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國隨筆年選（簡體書）

文章似酒如茶
朱航滿
深秋之際，與同窗L相約聚談。L在北大中文系讀博士，寫一手好文章，《讀書》雜志連載她的外國文學讀書隨筆，專欄取名“倒視鏡”。我讀了喜歡她文筆的綿密，運思的巧妙，分析的細膩，還有讀書的博雜和多趣。那日，我們縱談白話文章之妙，我說早年最喜歡魯迅，近來則更佩服知堂。前者如酒，后者似茶，都是越品越有滋味的事情。沒想到L與我深有同感，她也是知堂迷，博士論文作了有關知堂的選題，而由知堂，她竟深涉日本文化，也想去東洋留學。因為談性愈濃，她便極力向我推薦了幾位日本作家的作品，讓我一定要好好來讀。后來，我看她新近在報刊上發表的隨筆文章，很多也都與日本作家有關，或談黑石一雄、或談芥川龍之介，或談泉鏡花。L感慨說周作人是最懂得日本文明的真諦的。為此，她寫了一個系列的讀書隨筆，發信給我先睹為快，有許多作家都是我不熟悉的。我覺得她是在向知堂的文章精神致敬。
那日傾談俱歡，記得還提到了錢鍾書。周作人與錢鍾書是我對于中國近世文章的最愛。前者有日本文化的純凈散淡，后者則有英倫文人的博雜風流，而底蘊又皆是中國的精神與氣韻。周作人在《一蕢軒筆記序》中云：“文章的標準本來就簡單，只是要其一有風趣，其二有常識。常識分開來說，不外人情與物理，前者可以說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確的智識，合起來就可稱之曰智慧。”想來讀周作人的文章，恰如明窗飲茶一般的雅興。周氏不但自己喜歡“吃茶”，寫有多篇關于喝茶的美文，而其文章更有茶的甘澀與芬芳。如果說周氏文章如茶，那么魯迅與錢鐘書的文章則也有些似酒了。魯迅文章是烈酒，鐘書文章如紅酒。魯迅文章如酒之陳釀，錢氏文章則若酒之上品；魯迅文章如酒之痛辣，錢氏文章則似酒之甘冽；魯迅文章如酒之醇厚，錢氏文章則有酒之綿遠。魯迅文章多讀使人痛快，知堂文章多讀使人著迷，錢氏文章多讀則使人沉醉。
好文章似酒如茶。其實，這番比擬不過是一種文人的戲談，算不得嚴肅的學術評價，也當不得真的。但因為自從開始接編花城出版社的這冊隨筆年選，我常常為了何以入選而頗費愁思。因為若是大而化之，凡是寫就的文章，似都應納入遴選的視野和范圍。但如此以來，豈不是變成滿坑滿谷的雜貨鋪了？說來我更喜歡用“文章”二字，而非“隨筆”這樣的稱呼。實際上，中國人的文章之說，大抵乃是因讀書、看畫、賞景、交游、憶舊、序跋、題記、考證、辨析、答疑等事而記的文字。故隨筆文字，皆應是因故而起，也是言之有物的東西。這或許就是隨筆中“隨”的意味了吧。由此，我對今日諸多所謂新散文頗不喜歡，因許多文字在我看來，乃是造作之氣實在過重，其中雖不乏匠心與才情，但為寫而寫的態度頗令人懷疑。本應是一篇灑脫有趣的文字，但在這些作文者的筆下，卻是如造水泥大廈，層層疊疊，氣勢凌人，實在是毫無情趣的丑陋之物。
而周氏兄弟與錢氏的文字就不這樣。我的書桌旁常有人民文學版的《周作人散文》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錢鐘書的《七綴集》，都是百閱不厭的戔戔小冊。知堂與錢氏作文，雖都喜歡掉書袋，但顯然是胸中筆墨縱橫。雖然引經據典，但前者無論是抄書，還是后者的引用，都是巧妙和自然的。因此，在我看來，好的隨筆文字必須是胸有成竹，能夠對所談之事有個人之見解和態度，對于所敘之事能有取舍之功夫，而不是筆尖隨著對象走，東拉西扯，不成氣候。這些均是火候不到，功力不足的因故。其實，知堂的文章是小品文字，看似隨意，其實卻有成年累月的積淀，字字句句都是功夫，不能輕視；而默存的文字，又是十足的論文，但一點也不似今日學術八股，令人讀來頭疼。都是苦心經營的東西，但卻讀來如美文一般，令人如有行走山陰道上之感。從周氏兄弟到錢鐘書，在這些老一輩文章大家的筆下，我似乎找到了當下中國文章的隱約脈絡。
