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傳（簡體書）

作者西登托普早年曾就讀于哈佛和牛津大學。從1973年至2003年榮休，他一直在牛津大學講授政治思想史，同時兼任該校基布爾學院（Keble College）資深研究員。史登托普尤其擅長于十九世紀法國自由主義以及英、法自由主義政治思想的比較研究。

拉里·西登托普編著的《托克維爾傳》內容介紹：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法國歷史學家、社會學家。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第一卷(1835)、《論美國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舊制度與大革命》。《論美國的民主》使他享有世界聲譽。其上卷的第一部分講述美國的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對美國的民主進行社會學的分析。下卷分四個部分，以美國為背景發揮其政治哲學和政治社會學思想。出身貴族世家，經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復辟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拉里·西登托普編著的《托克維爾回憶錄》是一本關于1848年法國二月革命的回憶錄，對其間許多人物(比如路易·菲力浦、路易·拿破侖、阿道夫·梯也爾、路易·勃朗等)的評述十分尖銳，用語幾近刻薄。可能由于這個原因，該書在作者死后34年(1893年)才首次出版。

常有人說，卡爾·馬克思和托克維爾對未來提供了最為雄辯卻又截然不同的兩幅圖景。果真如此的話，今天似乎更多屬于托克維爾，這位法國自由派貴族如果看到近來的潮流——雖然并不穩固——轉到了整體性國家、一黨統治和指令性經濟的反面，大概會感到高興。在1840年代，他初次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就認為它過于感情用事，而更加不能接受的是它的保守——因為它試圖發揚光大的，是托克維爾眼里法國舊制度的一項危險成就：權力的集中。
現代民主最重要的一部論著，《論美國的民主》（1835—1840），竟是出自一位法國貴族之手，這是多么辛辣的諷刺！而托克維爾對官僚或政黨組織統治的譴責，也有人疑心是出自貴族的妒忌。但托克維爾為自治和分權所做的敏銳而有力的辯護，卻是至今無人能匹敵的，難怪他對約翰·斯圖爾特·密爾這樣的同代人也會產生非同尋常的影響。托克維爾關注的不只是權力，他有自己的道德遠景——這一遠景征服了眾多讀者——在托克維爾看來，真正自治的民主社會是一個崇高的理想，這樣的理想可以讓我們超越看似無可逃脫的現代生活的商業主義。
托克維爾念茲在茲的是對治理的參與，這是完滿道德生活的一個條件。他一生的寫作就是一次痛苦的抗議，抗議生活過度的“私人化”，抗議人們對公民權價值的忽視。就此而論，他對傳統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亦即所謂“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提出了挑戰。只是，今天的自由主義回答這一挑戰了嗎？一種把生命限制在商業活動和私人朋友圈子中的學說，且不說能否使人高貴，就已經足夠了嗎？托克維爾的挑戰仍擺在那里。
在國家形式、不同社會狀況和道德危害三者的關系上，沒有哪位政治思想家能揭示得如此出色，然而，托克維爾在現代政治思想傳統上的地位，卻不穩固得令人吃驚。原因何在？可以想到的有兩個：首先，與霍布斯、洛克、盧梭等屬于現代早期的偉大政治哲學家不同，他的論證不是從明確的人性假設出發，然后進行邏輯的推演；再者，他也與馬克思、涂爾干、韋伯等19世紀晚期的理論家不同，無意去建立什么新的社會的科學，無意以關于科學研究方法的長篇大論來開始他的作品。事實上，若把他與那些以“科學性”自詡的思想家并列一處，托克維爾更顯得像一位藝術家，他的作品生動形象，直抒胸臆，而且飽含情感，他毫不掩飾自己希望打動讀者的心靈。就以他最偏重歷史的一部作品《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而論，它同時也是對當時的信仰和習慣做法的痛苦批判，正是這些信仰和做法使人們默然接受了路易·拿破侖的帝國。
托克維爾的論證風格，屬于一個職業化之前的時代，也屬于前資產階級的時代。他訴諸價值——首推自由這一“神圣”價值——的方式，幾乎是完全私人性的。雖然他盡力與不同類型社會——無論是貴族社會或是民主社會——的習慣和觀念保持距離，而且做得非常之好，簡直讓人吃驚，但他卻并不克制自己對貴族社會所培育的優雅、團結及個性的豐富等品質的傾慕之情；而對民主社會的商業精神熏陶下養成的庸人心態，即使更符合正義，他也不加掩飾自己的極度輕蔑。不過，托克維爾帶有的貴族的驕傲，卻是一種經過凈化的驕傲，他絕不陶醉于貴族社會所謂審美上的吸引力；相反，對這個建立在特權基礎上的社會的空虛、殘忍、自欺欺人，他是迄今最為嚴厲的批評者。
托克維爾占據了一個絕佳的位置，使他對基督教西方發生的社會變革的分析和評判，既未落人歷史決定論的陷阱，又沒有陷到實證社會科學主張的虛假的中立性中。這究竟是怎樣一個位置？托克維爾是如何發現這一位置的？以托克維爾研究的現有全部進展而論，這些問題仍是至關重要、也有待我們回答的。
本書就是回答上述問題的一個嘗試。寫作過程中，筆者曾從約翰·巴羅（JohnBurrow）、戴維·伊斯特伍德（DavidEast一wood）、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Skidelsky）和福格斯·昂戈德一托馬斯（FergusUngoed－Thomas）諸先生的評論中獲益。毋庸贅言，對書中仍然存在的錯誤，他們無須負責。
拉里·西登托普
基布爾學院

