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文學論（簡體書）

建安曹魏時代的文學自覺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第一次自覺，其重要標志是改變了兩漢空泛言志的詩風而形成以窮情寫物為詩歌美學風范的五言詩體制，它標志著中國文學從兩漢時代的政治附庸走向了自由的、緣情的、審美的文學，并由此造就了曹魏文學的繁榮與發展。《亳文化研究叢書：曹魏文學論》主要就曹魏文學繁榮之成因、曹魏文學與各體文學之關系、曹魏文學與山水詩之關系、曹魏文學家論以及就曹魏文學精神展開了具體的論述，并試圖在研究思路和選題視角方面有所革新和開拓。突出特點是能從文學創作、批評的實際出發，結合社會歷史、思想文化、士人心態等方面論述曹魏文學發展的規律性。

曹操父子給力曹魏文學之論析
文學史上所稱的建安文學的時限要比歷史上的建安年號所表示的時間更長一些，上可追溯到漢景帝中平元年（184年）黃巾大起義之時．下則推及魏明帝景初末年（240年），前后五十余年。這個時期，戰亂頻繁，豪強割據，天下混亂。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曹氏9．1-~喜好文學，獎勵風雅，憑借著優勝的政治地位和非凡的文學素養，對當時的文壇產生強烈的凝聚力。那些因社會動亂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學士．如王粲、劉楨、陳琳、應場、徐干、阮踽、孔融、繁欽、丁儀、邯鄲淳等先后游息于曹氏的根據地鄴城，環繞于曹氏周圍，連輿游宴，吟詠詩文，抒寫憫時傷亂、救世濟民的悠悠心曲和烈烈壯懷，掀起了我國文學史上文人創作的第一個高潮，形成一個彬彬之盛的鄴下文人集團，呈現五言騰踴的繁榮局面。因此，文學史家幾乎一致認為“三曹不僅是當時的政治中樞，而且是文壇的領袖”，或云“曹操就是這個文人集團當之無愧的領袖”。這種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夠準確。曹操父子對建安文學的作用是有區別的，不應一概而論。現從組織能力、文學創作、文學理論三方面加以分析。
鐘嶸《詩品》云：“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郁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風，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這些數以百計的文士畢集于鄴下，確是曹操“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絃以掩之”的結果。但是這些文士并不是曹操培養、扶植起來的，人鄴前已蜚聲于文壇了。曹植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得清楚：“昔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偉長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于大魏，足下高視于上京……”曹操對這些活躍于亂世的文人加以招攬，并不是要創造一個文學上的繁榮局面，更多的是立足于建立鄴下政治中心，利用他們文筆上的一技之長，讓他們為自己的政權服務。曹植《辯道論》說當時的方術之士甘始、左慈、郗儉，“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欺人之徒．接奸詭以欺世，行妖慝以惑人，故聚而禁之”。與此同理，鄴下文士雖非如謀臣策士之有損于曹操，但籠絡他們，既有助于招賢納士，又可避免其任意褒貶，鼓動輿論。所以，鄴下文士雖獲得曹操的庇護．但并未真正得到曹操的重用。在曹操的眼中，鄴下諸子只是文學侍臣，有事則命其隨從征伐，無事則匯聚鄴城，先后被派到曹丕、曹植府中充當文學、庶子一類的閑散官職。唯有王粲，由于“博物識多，問無不對”，才任為侍中，朝夕在曹操身邊，“人侍惟幄，如擁華蓋”，做些機密性質的文字工作。但是，天長日久，其作用亦僅如此而已．這就令王粲感到失望，“懼無一夫用”（《從軍行》其二），對自己的前途表現出極大的憂慮，在《七釋》又流露出他在“無為無欲”、“混同榮辱”與“進德修業，與世同理”兩種人生道路之前的舉棋不定、彷徨困惑的情緒，這是王粲歸順曹操以后未得到重用之際深層心態的反映。曹植在《贈王粲》、《贈丁儀王粲》詩中描述了他寂寞不得志的處境。《魏志．杜襲傳》中有關王粲的一段記載也說明了這一點：“魏國初建，（襲）為侍中。與王粲、和洽并用。粲強識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驂乘，主其見敬．不得洽、襲。囊嘗獨見，至于夜半；粲性燥，竟起坐曰：“不知公等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對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可見曹操對王粲雖很親近，但不過是賞識他的“強識博文”，可以備顧問咨詢而已，對于軍國要事，曹操仍倚重于和洽、杜襲等更有實際政治才干的人。這對于有“冀王道之一平”的政治理想的王粲來說，豈不是很可悲嗎？曹操在某一段時間內雖然能夠抑制忌詐猜疑的冷酷性格的爆發，并以偽裝的雅量對待文士，然而一旦文士的言行稍與其意見不合時，他便撕下面紗。毫不客氣地加以貶抑甚至誅滅。當時的著名文士如孔融、楊修等都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被曹操處死的。這對那些雅好慷慨、動多感觸、愛好廣交同類的文士來說，當然是一種極大的壓抑與打擊。這也許就是徐干掛冠回鄉寫《中論》、應場“斐然有述作之志”的原因。所以，作為鄴下政治中心的締造者，曹操當之無愧；而稱其為“當然的文壇領袖”，則受之有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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