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現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現代化的歷史考察（簡體書）

第一章 阿根廷現代化進程啟動的背景
阿根廷獨立后的最初幾十年間，并沒有出現政治穩定和經濟繁榮的局面。阿根廷國內對立的局面日趨嚴重，特別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與其他各省之間，中央集權派與聯邦派之間，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間，經常發生紛爭與沖突，致使國家長期得不到穩定和統一。這種動蕩不定的局面，滋生了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考迪羅（Caudillo），他們彼此之間爭斗不已，使得政局愈發動蕩，并最終使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掌握了政權。在這位獨裁者執政的23年中，對外采取領土擴張、對內實施恐怖政策。他宣揚個人崇拜，屠殺印第安人，并到處掠奪土地和財富。與此同時，英國迅速取代過去的宗主國成為阿根廷重要的外部影響勢力，通過自由貿易和外國投資逐步建立了與阿根廷之間密切的經濟關系。獨立后長期的動蕩局面和外部勢力的滲透相互影響，大大延遲了阿根廷現代化進程的啟動時間。

一、羅薩斯獨裁和1853年憲法
1810年5月，阿根廷擺脫西班牙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迅速展開。5月25日，布宜諾斯艾利斯以“火花社”為首的250名起義者，身佩藍白兩色絲帶，聚集在市政議會大廈前，要求罷免總督巴爾塔薩·伊達爾戈·德·西斯內羅斯（Baltasar Hidalgo de Cisneros），并向議會遞交了他們對組織本地政府的意見和人員名單。這場運動史稱“五月革命”。
五月革命的勝利產生了名義上包括現今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及玻利維亞在內的拉普拉塔臨時政府及其領導機構執政委員會。原城防司令克爾內略·薩維德拉（Cornelio Saavedra）被任命為執政委員會主席，兼任軍隊總指揮，馬里亞諾·莫雷諾（Mariano Moreno）為執政委員會書記，負責政府管理和戰爭事務。隨后執政委員會還建立了其他政府機構，實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改組市政議會，開設新的貿易口岸，頒發出口許可證，實行土地改革，通過移民法令，鼓勵歐洲移民等。這些措施推動了阿根廷獨立運動的發展。
然而，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革命行動并沒有在整個拉普拉塔地區形成一股統一的革命洪流。相反，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行動卻使該地區出現了分裂：圣菲、科連特斯、薩爾塔等地在克里奧爾人的推動下，支持執政委員會的革命行動；而蒙得維的亞、上秘魯（今玻利維亞）、門多薩等保皇派控制的地區則仍然效忠于西班牙王室，拒絕承認布宜諾斯艾利斯革命政府。同時，內陸地區對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控制力也有所顧慮，不愿意看到過于強大的中央政府出現。于是，拉普拉塔地區出現了保守派與革命派，中央集權派與聯邦派，布宜諾斯艾利斯與內陸各地區之間的矛盾與斗爭，因而無法形成統一的認識，從而也大大推遲了獨立運動的步伐。
直到1816年3月24日，拉普拉塔聯合省國會第二屆會議在圖庫曼召開，胡胡伊、薩爾塔、圖庫曼、拉里奧哈、卡塔馬卡、圣地亞哥—德埃斯特羅、門多薩、圣胡安、圣路易斯、布宜諾斯艾利斯、科爾多瓦、恰爾卡斯、科恰班巴、圖比薩和密斯科等省的32位代表參加了會議。會議于7月9日正式宣布“拉普拉塔聯合省”獨立，圣路易斯省議員胡安·馬丁·德·普埃倫東（Juan Martin de Pueyrredon）擔任政府首腦。1819年4月，拉普拉塔聯合省國會通過了阿根廷歷史上的第一部憲法。