那么，還能從這片廢墟里搶救出什么呢？托克維爾20年代的生活就是要努力保留一些信念，使它們在一個理智上更說得通的框架中容身。盡管他的堂兄弟路易（受到一些佩劍貴族出身的親戚的唆使）拼命勸他從軍，但也許是借此表示對馬勒澤布的紀念，他決定去巴黎學習法律。神甫也不贊同從軍的想法，他察覺到了年青的被照管人心靈的品質，想盡辦法激發托克維爾在文學上的雄心。
現在到巴黎學習，時機真是再好不過了。1822—1823年，議會和新聞界正在進行那場“大辯論”。復辟初期相對自由的政6府，在1820年王位繼承人被刺殺之后，讓位于由維萊勒控制的極端保皇派政府。20年代中期，維萊勒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法案，它觸及法國社會和政府的各個方面，而在反對的自由派看來，這些法案幾乎就是要復辟舊制度了。魯瓦耶一科拉爾領導的自由派聲稱，這是一場“舊制度和革命、舊法國和新法國、‘貴族制’和‘民主制”之間的斗爭。從托克維爾僅僅幾年以后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與這場大辯論靠得很近，它為他的思想提供了基本的范疇——“貴族制”和“民主制”，“原子化”和“集中化”，培養了他對兩種社會類型做比較的習慣。大辯論讓托克維爾獲得了雙筒望遠鏡一般的視野，而且再未丟開過。
到了1827—1828年，托克維爾正一帆風順地往自由派的路上發展。他在與哥哥愛德華同游意大利時——此際他已經完成法律學習了——所寫的日記里，流露了對公民與政治自由的熱愛。他嚴厲指責那不勒斯貴族政體寧愿投靠專制王權，而不去支持人民的權利。托克維爾還是基督教道德協會（Societyfor（：hristianMorality）的成員，這是一個在歷史學家基佐影響下的自由派壓力集團，它的思想反映了新教對復辟時期自由主義的強烈影響。基佐的看法同斯達爾夫人、還有貢斯當一樣，認為自由主義遠不像天主教保皇派想的那樣是對基督教的威脅，而應該看作是基督教的具體應用。因為自由主義和基督教一樣，也是基于道德平等的假設，也認為道德只能出于良心，或是出于不受強迫的自發選擇，而這就是公民自由的根本理由。
這種半新教的解釋，使得托克維爾能夠把“基督教道德”從自己信仰的廢墟中搶救出來，這個觀念在他以后的寫作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由此他被引向了一種新的信條。自那以后，托克維爾把本是由單純信仰所維系的激情注入了自由主義的“正義事業”中。幾年后，當批評家圣伯夫初次遇到他，立刻就把他歸為“信徒”。
法律學習沒有讓托克維爾的好奇和雄心得到滿足。在一位從前在梅茨做過教師的人的幫助下，他繼續政治方面的學習，對中世紀以來英國和法國制度的演變做比較。這事出有因，在大辯論中這一比較是自由派論點的核心。畢竟，英國為復辟時期法國引入代議制政府提供了榜樣；可是為什么英國發展出了代議制政府，而同時法國卻淪為絕對君主制？這個問題開始困擾托克維爾。
1827年，托克維爾做了凡爾賽法院的助理法官，他的父親剛剛做了那兒的省長。盡管有這層關系，他仍無望獲得迅速提升。法官對他來說不是一個適合的職業，不能讓他興奮，而他對這種興奮的需要幾乎已經到了病態的地步。他還發現公開演說對他也是一個考驗，他音調太柔和，又過于挑剔，總想把自己的想法表達得絲毫不差，卻又沒有18席演講的能力——這和另一位青年法官古斯塔夫·德·博蒙成了對照。博蒙是來自都蘭的青年貴族，為人和善，也是一位堅定的自由派。托克維爾的思想激發了他的熱情，他給予了托克維爾帶有保護色彩的友情。托克維爾需要這種密切關系，因為同事之間一板一眼的交往態度不能使他滿意。“我擔心自己遲早會像大部分同事那樣變成一架法律機器，他們那么專精于一個領域，可以嫻熟地推導出一系列公理，發現各種相似性，但他們卻沒有能力去判斷一次偉大的運動，或者領導一場偉大的事業……”，他寫信告訴凱爾戈萊，“我如果落到那種地步，寧可把我的書扔到火里。”
1827年，極端保皇派政府在大選中失敗，讓位于中間派的馬蒂尼亞克政府，這普遍被認為是波旁王朝和法國自由派政黨之間最后的妥協機會。新政府取消了大學授課的禁令，基佐于是開始了一系列以歐洲和法國的文明史為內容的講座，這成了青年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聚集地。基佐在講課里運用大辯論時期的思想——尤其是原子化和集中化的思想——對歐洲制度和信仰的演變做了有力的闡述。托克維爾感到基佐的講課很有說服力，“基佐的分析頭腦”成了他仿效的模型。將近三年里，他每周六都從凡爾賽趕往巴黎，加人古老的索邦學院洶涌、激動的人群中。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