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緣社會（簡體書）

NHK特別節目：
“NHK特別節目”起始于1989年4月2日，從第一個節目《政治是可以改變的嗎？——里庫路特事件的沖擊》到2013年3月31日的《魂之旋律——失聰的作曲家》24年間一共制作播放了2487部作品。是它的前身NHK特集的2倍。
“NHK特別節目”承繼了其前身的基本方針，即奉“親身采訪”“獨家”“感動”為圭臬。大膽挖掘，不畏挑戰，以圖接近事實真相。而且更加徹底地貫徹了“沒有不能上電視的話題”這一點。

無緣社會，人人面臨孤獨絕境？
《窮忙族》NHK節目制作組原班人馬新作
日本NHK電視臺大型紀錄片《無緣社會》采訪組一手采訪資料大公開。

序言

酷暑連連的2010年盛夏。一個星期天，我離開東京澀谷的NHK廣播中心，來到軌交車站前的自由穿行十字路口1，從二樓的咖啡館獨自眺望著過往行人。身著花哨襯衫的年輕情侶正笑語不斷地從眼前走過，一位母親緊緊抓著孩子的手在過馬路……
“人，都是與別人有關聯的……”我觸景生情，不由地回想起了這一年半以來的采訪活動。
《無緣社會》采訪組的成立，緣起于2009年1月在澀谷一家小酒館里的聚餐。我們這些記者和節目主持人曾一起對“窮忙族”進行過專題采訪，這次難得聚在一起，就邊喝邊聊起了近來的話題。
當時，是女節目主持人挑起的話頭：
“我跟搞‘窮忙族’節目時采訪過的一個男子失去了聯系。這個人無依無靠，說不定已經在什么地方孤零零地死了。”
“窮忙族”問題突顯出了辛勞而無回報的社會現實。我們大家全都重又強烈感到，這種現象已經發展成了與人們性命息息相關的問題。
又喝了一會兒，總導演喃喃自語道：
“‘沒有關聯的社會’，‘各不相干的社會’，這不就是‘無緣社會’嗎……”
“無緣社會”這個詞匯，就是從那次聊天中聊出來的。
“無緣社會”采訪組一開始由七名記者、一名節目主持人、兩名攝像師組成。我們把無人認領尸體的孤獨死亡稱為“無緣死亡”，在調查全國市鎮村公費火葬、埋葬尸體總數的同時，就“無緣死亡”發生了多少起、為什么會發生，進行了全面的現場采訪。采訪組根據死亡現場遺留的極為細微的線索來探尋一個個死亡者的人生軌跡，簡直像刑警在追查案件。
我清楚地記得采訪組的記者這樣說過：
“采訪的困難程度前所未有，有些案件警察都只能中途放棄確認死者身份的努力。可是當采訪到后來死者身份漸漸明了時，我們才發現，他們幾乎都是普通的人。”
對全國市鎮村的調查結果表明，“身份不明者自殺”、“路斃”、“餓死”、“凍死”之類的“無緣死亡”，一年高達三萬二千人之多。這些人原本過著極為尋常的生活，卻一點兒、一點兒地與社會失去關聯，開始獨自生活，最終孤獨地死去。
我也還記得一個記者這樣說過：
“現在，我是懷著吊唁這些死者的心情在進行采訪的。”
作為記者，在報道現場進行犯罪案件、意外事故、自然災害采訪時，經常得直面與生命相關的問題，然而之前我從未聽哪個記者說過自己是在“懷著吊唁的心情進行采訪”。
“為什么他們非得這樣死？”我感覺得到采訪組里有一種近乎悲憤的情緒在高漲。
查了一下詞典里“無緣”這個詞條，那上頭寫著它是“沒有親人”、“沒有關聯”的意思。采訪組又對獨自生活的人進行了采訪，發現那些自認“沒有親人”、“與人沒有關聯”的無依無靠者多得令人吃驚。有些非營利團體是專門代替家人為死者料理后事的，在上門造訪他們的人中，不僅有老年人，竟然還有許多不能算老的五十多歲的人。他們當中有大企業退休的男子，也有獨身女子。由此可見，一種即將單獨迎來自己人生終點的惶恐正在超乎想象地蔓延。
采訪到的材料于2010年1月31日在NHK特別節目播出了，題目為《無緣社會——三萬二千人“無緣死亡”的震撼》。接著，我們又匯集了全國NHK記者和節目主持人的建議，在NHK新聞節目、“9點看新聞”、“早安！日本”的系列中，專題播放了《年富力強的“家里蹲”》、《放養兒童》、《靠兒老人》等節目，反映了由于家庭關聯、地域關聯、職場關聯日趨弱化導致的問題。觀眾的反應自不待言，在因特網上還出現了許多“我說不定也會無緣死亡” 的帖子，令人意外的是，這些帖子竟然來自三十多歲、四十多歲的比較年輕的群體。在上述一系列報道播完之后，采訪組的成員又回到了各自的部門。

