要人物，與堂吉訶德形成對立又補充的形象。這是西班牙農民的典型形象：勤勞、善良、機智；又有小生產者狹隘自私的一面：目光短淺、貪圖小利。他的游俠并非建立什么功勛，只為發一筆意外之財，改變自己的處境。他本性善良，同情那些與他地位相仿因而備受欺凌的人，與堂吉訶德接近。在海島當“總督”時：斷案如神、執法無私，愛憎分明，光明磊落。公爵本想愚弄這個普通農民，不料卻使他得以施展才智，證明了自己的高貴。堂吉訶德為之奮斗一生沒有做到的，桑丘做到了。后來桑丘由于受不了貴族們的捉弄離了職。他說：“我赤條條來，又赤條條去，既沒有吃虧，也沒有占便宜，這是我同其他總督不同的地方。”桑丘非常實在。堂吉訶德所取的成語是“干什么事，成什么人”這樣抽象的正義或真理。桑丘所取的成語是“一個人有多少錢，值多少價”，他求的是衣食，做官只為發財，發財是為老婆兒女打算，也就是為一身和一家人的生活。他不會錯失時機，“如果誰給你一頭小母牛，快拿了拴牛的繩子趕去。”他跟堂吉訶德主仆一場，雖然挨揍挨餓，畢竟也發了幾注小財；雖然只做得幾天官，也夠他一輩子吹噓的。他回家見了老婆第一句話是：“老婆，我帶錢回來了，這是大事！”如果說堂吉訶德是個失敗者，那么桑丘便是一個成功者。桑丘的成功也許是僥幸，堂吉訶德的失敗卻具有必然性。
論及《堂吉訶德》的藝術成就，它對歐洲小說的發展也有著重要的作用。文藝復興時期，它結束了虛幻的騎士小說的時代，為現實主義的長篇小說開辟了道路。后世歐洲一些著名的小說家都多多少少受到該作品的影響。但由于它是同類文學式樣的先行，也難免有不足之處，如原著結構比較松散、有些事件交代不清、穿插一些節外生枝的故事有損于作品統一性等等。不可否認的是，作為文學經典，《堂吉訶德》至今仍然具有非凡的魅力，在其問世后的四百多年間，每個時代的人們都能從中感受到，在現實的社會中，大到國家小到我們每個人。似乎都能找到“堂吉訶德式”的某些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