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魏道（簡體書）

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的閱讀體驗往往決定著他的審美品位和性格取向。雜文之于我，也可以算是明證之一。
我之喜歡上雜文，正是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對于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學生來說，所能接觸到的觀點讀物基本上都是單一取向的，哪怕是以文學面目出現者，也多是變著花樣來統一戰線的宣傳材料。在這樣狹窄的閱讀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讀到柏楊的《丑陋的中國人》，內心所承受的沖擊可想而知。
當時還有一份在校園里廣受歡迎的報紙叫《雜文報》，其所登載的雜文雖短小精悍，但立論和材料往往都別具一格，異乎我們日常接觸的語文、歷史和政治教本。
當然，無論《丑陋的中國人》還是當時的《雜文報》，雖指斥時弊激濁揚清，但對于一個正常社會背景下的人來說實在不過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常識而已。言說常識，批評時政，本是公民社會的日常生活方式，而于我們這樣一個特別的國度，則需要運用文學的技巧：既要在某些事情上入木三分，又要在更重要的某些事情上點到為止；要會雜耍般地把玩語言的花樣；要糅入幽默搞笑的成分。如此曲里拐彎加擠眉弄眼，說出的道理其實常常不過是“人要吃飯”一般。
幸運的是，當下終于是一個允許張揚個性的“我時代”，隨著網絡的普及與發展，每一個體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起一個以自我為評判中心的所謂“自媒體”。然而也正因此，抱怨、責怪、辱罵之聲開始不絕于耳，“憤青”迅速成為讓人五味雜陳的名詞和龐大群體，而雜文也被人目之為“憤青文體”。我所謀飯的大學，有學生就將我評選為“情青教師”，雖也在“魅力教師”榜中，但我自感卻并非什么好頭銜。要說我多大程度上表現出郁郁不得志的苦悶、抱怨或者“天下人負我”的激憤，還真冤枉。考我“憤青教師”的頭銜來源，其實也就源于我之寫作雜文。
我非常贊同崔永元關于“抱怨也是建設性意見”的觀點。一個不敢不愿不會批評社會時政世情的作家，肯定缺乏對真善美的信仰，必然沒有內心的力量，也絕對不會為現實的苦難承擔情感痛苦。但我更要說的是，所謂“雜文精神”，除了與社會病態、吏治腐敗、人性丑惡斗爭之外，更多的時候其實更需要內省。魯迅的戰士形象眾所周知，也因此而為過去和近來的很多所謂純正的學者和作家所不屑，殊不知其并不是站在自設的某種道德高度上指點世人的，其痛斥中國人的奴隸根性正是從剖析、痛挖自己的奴隸根性開始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其語何其坦誠，其情何其沉重！
在這一點上，一直以大師自居的李敖相較魯迅無法以道里計。自大情結和導師情結結出的必然是傲慢、仇恨和隔離，而后者導向的才是悲憫、自省和理性。我們不難看到，某些知名評論人、雜文家、學者、公知，正是因為背離了基本的內省精神而只剩“斗士”的外殼，結果曰益成為暴虐之徒，言論間透著法西斯的暴力沖動和野蠻思維。
我寫雜文，就時時如此自我提醒。所謂“見賢思齊”或許不是很難，難的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因為別人未嘗不是另外一個自己，別人的缺陷與可笑在自己身上未嘗不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明白了這點，我想，自己寫雜文或許才可以脫離簡單憤怒的層次，才不至于淪為另一種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