2010年7月下旬，位于NHK廣播中心二樓的報道局突然收到一條消息：
“東京足立區發現了一具東京都最高齡（一百一十一歲）男性木乃伊化尸體。”
這是蹲守警視廳的記者發來的關于“消失的老人”的一則報道。
以這個事件為契機，全國陸續發現多達三百五十名老人下落不明。老人死后兒女依舊非法領取養老金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于是，蹲守警視廳的記者和社會部、首都圈報道記者以及節目主持人等再次組成采訪組，又開始全體出動進行采訪。
“這個老人明明有親屬，卻下落不明。”
“需要看護的老人加上個沒有工作的兒子，這父子倆就完全孤立在社會之外了。”
更為嚴重的現實浮出了水面。
“無緣社會”——這確確實實是發生在今天的日本的事實，盡管二戰已經結束六十五年，盡管經過經濟的高度增長和泡沫時代，日本已經進入了成熟社會。有消息稱，再過二十年，日本社會將迎來獨自生活的單身家庭達近四成的時代。
應對“無緣社會”并非易事，它與許多問題復雜地糾結在一起。是否該回到具有牢固的地域關聯、家庭關聯、職場關聯的社會？是否有構筑新型關聯的方法？現在，我們仍然在就這些問題繼續采訪。
本書是記者與節目主持人、攝像師就“無緣死亡”者和獨身生活者的人生軌跡進行采訪的紀錄，是根據當時的采訪筆記寫成的，其中有不少在節目與新聞中未能播放的部分。
時逢此次出版社將其袖珍本化，我們在書中補充了第八章與第九章。它們是將NHK特別節目《消失的老人 “無緣社會”的黑暗》（2010年9月播放）和NHK特別節目《無緣社會 探求新的“關聯”》（2011年2月播放）的內容分別重新編輯而成的。
殷切希望更多的人來閱讀這本書。因為我覺得，關于無緣社會的思考，關系到如何改變今天的日本，進而改變明天的日本。

NHK報道局《明天的日本》報道項目 采編主任
中嶋太一

目 錄
序 言 1
引 子 “無依無靠者”與日俱增的日本 4
第一章 追蹤“在途死亡者”：歸納在僅僅幾行字里的人生軌跡 7
專欄 悄然普及的“直接火葬” 25
第二章 日趨脆弱的家庭紐帶：“拒領”遺體的去向 28
第三章 單身化時代：“終身未婚”的驟增 43
專欄 靠兒老人 54
第四章 職場關聯斷絕之后：依賴虛擬家庭的人們① 56
第五章 吟唱“單身情歌”的女人：依賴虛擬家庭的人們② 66
專欄 共同墳墓 78
第六章 年輕群體中蔓延的“無緣死亡”恐懼：推特上對未來的不安 80
專欄 年富力強的“家里蹲” 90
第七章 為了紐帶的恢復：度過第二次人生的男子 92
第八章 消失的老人：接連發生的老人失蹤 101
第九章 從無緣社會走向結緣社會：探求新的“關聯” 108