第一章阿根廷現代化進程啟動的背景阿根廷現代化道路研究令人扼腕的是，這個以美國憲法和法國憲法為藍本的1819年憲法，并沒有將分裂的阿根廷統一起來，反而更加劇了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間的矛盾。1819年憲法規定，中央政府有權任命包括各省省長在內的地方官員。這一條主要體現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利益集團的愿望，他們試圖建立一個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型政府。他們的這一主張立即遭到了其他各省的反對和抵制。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拉普拉塔地區的分裂持久化了：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控制權在不同派別的“強人”手中頻繁更換，無法形成一種統一的局面；另一方面，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考迪羅，他們獨霸一方，儼然是一個個“獨立王國”。在這樣的情況下，拉普拉塔地區難以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嚴重影響了政治、經濟的發展，現代化進程亦難以啟動。
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考迪羅中，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最終脫穎而出，于1829年奪取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控制，建立了長達23年之久的獨裁統治。1793年3月30日，羅薩斯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富裕的牧場主家庭，但宋曉平卻認為，“羅薩斯出身于牧民家庭，家境貧寒”。早年曾參加抵抗英國入侵的戰斗。但在阿根廷五月革命期間，羅薩斯卻是一個局外人，甚至對革命還抱有些許的敵意，因為“他毫不掩飾其對殖民地社會秩序的偏愛，認為這種秩序是和平與統一的保證”。
也正是基于這種觀點，在阿根廷獨立運動初期，羅薩斯一直對拉普拉塔地區動蕩不定的局勢深表憂慮，將主要精力放在經營自己家族的大牧場上，直到1820年才開始涉足政界，進而也卷入了阿根廷獨立后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與內地各省之間圍繞中央集權制和聯邦制而進行的斗爭。
1826年7月，中央集權派領袖貝爾納迪諾·里瓦達維亞（Bernardino Rivadavia）當選總統。新政府謀求通過自由貿易、外國投資和歐洲移民來推動經濟發展，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并頒布1826年憲法以保證改革的合法性。新憲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調和性，試圖迎合中央集權派與聯邦派的共同需要。它一方面規定，國家實行聯邦制，拉普拉塔聯合省改名為阿根廷聯邦共和國，承認各省擁有自治管理的權利；另一方面則規定總統任期9年，有權罷免和任命各省省長。憲法同時規定，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從布宜諾斯艾利斯省中劃分出來，組成首都聯邦區，各省解散民團，廢除地方關稅和印花稅等。
盡管1826年憲法意在調和中央集權派與聯邦派之間的矛盾，但其中央集權的色彩仍然激起了內地各省的不滿，科爾多瓦、拉里奧拉、卡塔馬卡和圣地亞哥—德埃斯特羅4省甚至建立軍事同盟，反對新憲法。而且，里瓦達維亞的改革“完全脫離了阿根廷的政治節奏，惹惱了內陸省的考迪羅省長，使其家鄉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地主們開始抱有敵對態度”。本意是在兩派之間進行調和，結果卻得罪了雙方，里瓦達維亞被迫于1927年6月28日宣布辭職，其改革措施旋即失敗。
1827年7月5日，維森特·洛佩斯（Vicente Lopez）被國民議會任命為臨時總統。洛佩斯重新召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眾議院，恢復了該省的自治，并任命羅薩斯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武裝部隊總司令。8月12日，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議會選舉曼努埃爾·多雷戈（Manuel Dorrego）為該省省長。8月15日，洛佩斯辭職，阿根廷聯邦共和國國民議會宣布解散。拉普拉塔地區再次陷入了各省分立自治的局面。
為了解決拉普拉塔各省共同的問題，尤其是與巴西作戰的問題，各省與多雷戈之間達成協議，授予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外交處置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省長在拉普拉塔地區的超越各省領袖之上的特權，成為該地區事實上的“中央政府”首腦。