好文章似酒如茶。翻揀一年年的收獲，卻總是那么不同。年初，在網上讀到南京大學已故學者高華的一篇長文《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后感慨萬千。此文發表于2011年臺灣的《思想》雜志和《領導者》雜志，系為臺灣作家龍應臺女士的著作《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寫的一篇讀后札記，卻是高華借龍應臺的著作談自己對于歷史的見識與思考，實乃是才情與識見皆佳的論述。此文寫就之際，也是高華疾患癌癥已近晚期之時。去年我編隨筆年選，收入香港中文大學熊景明女士的悼念文章《千山我獨行》，她說高華那時從上海做完手術，肝臟切除了近一半，但回到南京就寫成了這篇長達一萬六千字的文章。熊景明感慨說：“他從來帶著感情走進歷史；懷著對公平正義的追求揭示史實真相。”好文章可遇不可求。這是高華的最后一篇文章，卻絲毫沒有哀怨悲憤之氣。我編隨筆年選，頗為這樣一篇上等佳作未曾早日寓目而遺憾，也為高華先生之早歸道山而極感痛心。高華的文章如酒，甘冽醉人，激蕩人心，如陳釀。
如果說高華的這篇是我這一年讀到印象最為難忘的文章，那么，這一年我最喜歡的書籍，則是木心的著作《文學回憶錄》。準確地說，這只是木心的一個半成品著作。在他去世之后，弟子陳丹青根據他當年在紐約為他們這些藝術流浪者們的授課筆記編訂而成。我捧讀此書，頗感木心先生的慧心。《文學回憶錄》闡述他對世界文學殿堂中的諸子百家的認識和體悟，但實際上在我看來卻是藝術家的文學筆記，其最關鍵之處不僅僅在于他對于文學的諸多真知灼見，而更關鍵的還在于木心打通了文學與藝術的壁障，令我讀來十足的驚嘆與欣喜。文學與藝術之間，本就不該分立并列的，而是互通互融才對的。去年我選上海畫家夏葆元先生的懷念文章《木心的遠去與歸來》，今年則選畫家陳丹青為《文學回憶錄》所寫的長篇后記《木心的文學課》，他們都寫到那段坐而論道的日子，令人神往。如果說高華是以史論道，木心則只是借史談藝，但讀他們的文字，不僅是窺見其慧心與才情，而更看到其精神上的獨立和清醒。高華文章似美酒，木心文章如好茶。
如此看來，我遴選2013年的中國隨筆年選，已有了這般的標準來審視，來欣賞，來體悟，來探究，來斟酌。印象深刻的，諸如筱敏的隨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雖是游記之作，卻飽含憂思，意境深遠，如飲佳釀；崔衛平的隨筆《收復自己的人性》，系讀書筆記，尖銳沉重，直抵靈魂，乃是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楊瀟的隨筆《另一個國度》，氣象開闊，筆意蕭瑟，如紀錄片一樣地沉靜和詩意；還有狄馬的隨筆《梁山是劫富濟貧的嗎？》，乃是另類的讀書文字，其筆端的反諷與幽默，令人讀后會心一笑；再有謝仰光的隨筆《王與法之間》，寫他國的舊人舊事，勾勒史料，闡述精神，筆墨酣暢，飽滿淋漓，對于當下現實乃有燭照之意；再有學人范福潮、陳徒手、王曉漁、羽戈諸君的文章，乃是獨立精神的讀史文字，融個人經驗與公共情懷，傳統趣味與現代精神于一體；還有龍冬的隨筆《致赫拉巴爾》，寫捷克小國的大作家赫拉巴爾，是一個出版者與作家之間的心靈對話，也是兩個命運有著相似國度的寫作者的精神交流，更是對一個在特殊語境中堅持寫作的異國作家的致敬，還是一個中國作家的詩意宣言。此等文章，均似好酒。