彩虹大橋下的溺死尸體

我們的采訪從太陽尚未升起的早晨四點就開始了，當時我們正在東京灣岸警察署背后的棧橋上待機。這里是警視廳的警備艇專用棧橋，常時停靠著四五艘警備艇。其中一艘“天鵝”號艇是配給我們采訪用的。據說因為早晨是船只來往的高峰時段，所以浮到水面上來的尸體撞上船體而被發現的頻度較高。由于天色還很暗，在發光二極管的照射下，警察署外墻上的警視廳吉祥物“小披頗4”圖案和“Tokyo Wanan5”的文字正反射出桔黃嵌藍色的色彩。
記者與節目主持人，加上攝像師，全都一直屏住呼吸，等著發現溺死尸體的電話。從一大早守候待機了幾個小時后，突然，記者的手機響了起來。
“彩虹大橋下發現疑似尸體的漂泊物。”
電話里的聲音伴隨著興奮。這是東京灣岸警察署干部打來的聯絡電話。雖然他使用的是“疑似尸體的漂泊物”這種慎重的措辭，但幾乎可以肯定就是溺死尸體。我們立刻繃緊了神經。
當時的緊張感至今也忘不了。我們急忙穿上警察事先給我們的救生衣，等著刑警們到棧橋上來。沒過幾分鐘，五名刑警從警察署跑到棧橋上來了。我們在棧橋上等得早已心急火燎，只覺得等待的時間怎么這么長。刑警們乘上停靠在棧橋旁的警備艇“朝潮”號，立刻開船出發，我們乘坐的“天鵝”號也趕緊跟了上去。由于是快速啟動，船尾呈現出略微下沉，當時我們正站在甲板上拍攝，差一點兒失去平衡。
沒過一會兒，我們兩艘警備艇上開始旋轉表示緊急行進的紅燈，震耳欲聾的警笛聲朝著四周響了起來。由于側風很強，水面激起了大浪，但高速前進的警備艇不顧浪高一直朝前猛沖過去。

“灣岸警察署的偵查人員已經到達附近。”
駕駛艙里的無線通話機傳出聽不太清的聲音，他們已經到達目標水面——發現溺死尸體的現場了。從棧橋出發到現場花了五分鐘左右。那地方在彩虹大橋的正下方，又讓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從下朝上看到的彩虹大橋竟然那么巨大。
這一天發現的尸首是個看上去六十多歲的男子。他上身是件白色寬松夾克衫，穿著條深藏青的褲子。身體呈頭朝下俯臥狀，后腦勺露出水面，在波浪中搖來搖去，水面上海蜇似地輕輕飄動著他那件白色寬松夾克衫。
一名刑警從船甲板上伸出一根三米多的長棍，開始打撈溺水尸體。棍子頭上裝著個J字形的金屬鉤，他用金屬鉤鉤住死者褲子上穿皮帶的馬王襻，將尸體朝警備艇拉過來。接下來，警備艇最后面放著的那個貨架似的部件如同吊車似地向水中降了下去，這樣一來，就能夠把水面上漂著的溺死尸體原封不動地載到那貨架似的部件上去了。與此同時，別的刑警用燒杯采集海水樣本，測量水溫，這是在進行現場采證，以備這個案件帶有刑事性時好作為物證。
彩虹大橋上，一輛輛汽車、卡車爭分奪秒地奔馳而過，而橋的正下方卻在進行溺死尸體的打撈作業，日常與非日常的活動交錯進行在彩虹大橋現場。然而，眼前的光景卻令我們感到，對于已經死去的這個男性的存在，似乎沒有任何人予以關注。

死者的搏斗姿態

男子尸體運進了東京灣岸警察署地下一樓的太平間。五名刑警把裹著鼠灰色被單的尸體橫放在太平間的簡易床上，然后要進行驗尸，檢查該尸體是否牽涉到刑事性。太平間里已經等著警視廳的鑒定科驗尸官了，他是從東京櫻田門的警視廳總部辦公樓趕來的。
清晰地說完一聲“默哀”之后，驗尸官與五名刑警雙手合十，為死去的男子獻上了一分鐘默禱。他們雙手都戴著極薄的醫用橡膠手套，使得這不尋常的氛圍與通常的默哀迥然不同。隨后，驗尸官平靜地說了聲“那就動手吧”，驗尸便開始了。
那男子雙臂朝前彎成鉤形，姿態像是一個拳擊手在進行搏斗。這種現象是尸體肌肉發生了硬化，叫作尸僵。據說尸僵通常從死后兩小時起先發生于下顎與頸部，半天左右會波及全身。然后再過三四十小時又會開始逐漸消除，九十小時后會完全消除。所以在進行犯罪偵查時，從死尸的僵硬程度，可以推斷出死者的死亡時間。
驗尸進行的同時，別的刑警在一旁研究死者的體貌特征和他的隨身物品，試圖從中找出他的身份。他們給那些依山或傍海的警察署打電話，將死者與那里有人申報過的失蹤者名單進行比對。他們想設法找出死者的身份，將尸體送到他在世時的親友那里去。刑警們不言不語，不停地埋頭工作著，然而他們的愿望也往往是一廂情愿。據說，這幾年來，警察查找之后依然身份不明的無名尸體數一直在增加。
死亡之前的生活軌跡