1828年8月27日，在英國政府的斡旋下，多雷戈政府與巴西簽訂合約，結束了兩國之間圍繞東岸地區的戰爭，承認烏拉圭獨立。同年12月1日，胡安·拉瓦葉（Juan Lavalle）和何塞·瑪麗亞·帕斯（Jose Maria Paz）利用和約在拉普拉塔地區引起的不滿，發動了反對多雷戈的起義，拉普拉塔地區混亂依舊。
1829年4月，聯邦派首領羅薩斯領導的、主要由護莊民兵團和高喬牧民組成的軍隊擊敗了拉瓦葉領導的部隊，迫使拉瓦葉辭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長的職位，由胡安·何塞·比亞蒙特（Juan Jose Viamonte）擔任臨時省長。12月6日，布宜諾斯艾利斯省議會選舉羅薩斯為省長和該省武裝力量總司令，從而開始了其長達23年之久的獨裁統治。
對于羅薩斯，有學者這樣評價說：“1829年到1852年統治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及其同盟省份的胡安·曼努埃爾·德·羅薩斯，大概是19世紀最著名的領袖，他體現了19世紀拉丁美洲領導人的品質。他粗魯、勇敢、冷酷、專橫，是一個精明的政治戰略家。作為軍事領導人，羅薩斯具有平易近人的美德。他從小在一個大牧牛場長大，學會了生活在廣闊潘帕斯平原的居民——包括間或猛烈抵抗殖民者襲擊的印第安人和加烏喬人——的作風和語言，他過著他們那樣的樸素生活，學會平原居民能做的一切事情，而且做得更好。”也有學者強調，羅薩斯“是阿根廷最反動的封建寡頭、上層商人和天主教勢力的政治代表。他的政權得到英國的大力支持。……當時所有的史學家都毫不掩飾地證實英國歡迎羅薩斯政權”。
羅薩斯的獨裁統治帶給拉普拉塔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最大的影響之一是，它促進了一個新的經濟利益集團——莊園主——的崛起。獨立初期，阿根廷革命的主要領導階層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商人，他們崛起于殖民地后期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進程。在獨立運動中，他們逐漸通過與土生白人官員、職業政客、形形色色的“考迪羅”結盟，獲得了對權力機關的控制。
然而，“大約從1820年起，許多商人家族開始謀求其他出路并且向土地、牛和腌肉工廠投資。這些人是未來的居支配地位的社會集團，是扎根于商業和來自城市社會的、擁有土地的寡頭集團”。他們最初并沒有控制國家權力機構的能力，但控制了本地區的經濟命脈。于是，在拉普拉塔地區出現了一種比較尷尬的局面：“擁有經濟力量的人并不進行統治，而進行統治的人又缺乏經濟基礎。”羅薩斯的上臺，實際上是順應了新崛起的利益集團控制國家政權的需要，從而也進一步推動了這一利益集團的發展。
為了鞏固大莊園主集團的利益，羅薩斯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首先，羅薩斯通過“荒漠遠征”行動，派出大批軍隊，驅趕、屠殺潘帕斯草原上的印第安人，大大拓寬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疆界，并在軍隊、政客中瓜分新奪占的大片土地。1833—1834年，羅薩斯領導的“荒漠遠征”活動奪占了印第安人的大量土地，在“西至安第斯脈，南抵內格羅河流域”的廣袤區域內，僅在1834年和1836年兩次供分配和出售的土地就高達1 550平方里格，約合682萬平方英畝。與此同時，羅薩斯還廢除了里瓦達維亞政府規定的國有土地不得轉讓的法律，允許土地自由交易，使土地集中的趨勢愈演愈烈。183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538名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865.6萬公頃；到1840年，293名土地所有者就占有860萬公頃土地。其次，羅薩斯通過獨裁統治和高壓政策，確立了對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絕對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對其他省份施加影響。羅薩斯建立的秘密暗殺隊“馬扎卡”（Mazorca，即“大棒子”之意）就是這種恐怖統治的典型體現。第三，盡管羅薩斯在其執政早期進行了保護主義的一些嘗試，1835年的關稅法就是這種努力的一種體現。但由于英法等列強的反對，它們先后多次對拉普拉塔地區進行封鎖，造成了物資短缺和物價飛漲，政府收入銳減。最終，羅薩斯轉而奉行自由貿易的政策，強調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部門，放棄了對幼稚工業的保護。其結果，一方面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出口經歷了迅速的增長，從1822年的大約70萬英鎊增長到1851年的200萬英鎊，同年畜牧業出口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高達78%；另一方面，“工業仍然處于局限在由作坊和手工業者組成的經濟生活的邊緣”。
