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100件藝術品（簡體書）

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奴隸主專政的國家，這時文明的發展開始進入了青銅時代。陶器逐步降為一般的日用品，其地位被燦爛精美的青銅器所取代。但作為一個獨立的藝術門類，陶器繼續向前發展，原始瓷器也出現了。
灰陶是這個時期里制陶工藝的主流，產量占絕大多數。從商代起，器型更為豐富，炊器、食器、飲器、盛器分類極為精細。商代后期，由于奴隸主酗酒作樂，還大量盛行酒器。陶器器型的發展直到春秋時期才告式微。在紋飾上，出現了新興的饕餮、夔龍、蝌蚪、蟬蚊和云雷、連環、乳釘等幾何紋，明顯是受青銅器裝飾風格的影響。
商、周時期還創制了一些陶器新品種，有刻紋白陶、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為陶到瓷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這都歸功于高嶺土的發現和使用，以及釉的發明。白陶在新石器時代已有出現，但質地粗糙，商代白陶潔白細膩，紋飾精致，層次分明，可與同期的青銅器并駕齊驅。白陶費工大，產量極小，西周以后就不再生產，已成稀世精品。印紋硬陶和原始瓷器是同一系統的產品，同窯燒制，上了釉的便為原始瓷器。這種原始瓷器燒成溫度約為1200度，無吸水性，已接近瓷器的要求。
漆器從商代經西周到春秋，工藝不斷發展，鑲嵌、螺鈿、彩繪都達到了很高水平，漆器應用范圍更廣泛，不僅有杯、盤、碗、觚，還有匣、盒、棺等，工藝由素面髹漆發展到木胎雕花后再髹漆。漆器紋飾豐富，同樣受青銅器風格的影響。
商代的一件漆器上，在饕餮的眼睛和眼角，鑲有經過磨琢的方、圓、三角形的綠松石，技藝復雜而制造考究、裝飾華美。更出人意表的是，在一件漆盒的朽痕中，發現有半圓形的金飾薄片，正面陰刻雷紋，背面有朱漆痕跡，顯然是貼在漆盒上的金箔，漢代流行的在漆器上鑲嵌金銀箔花紋的工藝當可以溯源至此。另外一件商代晚期的木碗，經觀察是用邊材板鏇注而成的，這也是現知的最早的一件車鏇木胎漆器。在商代的出土文物中，發現了表面不平，和后代堆漆工藝近似的漆器；后代十分流行的皮革胎漆器，發源也在商代，這是從出土的皮甲殘跡上有黑、紅、白、黃四色圖案而推知的。透過這些發現，可以說，漆器的許多工藝，在商代就已奠定了基礎。
大盂鼎是迄今所見西周最大的青銅器，作器者為康王時大臣盂，此鼎在清道光(1821～1850)初年出土于陜西省歧山禮村，同出還有兩鼎，其中包括小盂鼎，現僅存大盂鼎，并據小盂鼎定為周康王二十三年鑄成。
大盂鼎銘文291字，內容酷似《商書·酒誥》，記載了二十三年九月，康王在宗周訓誥盂。他追述文王接受天命，武王繼承文王的事業，建立周邦，廣有天下，長治民眾。理政時，不敢耽樂于酒；祭禮時，不敢借酒肇事。所以天帝愿輔庇先王，遍有天下。他聽說商朝之所以墜喪天命的原因是殷朝從遠方的諸侯到朝廷的大小官員都耽湎于酒，以致靠控軍隊，喪盡民心。指出周立國的經驗和殷失國的教訓。繼而康王說自己愿效法、稟承文王的政令和德行，令盂來輔佐他，要盂諧調綱紀，早晚人諫，認真祭祀，奔走于王事，敬畏天威。康王命盂效法盂的嫡祖南公，輔佐他主管軍隊，勤勉及時地處理獄訟案件，日夜輔佐他統治天下，以便能遵從善德而領受先王賜自上帝的人民和疆土。賜給盂祭神的香酒一卣，祭祀用的禮冠禮服、蔽膝、鞋履，以及車馬；賜給盂嫡祖南公的旗幟，用以畋獵；賜給盂邦國的官員四名，人鬲至車御至步卒六百五十九名；賜給盂異族的王臣十三名，人鬲一百零五十名。他要盂不違棄他的誥誡。于是盂頌揚王的賞賜，并制作祭祀嫡祖南公的寶鼎。
銘文用了誥訓體和冊命體，其中記述了周王對盂的大量賞賜，特別是一千七百多名人鬲以及十幾名官員王臣，是西周奴隸制社會的真實反映。
春秋時期南方的青銅器如羊首鼎、龍形耳、渦紋鼎等與中原青銅器形式不同，但受南方大國楚國的文化影響。
羊首鼎為安徽壽縣出土，羊首突出，雙角下卷，頸腔與圓腹相連。腹上平蓋后有尾下垂，腹下分立三個鉤形扁足，尾飾簡化夔紋，形制頗為新穎。龍形耳是尊，大口、廣肩、鼓腹，兩側有特大的龍為把手，龍回首、張口、曲體，尾外卷，氣勢雄偉。肩部飾斜角雷紋，腹部飾橫條溝紋，圈足飾雷紋，為越族地區的青銅器。渦紋鼎為湖南資興舊市出土，鼎的形制保留西周的一些特點，但內聚的足則多見于春秋中葉。花紋中勾連形紋，是西周初一種夔紋的遺跡。此鼎與常見的楚鼎不同，是當地少數民族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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