我們決定去探索這個男子死亡之前的生活軌跡。
首先要去的，是“在途死亡者”報道中寫著的遺體發現現場——東京都大田區東六鄉。
面積60平方公里的大田區里生活著69萬人。在東京的23個區中，它與世田谷區、練馬區、江戶川區一樣，也屬于人口多的地區。大田區東六鄉在區的最南端，靠近東京都和神奈川縣的分界線。那里建滿了老住宅，是個還保存著東京平民區風情的去處。
政府公告上登載的發現死者的地址，是幢獨棟老平房。那是個還掛著姓名牌的普通住宅，在這樣的地方怎么可能發現腐爛的尸體？我們心存疑慮，按了按房子的內部電話鈴。剛按完鈴，里面傳出一聲：“誰呀？”緊接著一張老婆婆的臉出現在玻璃大門后面，驚詫地望著我們。
“我們是NHK的，您這里是有個人故世了吧？”聽我們問完，玻璃門咯吱咯吱拉了開來，里面伸出了老婆婆的臉。
“問的是我丈夫？他死了都十年了。有什么事啊？”老婆婆的表情更訝異了。十年前？跟政府公告上寫的內容完全不一樣啊！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干脆把具體情況對她說了。
“我們聽說有人在這兒的起居室里盤腿坐著故世了，而且遺體已經腐爛。您不知道？”
“噢——，你說的是我們管理的公寓里發生的那件事啊。這種事你怎么會知道的？”
看來政府公告上登載的地址是弄錯了，這里不是發現遺體的現場，而是房東的住處。
“當無依無靠的人亡故的時候，國家發行的政府公告上會登載有關的信息。我們就是看到報道才來的。”聽我們老老實實說完，老婆婆像是理解了：“哎？信息還登在那上面呀？”說著，她穿上拖鞋走了出來。
“是在那邊死的。”她依舊趿拉著拖鞋，領我們朝另一個地方走去。

房齡四十年的二層公寓

發現遺體的現場離房東家二百多米，是住宅區里的一幢公寓，那地方建滿了獨棟住宅。這幢二層樓的公寓面向一條寬不足兩米的窄巷，紅褐色的外壁分外引人注目。正面的墻上掛著塊細長的木牌，上面的墨筆字已經褪色，勉強看得出寫的是“喜作莊”三個字。
房東老婆婆說，這幢公寓有四十年了，死去的丈夫當年因為期盼“住在這里就能喜事盈門”，所以才給它起名叫“喜作莊”的。
“就是這兒。”房東老婆婆說著打開了進入公共大門后的左手第一個拉門。門上寫著：“十七號室”。
“門一直是開著的嗎？”剛問了一句，房東老婆婆就催著我們進屋：“是開著的呀。又沒有什么拿得走的東西。來，請吧，進去看看！”
穿過拉門，緊挨著左手的是廚房，右手放著洗衣機和冰箱，朝里是一間鋪著六張榻榻米的和式屋子。墻壁上不少地方已經變成了褐色，讓人感受得到昭和年間的質樸氣息。
房東老婆婆說，那天是她到屋子里來收房租，這才發現住在這里的男子已經死了。
“當時，是不是有什么氣味啊？”
我問了一句，因為我想起了政府公告那篇報道里栩栩如生的描述——“遺體腐爛”。
“有氣味，難聞極了！他們說他死了都有一個來星期了！”
房東老婆婆回過頭來答道。說話時她正在打開外廊窗戶，想要給屋子換喚氣。