羅薩斯政權的內外政策激起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內外的廣泛不滿，許多有識之士紛紛組織起來，以各種形式抒發對羅薩斯獨裁統治的不滿。其中，埃斯特萬·埃切維利亞（Esteban Echeverría）、胡安·巴蒂斯塔·阿爾韋迪（Juan Bautista Alberdi）、米戈爾·加內（Miguel Gané）、胡安·馬里亞·古鐵雷斯（Juan María Gutiérrez）等人，于1837年6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立了一個“文學沙龍”，成為反對羅薩斯獨裁統治斗爭的“第一個中心”。在“文學沙龍”的活動中，埃切維利亞和阿爾韋迪等人發表了一系列演說和文章，對羅薩斯的獨裁統治進行了嚴厲批判，“文學沙龍”很快就被羅薩斯當局封閉了。
1838年7月，埃切維利亞和阿爾韋迪等人創立一個秘密團體“青年阿根廷”，提出為在阿根廷實現“自由、平等、博愛”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而進行斗爭。“青年阿根廷”也被稱為“五月協會”，因為該組織的成員認為，1810年的五月革命奠定了阿根廷國家發展的基礎，它所提出的革命目標遠未實現。1839年1月，流亡蒙得維的亞的“青年阿根廷”成員發表了一篇《告阿根廷青年和祖國全體優秀兒女的原則宣言》，強烈譴責羅薩斯的獨裁統治，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加強社會協調的基本原則。
“五月協會”的活動很快得到迅速發展，并傳播到幾乎整個拉普拉塔地區。例如，多明戈·法斯蒂諾·薩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在圣胡安省組織了類似的秘密團體，文森特·菲德爾·洛佩斯（Vicente Fidel López）在科爾多瓦省成立了當地的“青年阿根廷”組織。此外，巴托羅梅·米特雷和卡洛斯·特赫多爾（Carlos Tejedor）等大批阿根廷青年在“五月協會”的影響下，公開向傳統的文學規范提出挑戰，主張文學應該反映現實生活，勇于揭露社會弊端，發表了一系列批判羅薩斯獨裁統治的詩歌、散文和小說，成為反對羅薩斯獨裁統治的重要力量。例如，巴托羅梅·米特雷出生于1821年，在“五月協會”的主要成員開展反獨裁統治活動時，他還只是一個剛剛16歲的“文學青年”，但學術界普遍認為，“米特雷常常是與1837年一代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阿根廷歷史上，以“五月協會”為核心的一批浪漫主義青年作家通常被稱為“1837年一代”。對于“1837年一代”的歷史作用和影響，有學者評價說：“1837年一代也許是19世紀拉丁美洲知識分子中思想表達最清晰有力，自我意識最強的一群人。他們不僅積極倡導和投身于建立自由國家的激烈斗爭，而且還忠實地記錄他們所經歷的歷史事件。”還有學者強調說：1837年一代“是在羅薩斯獨裁的陰暗歲月中唯一的革命組織。它的思想，不僅對于阿根廷，而且對于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社會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起了重大的影響”葉爾莫拉耶夫主編：《阿根廷史綱》上冊，256頁。。
正是在“1837年一代”的積極鼓噪下，拉普拉塔地區逐漸形成了一股反對羅薩斯獨裁統治的同盟，該同盟的領導人是恩特雷里奧斯省省長胡斯托·何塞·德·烏爾基薩（Justo Jose de Urquiza）。1852年2月3日，該同盟的軍隊在卡塞羅斯（Caseros）擊敗羅薩斯的主力部隊，羅薩斯政權被推翻，羅薩斯本人被迫流亡歐洲，羅薩斯獨裁政權就此退出歷史舞臺。這一歷史事件在阿根廷現代化進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為阿根廷的統一和穩定掃清了道路。對此，有學者強調說：“羅薩斯的下臺，為自由主義憲法的頒布、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投機的飆升，以及養牛業以前所未有的規模進行商業拓展打開了大門。”