好酒難得，好茶珍貴。2013年的好文章，既有令人沉醉的憂思之作，如飲好酒一般；也有讓人細品的絕妙之作，頗似飲茶一樣。楊絳先生的《憶孩時（五則）》，乃是百歲老人的筆觸，散淡之間卻有品不盡的人間滋味。文壇老奶奶的筆觸，既可愛又溫暖，還有許多道不盡的憂傷與蒼茫。香港董橋的文章，雖是談文玩與風雅，背后卻滿是道不盡的滄桑與風流，選錄三篇，也是選了再選，篇篇都難舍的好文字；畫家韓羽的文字《故人書簡札記》，乃是因一組舊友書簡寫成的札記文字，共計十八則，其間卻有識有味，文字也如其畫作一樣，寥寥數筆，滿紙機趣；邵燕祥先生的憶舊之作，溫潤中透露著鋒芒，仿佛歷史的尖刃在心間慢慢刻錄，選錄兩篇，均如苦茶夜飲，往事浮上心頭。還有章德寧寫母親，劉新園憶恩師，李章和維舟追悼亦師亦友的當代學人，此等篇章，均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積淀與爆發。說來楊絳都一百零三歲了，邵燕祥八十歲了；韓羽八十二歲了；連筆頭甚健的董橋也已是古稀之齡，今年七十一歲了。老先生們的文字還老辣蒼勁，卻也透露著溫潤與活潑。真是太珍貴了。這樣篇章難道不是讀一篇就少了一篇嗎？
文章似酒如茶。有好文章可讀，豈能不如有美酒好茶來相伴。雖嘆息今日文運日衰，其實并非是好文章太少，而是糟糕的東西實在太多，遮擋了我們的視野與眼球，麻痹了我們的大腦與神經，甚至玷染了我們的心靈與思想。那日，我與同窗L談到當世好文章，我說谷林先生的小冊子《書邊雜記》精雅細美，不妨一讀；董橋的文字并非文化快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的集子不妨買上幾本抓緊珍藏；我說期待已久的《胡河清文集》即將面世了，馮象的《寬寬信箱與出埃及記》今年再版了，繆哲的《禍棗集》結集后頗受讀書人喜愛，他的譯文集四冊據說也要集中出版了；我說上海的黃裳先生和北京的止庵先生打筆仗，且不去管，可他們的文章都可愛；浙江大學的江弱水教授的十年詩學論文集結為一冊《文本的肉身》，讀來綿密又華美，如江南絲綢那么賞心悅目；我說老師陸文虎先生的著作《荷戈顧曲集》也值得一讀再讀，雖是一冊文藝評論集，讀來卻如飲陳釀。陸師研究錢鐘書多年，讀書多，閱世深，文章蒼勁大氣，我揣摩長久，總是萬千滋味。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記得年初春暖，我攜一冊隨筆年選的選本拜訪孫郁先生，在他人民大學文學院的辦公室暢談文章之道。后來，北京《文藝報》整版刊登大學文學院長的訪談專欄，竟也有先生所談的文章之道，不禁讀后會心一笑。去歲秋深，我編2012年的隨筆年選，在上海的《文景》雜志上偶然讀到胡蘭成的佚作《記南京》，頗愛之。癸巳夏熱，受邀到南方參加一個筆會，遇見詩人龐培，夜談竟均提及此文，堪稱快事也。好文章如價值不菲的礦石，發現的愉悅便是如此。由此，想到孫郁先生為拙作《書與畫像》所寫序言中的一句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五四’以來形成的文體，其空間還是那么的大。那長長的路還沒有走完的時候。只是有時彎曲，有時筆直，有時隱秘。好的文章，在我們這個時代不是沒有，只是我們有時沒有看到而已。”孫郁先生研究周氏兄弟多年，又在魯迅博物館浸潤數十年，文章溫潤澄澈，又沉厚開闊，想來乃是見識廣、胸襟大、積淀深的緣故。他的這句話，我幾乎都背熟了，想來是憂思，也更是期許呢。
2013年10月28日凌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