我們開始在屋子里拍攝。那個姓名不詳的男子就是死在這屋子里的。
　
結束屋子里的錄像后，我們采訪了一個這幢公寓里的房客。那具男子遺體被發現的當天，他曾經到男子的屋子里去過。這位七十多歲的大林七郎君住在二樓的十二號室，是個和藹的小個子老大爺。他步履蹣跚地下樓來到我們待著的那間發現遺體的屋子時，穿著咔嘰色的夾克和一條灰褲子，頭上還戴著一頂毛帽子。
“您發現他死了的時候，他是什么樣子？”
“他在這邊來著。這里有個被爐嘛。被爐在這兒，他是這個姿勢死在這兒的。”
老大爺在還留有明顯污漬的榻榻米上盤腿坐下，又朝前彎曲身體，自己按照當時看到的遺體姿勢模仿了一遍給我們看。望著他那彎曲著的蒼老瘦小的后背，我仿佛感覺他與那個死亡男子的背影重疊在了一起，仿佛我們自己當時也在發現遺體的現場似的。
“他是夜里死的？還是白天死的？沒人知道他是什么時候死的。我只記得，看到他的尸體是在那天的黃昏。”

合同里寫著的真名

“我仔細找了找，找著了！你們瞧！”
“找著什么啦？”
“合同啊。”
正當我們在公寓二樓采訪另一個房客的時候，剛才回了趟家的房東老婆婆又來了。聽到她那穿透力很強的大嗓門的招呼，我們急忙下樓趕到大門口她的身邊。
那是一份1991年3月31日簽署的公寓租房合同，上面寫著“十七號室，租賃費壹個月貳萬捌仟日元”。在承租人欄里，棱角鮮明的筆觸寫著姓名：大森忠利。
“他是叫大森忠利嗎？”
“對，是叫這個名字，他寫的就是這幾個字嘛。”
可為什么明明有姓名，卻成了“姓名不詳”呢？

我們決定去問問這幢公寓里的房客，于是再次上了二樓。只見剛才為我們介紹發現遺體情況的大林君正在跟另一個男子說話。
發現遺體的那間屋子的上面，是二樓的八號室，里面住著60多歲的神野征二郎。這幢公寓里的房客凈是外地來的單身漢，大林君是新潟縣出身，神野君說自己是秋田縣來的。我們跟神野君也聊了聊。
“您常跟過世的那位大森君說話嗎？”
“不，我沒跟他說過幾次話。到了這把年紀，就算聽到了各種事情，要說也說不清楚啊。”
住在同一幢公寓里，難道就沒感覺到有什么異常？
“我瞧他信箱里塞滿了報紙，是覺得奇怪呀。可是聽到有電視機的聲音從他屋子里傳出來，我一轉念，咳！他好著呢。怎么想得到他會死啊？”
他承認，自己并沒有為了慎重起見到大森君的屋子里去看看清楚。這些房客之間的來往看來是不多的，沒有一個房客知道大森君的詳細情況，既不知道他在哪里工作，也不知道他過的什么日子。
然而，就是我們自己，對于隔壁住著什么人，他們日子是怎么過的，不是也知之甚少嗎？我覺得，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即使自己周圍也發生了同樣的悲劇而我們沒有覺察，也是不足為怪的。
大森君無親無眷，孑然獨居，所以誰也無法確定他的身份，使他成了“姓名不詳”的人。
離開這幢公寓的時候，在房子和院墻間的窄縫里，我看到轉悠著一只長著黃、白兩種毛的小貓，尾巴的花紋跟老虎的尾巴一樣。它沒戴項圈，看來是只野貓。我望著它心想，這只貓說不定認識沒死時候的大森君吧。那貓見我盯著它看，立刻把身子蜷縮到墻縫里，也朝著我瞪起眼睛來了。

