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簡體書）

康熙是清代前期比較寬厚圣明的統治者之一。他在位61年，經濟發展，社會安定，政治清明，為清代“康乾盛世”的到來奠定了政治與經濟上的基礎。這一切又是和康熙治國思想以及采取的治國措施分不開的。
1662年，康熙即位。當時，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非常尖銳，被戰爭破壞的社會生產急待恢復，國家財政也十分困難。為了緩和尖銳的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統治秩序，康熙在親政以后便學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策略，把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學作為官方正統思想，大力倡導漢族知識分子最熱衷的程朱理學。他甚至下令將朱熹升配孔廟，序為十一哲。還重用一批理學家，如李光地、湯斌、熊賜履等，不僅與他們研討理學，而且還讓他們編纂理學書籍，如《性理精義》等。為了在全國推廣理學，康熙把朱熹所注四書規定為科舉考試的必考內容。因為程朱理學有利于統一思想，建立封建統治秩序。
康熙在利用理學的同時，還注意把儒家的政治思想貫徹到治國措施中去。康熙認為對老百姓要“仁以育之，所以養也；義以正之，所以教也”，既要在物質上保障人民生活，又要在精神上進行禮義教育，才能維持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他還認識到“政苛則國危，法峻則民亂”，因此提出“治天下之道以寬為本”的才略。在立法司法上，反對嚴刑峻法，主張尚德緩刑，并要求官吏做到“訟簡刑清，與民相安于無事”。他還提出治理國家要“澄清本源”，也就是“薄稅斂，敦教化，使百姓足衣食以興禮義，惜廉恥而重犯法”。以民為本，也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容。康熙接受了這一思想，并承認“國家根本在百姓”，民心向背決定著國家政權的命運，因此他將安民作為治天下的核心關鍵，為此他經常巡視各地，了解民情，關心民間疾苦，而且重視與民休養，稱之為治理天下的基本政務。為了達到“養民”目的，康熙非常重視農業生產，曾說：“國家要務，莫如貴粟務農”，并采取推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康熙八年，他下詔停止了圈地運動，又下令讓明末農民戰爭中農民奪回耕種的原明朝官僚勛戚的田地即歸耕種者所有，稱為“更名田”。此外康熙為減輕人民的負擔，還大規模減免賦稅。
平定吳三桂等三藩之亂后，康熙認識到“吏治不清”是“民生不遂”的重要原因，便開始選用賢才，整頓吏治。在這一方面，康熙又接受了儒家的人治思想。他說：“從來有治人無治法，為政全在得人”，“睢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用得其人而天下之事自然就理”。康熙選用人才以德才兼備為標準，而尤以德為最重要。他曾說，地方官“務使德勝于才，始為可貴”。所謂“德”，也就是“忠君循分”、“潔己愛民”，即對上要忠于君主，對下要安撫百姓。在整頓吏治方面，康熙實行獎廉懲貪，強調官吏“節操清廉，最為緊要”，尤其重視督撫的人選，因為任命督撫是政府治理地方的重要環節，而且督撫又是下層官吏的表率，只要督撫清廉，下層官吏便不能“加意于民”，百姓便可以安居樂業。
此外，康熙對國家統一與主權的獨立有著較為進步的思想。當沙俄力圖侵占黑龍江流域部分領土時，他立即派兵進駐額蘇里與璦琿，堅持黑龍江流域一河一溪不可棄之于“鄂羅斯”。后來兩次雅克薩之戰也是這種思想的實施貫徹。當教皇格勒門第十一禁止中國人尊孔祭祖時，康熙嚴詞告誡外國傳教士“慎無擾亂中朝”。在對內方面，康熙歷來反對分裂割據，所以他派兵收復了臺灣，平息了三藩以及新疆、青海、西藏等地貴族叛亂，維護了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
康熙六年(1667)春，四輔政大臣之首索尼帶頭奏請康熙帝親政。七月三日，經太皇太后(孝莊文皇后)允許，擇吉親政。七日，康熙帝行親政禮，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百官上表慶賀，同時宣詔天下，并分別派遣內秘書院學士等告祭岳鎮海瀆諸神。
盡管康熙已經親政，但專制朝政的鰲拜竟絲毫不肯放權，而且變本加厲。康熙親政以后，一方面不斷給輔政大臣加官晉爵從而穩住局勢，一面在群臣中直接樹立自己的威信，并暗中準備降伏鰲拜事宜。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鰲拜人見，康熙一聲令下，將鰲拜擒獲。同時，康熙命議政王大臣等逮捕鰲拜的十三名黨羽及另一輔政大臣遏必隆等有關官員，五月二十八日，議政王大臣康親王杰書等審問鰲拜同黨，定出鰲拜罪狀三十款，擬處以極刑。康熙帝聞訊，傳旨：念鰲拜效力年久，不忍加誅，著革其職，抄沒家產，嚴加拘禁。鰲拜的眾多黨羽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懲治，許多遭受鰲拜打擊的官員得以平反昭雪。鰲拜被擒后，康熙帝才真正實現了“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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