1853年5月1日，烏爾基薩主持召開制憲會議，并制定了以美國憲法為藍本的憲法，成立了新的聯邦共和國。根據1853年憲法的有關規定，烏爾基薩出任共和國總統。這里需要著重指出的是，“1837年一代”的關鍵人物之一胡安·巴蒂斯塔·阿爾韋迪，就是阿根廷1853年憲法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他在智利流亡期間所撰寫的《阿根廷共和國政治組織的基礎和出發點》（Bases y puntos de partido para la organización política de República Argentina）一書，“對阿根廷1853年憲法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本人也因此被稱為“阿根廷憲法之父”。尤為重要的是，1853年憲法為阿根廷逐步走向統一奠定了司法根基。
根據1853憲法的規定，阿根廷實行聯邦制，設立議會兩院和獨立的司法體系。憲法規定，總統不得連選連任，總統享有參與制定、批準和頒布法律的權力，有經議會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宣戰和宣布戒嚴的權力，總統同時擔任全國武裝力量總司令。憲法同時規定，阿根廷的最高立法機關是議會，由參眾兩院組成。眾議院議員由每2萬居民中選舉1人，參議院則由各省和聯邦首都各選派2人組成。與此同時，1853年憲法還秉承“1837年一代”的理想和實證主義的要求，規定了一系列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原則和政策，鼓勵移民和教育，發展交通，促進新興工業的建立和發展，禁止以任何形式限制貿易等。例如，憲法第9條規定：“在國家全部領域內，只準設置國立的海關，收取議會所批準的關稅”；第10條規定：“本國生產和制造的商品，和在海關履行了手續的一切外國物品和商品，在共和國內自由流通，一律免稅”；第11條規定：“本國或外國生產和制造的商品和各種牲畜，跨越省界時免交通行稅。享有此種權利的還有車輛、船只和過往車船中載運的牲畜。事后亦不得以任何名目征收過境稅”；第12條規定：“對從一省開往另一省的船舶不得強迫入港、停泊和收繳過境稅”。這樣，1853年憲法明確地規定了國家的統一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性，為阿根廷擺脫獨立后的分裂局面，建立真正統一的民族國家奠定了制度基礎。阿根廷1853年憲法至今仍然生效，是拉美地區適用時間較長的憲法之一。從誕生之日起，只有在1949年庇隆政府通過了新的憲法，在1956年被廢止；在1966的軍事政變沖擊下所有的憲法保障的公民權被終止了，1976年軍事政變又再次廢除了1853年的憲法，而在1983年得以回復。除此之外，憲法還在1860年、1866年、1898年、1957年進行了修正。

二、英國勢力的滲透
英國對拉美地區的興趣由來已久，從胡安·卡博托（Juan Cabot）遠征美洲起即已開始向本地區擴張。16世紀，英國海盜頻繁出沒于加勒比海、巴西沿海，并在圭亞那和巴西登陸。17世紀，英國開始在美洲和加勒比海占領一些領土，并建立殖民地。它的主要目的是掠奪黃金、占領產糖地區和為奴隸貿易提供基地。到18世紀初，英國通過“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后的《烏德勒支和約》正式得到了牙買加，使之成為向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出售奴隸和其他產品的“基地”。18世紀末英國占據了圭亞那東部地區，并通過1814—1815年的《巴黎和約》正式將這一地區建為英國的殖民地。
阿根廷獨立運動爆發前夕，英國對拉普拉塔地區的野心暴露無遺。1806年6月25日，由霍姆·波費爵士（Sir Home Popham）和海軍將領威廉·卡爾·貝雷斯福德（General William Carr Beresford）率領的一支英國艦隊出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附近的洋面上。當時的拉普拉塔轄區的總督馬爾克斯·德·索夫雷蒙特（Marques de Sobremonte）倉皇逃往科爾多瓦，其他許多西班牙官員也紛紛棄城而逃。6月27日，1 640名英國士兵輕而易舉地占領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城，并在城堡上升起了英國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