擔保人與釘子袋

從房客那里，沒有找到有價值的信息。不過，房東老婆婆拿來的公寓租房合同上的擔保人欄里，倒是有個住在東京都大田區的男子的名字。
而且，在發現遺體的屋子里，我們發現了一個建筑工人綁在腰上使用的釘子袋。釘子袋上寫著神奈川縣川崎市一家建筑承包公司的名字。
我們決定通過擔保人與釘子袋這兩條線索來尋找大森君走過的足跡。
一開始，我們去找當他擔保人的住在大田區的那個男子。那男子原來住在一幢高級公寓的三樓，但我們去時已經人走樓空。無奈之下，我們采訪了這幢高級公寓的管理員，他一臉為難的表情，冷冰冰地回答說：“這位先生已經搬家，不住在這兒了。我不知道他搬去的地方，再說，牽涉到私人信息的事情，我本來就不能告訴你。”
接下來，我們又去了釘子袋上寫著的建筑承包公司的所在地，但那里已經建起了別的高級公寓。那是幢剛完工的新公寓，遇到的居民沒人知道有那家建筑承包公司。我們又挨家挨戶地去敲公寓住戶的門，總算有一位老婆婆說知道那家建筑承包公司。老婆婆說，那家建筑承包公司已經關門收攤，經營公司的一對老夫婦如今住在別的地方。我們立刻向她問來地址，去見了那對老夫婦。但他們說不認識大森君，而那個釘子袋，他們說是分送給客戶的。至于分送給了哪些客戶，已經記不起來了。



線索出現在供餐中心

正因為如此，我們非常重視現場調查，決定再去拜訪作為第一發現者的房東老婆婆。
“什么？你們還在調查？你們是不是沒事可干啦？”房東老婆婆奇怪地沖了我們一句。
然而就是這一次，她說出了一個讓我們聯想起“現場百回不算多”這句話的情況：
“上次你們回去以后我左思右想，總算記起大森君是在供餐中心工作的。你們到沒多遠的那家供餐中心去問問吧，沒準他們知道點兒什么。從這兒騎自行車，十來分鐘就到了。他們現在還在營業呢。”
找到了新的線索，我不禁胸中澎湃起來。心里想的最多的不是“上回你怎么沒告訴我們呀？”而是“還好你想起來了，謝謝！”
我們勁頭十足地沖出公寓，房子和院墻窄縫里一只蜷縮著身子的小貓驚得竄到路上去了。這是那只長著黃、白兩種毛的貓，我們第一次來造訪這幢公寓的時候它就在那兒。它豎起跟虎尾一樣花紋的尾巴瞪著我們，像是想問：“你們又來啦？”

我們火速去采訪房東老婆婆說的那個供餐中心。它離大森君生活的這幢公寓大約一公里遠，房子的外觀頗煞風景，墻壁上用紅漆大大地寫著“供餐中心”，房子前并排停著幾輛運送盒飯的卡車和小面包車。我們從車旁穿過，朝著里面的進口走去。
或許因為是中午時候吧，那些看來剛干完活的人正在供餐中心辦公室里休息。我們正是在這個當口來的，所以一打開門走進辦公室，所有人的視線全都朝我們轉了過來。
“對不起，我們是NHK的，想了解一下大森忠利君的情況，他原來是在你們這里干活的。”
坐在最近位子上的女子聽了我們的話，撂下一句“請稍等”，慌慌張張地朝坐在辦公室最里面的男子走去。她跟那男子低聲耳語了一會兒后，男子起身走了過來。他一頭白發三七分開，戴著眼鏡，一臉戒備的神情。
“你們有什么事啊？”問話的這位男子是供餐中心的專務董事。我們把來采訪的緣由告訴他后，他說道：“大森君原來確實是在我們這里干活的。我們也聽警察說他死了。不過他在這里干活是在十幾年以前，具體情況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煮米飯的活是他干的。”大森確實在這里工作過，房東老婆婆的話沒說錯。

二十年間“不遲到”、“不缺勤”

供餐中心的專務董事把我們領到了大森君原來干活的米飯生產線。看來這里在衛生方面有嚴格的規章制度，我們得全身穿上白色工作服，戴上完全遮住頭發的帽子，還要戴口罩。一根一根手指連指甲都進行了兩次消毒，這才被準許進入米飯生產線。
米飯生產線是傳送帶式的，基本不需要人手，唯一需要人工作業的只有一道工序，那就是把重約十公斤的鐵鍋一個一個放上傳送帶，再把大米和水按照比例放進鍋里，最后蓋上鐵蓋。現在的煮米飯工人正在那里不言不語地埋頭干活。然后，放進大米的鐵鍋在米飯生產線上緩慢行進二十分鐘加熱蒸煮，然后再燜二十分鐘。生產線不停地緩緩向下一間屋子移動，在那間屋子里再把米飯盛進一個個飯盒。
供餐中心上午開班很早，煮米飯的工作從凌晨四點鐘就開始了，那時太陽還沒有升起來。大森君在這個供餐中心作為正式職工干了二十年，一直干到退休。他們說他沒有遲到過，也沒有缺過勤。

我們采訪了一個自稱以前跟大森君一起干活的工友。
“大森君比我大幾歲，我們不僅一起工作，還是時常一起去喝酒的哥們。大森君住的公寓房間我也去過。雖然我們互相之間沒有深談過什么兄弟姐妹幾個人啦、結沒結過婚啦，但我記得就那一次大森君漏出過一句，說他沒有任何親戚。
“我們倆雖然都是外地人，但我從沒見大森君露出過懷念家鄉的表情。可是他的眼神挺凄涼的，沒準心里還是想回老家去吧，因為那樣總比一個人待在這里（東京）強嘛。”
據他說，雖然是一起喝酒的哥們，但自打從供餐中心退休以后，大森君跟工友的來往就少了，所以自己也不知道他后來在干什么。
“大森君從供餐中心退休以后，我們一次也沒一起喝過酒，只不過在路上碰到時點頭打打招呼，從來沒有停下來正經說過話。因為連我也覺得，自己從這里退休后，跟供餐中心的人的交情也是不會維持下去的。那樣雖然寂寞，但退了休的人也就是這么回事嘛。”

保存著的履歷表

我們又回到供餐中心的辦公室，專務董事從文件柜里取出一大捆紙，一張一張翻了起來。他是在找有沒有大森進供餐中心時填寫的履歷表。
啪啦啪啦翻著那捆履歷表的手停了下來，專務董事指著一張履歷表朝我們轉過身來。
大森君親筆填寫的履歷表找到了。
大森忠利君，享年七十三歲。
履歷表上的填寫日期是1975年3月1日，是大森君三十九歲時寫的。從那以后過了二十年，大森君在這個供餐中心一直工作到迎來六十歲退休的1995年。
履歷表的左邊貼著一張彩色照片，照片上的他身著大開襟的黑色豎條紋白襯衫，襯衫外面套著件淺灰色的西裝。跟一般的身份照不同，這張照片像是在哪幢房子前抓拍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照片畫面讓人感到大森君是站在照片的右邊半張里，旁邊好像還有別人。照片的取景實在太差，他旁邊的是他父親還是他兄弟？要不就是他的太太？總之，看樣子他是把跟別人一起拍的照片剪下來一半貼在了履歷表上。在我們這些采訪者眼里，這半張照片似乎象征著他的某種“關聯”被切斷了。
而且，履歷表上還留下了新的線索。
原本連姓名也不為人知的大森忠利君在履歷表上親筆寫著，他是從秋田來的。

用“秋田”和“電話號碼簿”檢索

大森君的故鄉——秋田。我們雖然馬上就想要去秋田，可還是覺得應該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在東京盡可能準備充分之后再到秋田去。
于是，我們來到了位于東京都千代田區的國立國會圖書館。這是規定出版者有義務將所有出版物都交到這里來的國立中央圖書館，它收集、保存著國內出版的一切出版物。藏書量超過三千五百萬種。
我們來查找的，是老的秋田縣電話號碼簿。因為我們推測那個年代還不像現在這樣對個人信息如此敏感，電話號碼簿里或許還留有什么關于大森忠利的線索。通過電腦用“秋田”和“電話號碼簿”這兩個關鍵詞檢索了一下，找到的最老電話號碼簿，是《秋田縣（中央版）電話號碼簿》（截至1967年4月1日/東北電信局）。我們趕緊去柜臺借了出來，只見這本電話號碼簿的封面已經傷痕累累，紙也褪色發黃了。我們小心地一頁一頁翻看，像是在擺弄易碎的玻璃工藝品。翻著翻著，一段文字在我們眼前跳了出來。
“大森忠利（門窗隔扇） 01882—※—※※※※ 秋田市（下略）”
跟大森君同名同姓，而且與我們手里他親筆履歷表上寫的籍貫和地址也一樣。我們不由地高興起來，感到找著了證實大森君當年確實在秋田生活過的官方證據。電話號碼簿上跟在他姓名后面的“門窗隔扇”幾個字，是新掌握的信息，他當時可能是個做這些東西的匠人。
接著我們又檢索了按職業分類的電話號碼簿。因為我們已經獲得了關于他職業的線索，所以覺得如果調查一些他當時的同行，說不定里面也有了解大森君的人。在最老的一本《秋田縣職業分類電話號碼簿》（截至1967年4月1日/東北電信局）里，我們查找了“門窗隔扇”和“木工”職業類，里面共登錄了五十一個秋田市內的電話號碼。望著排列在眼前的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我默默地在心中祈禱：不管是誰，但愿里面有大森君在世時的熟人。

前往大森君的老家秋田

我們決定幾天后趕到大森君的故鄉秋田去，因為我們想了解大森君走過了什么樣的人生道路，了解他有沒有什么親屬和友人。
我們是坐飛機去的，然而去大森君故鄉的旅行從一開始兆頭就不如人意。飛機從羽田機場出發后，由于秋田機場附近漂浮著濃霧而無法著陸，在上空盤旋了將近一小時。據說秋田機場之所以容易起霧，是因為它位于遠離秋田市中心的山區。我們等著天氣轉好，可霧始終不散，飛機不得不又返回了羽田機場。我們心中煩躁，覺得老天爺好像非要阻止我們去采訪似的。
原來的預定是坐早晨第一個航班去的，結果，等換乘的臨時航班降落到秋田機場時，已經是下午了。這次采訪是在11月進行的，秋田雪倒是還沒下，但氣溫低得與東京沒法相比。不用說，呵出來的氣也是飄著白煙的。
從機場到秋田市中心的大巴一路搖晃了四十分鐘，這才到達秋田火車站西口。我們立即趕向大森君在履歷表上親筆寫著的戶口所在地，想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一點兒。

大森君的親筆履歷表和國立圖書館里的電話號碼簿上，都有他戶籍所在的地址，那地址離秋田市中心大約十分鐘車程。但那兩個地方寫的都是已經改掉了的舊地址。這使得我們雖然找到了大致的地段，卻難以弄清確切的地址。
于是，我從包里取出在國會圖書館查來的門窗隔扇匠人信息，在我們要去的大森君戶籍所在地址的同一個區域里，找到了一家門窗隔扇店。
這家門窗隔扇店至今還在經營著，店主自家居住的平房緊挨著工作車間。車間里傳出聽上去很舒服的聲音，那是機器在切削木頭。眼前的銀杏樹迎風搖擺，陽光下的樹葉閃爍著金黃色的光。
“對不起，打擾一下。”
我們打開發出機器聲的車間的大門，向正在最里面切削木頭的主人打招呼。不知是因為他正在埋頭干活還是機器聲蓋住了我們的聲音，他竟然沒有一點兒反應。我們放開嗓門又招呼了一遍，主人這才停下手來，從耷拉到鼻尖的眼鏡上頭和藹地注視著我們，操著濃重的秋田腔問道：“什么事啊？”他看上去七十來歲，跟大森君差不多。
我們說出大森君的名字，問他大森君是否在這一帶生活過。
“啊——，好像是有戶人家姓大森來著。可是，后來死了，現在已經沒那戶人家啦。我還記得那個人的名字，可他比我大幾歲，再說我們交情也不那么深，所以我對他不太了解。”
我們拜托他帶帶路，想至少把大森家的地點搞清楚。“行啊！”他爽快地一口答應。從自家房子里取了件土黃色的防寒服后，他就邁開步子領我們去了。一到外面，大概是因為風刮得冷嗖嗖的緣故吧，主人把手插進褲袋里，像去附近散步似地悠然走了起來。他領我們走到臨街的一家理發店前停住了腳步。
“原來是在這里的嗎？”
“嗯，就是這一片兒。”
“這兒啊？能不能請您說說，那時候是什么樣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