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秋千（簡體書）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德語女作家和詩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羅馬尼亞西部蒂米什縣小鎮尼特基多夫一個農民家庭，所在村莊以德語為通用語言。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學學習德國社會文化和羅馬尼亞文學，畢業后當過工廠翻譯、幼兒園教師等。1982年其處女作、短篇小說集《低地》出版。米勒的作品包括小說、詩歌和隨筆等。米勒1987年與丈夫、小說家理查德·瓦格納遷往西德，現常居柏林，持德國國籍。

米勒在德國文壇享有極高的聲譽，她的作品獲獎無數。她擅長描寫羅馬尼亞裔德國人在蘇俄時代的遭遇，她的作品總能從內心出發，并帶著較為濃重的政治色彩。

1、收拾行裝 

2、麥得草

3、水泥 

4、石灰婦女 

5、魚龍混雜的一群人 

6、木頭和棉花

7、激動人心的年代

8、關于坐車 

9、關于嚴厲的人 

10、對伊爾瑪·普菲佛來說，幸運太多了那么一點點

11、黑楊樹

12、手帕和老鼠

13、關于心鏟

14、關于饑餓天使

15、石煤燒酒

16、齊柏林飛船

17、關于布谷鳥鐘的虛無之痛

18、巡夜人卡蒂

19、面包失竊案

20、彎月馬利亞

21、從自己的面包到兔臉面包

22、關于煤

23、時間一秒秒過去

24、關于黃沙

25、俄國人也有他們的法子

26、樅樹

27、十個盧布

28、關于饑餓天使

29、拉丁語里的秘密

30、爐渣磚

31、輕信的瓶子和多疑的瓶子

32、關于日光中毒

33、每一班都是件藝術品

34、天鵝歌唱時

35、關于爐渣

36、酒紅色絲巾

37、關于化學物質

38、誰把那塊國土給換了

39、土豆人

40、天在下, 地在上

41、關于無聊種種

42、我的替代兄弟

43、在這行字下面的空白處

44、閔可夫斯基天線

45、黑狗

46、干嗎勺勺計較

47、我的饑餓天使曾經是律師

48、我有個計劃

49、鐵皮之吻

50、事物之道

51、白兔

52、鄉愁。好像我需要它似的

53、一個令人豁然開朗的時刻

54、像干草一樣草率

55、勞動營里的幸福

56、人要生活。人只活一回

57、總有一天我會走在優雅的鋪石路面上

58、如靜寂般徹底

59、無動于衷的人

60、你在維也納有個孩子嗎？

61、手杖

62、聽寫本

63、我依舊是那架鋼琴

64、關于寶貝

65、后記

收拾行裝

我所有的東西都帶在身邊。

換句話說：屬于我的一切都與我如影隨行。

當時我把所有的家當都帶上了。說是我的，其實它們原先并不屬于我。它們要么是改裝過的，要么是別人的。豬皮行李箱是以前裝留聲機用的。薄大衣是父親的。領口鑲著絲絨滾邊的洋氣大衣是祖父的。燈籠褲是埃德溫叔叔的。皮綁腿是鄰居卡爾普先生的。綠羊毛手套是費妮姑姑的。只有酒紅色的真絲圍巾和小收納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誕節收到的禮物。

1945年1月還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國人那里去。天曉得是什么鬼地方。這消息讓大家震驚。每個人都想送我點兒什么，指望它們興許能派得上用場，雖然它們什么忙也幫不上，因為這世界上沒有什么東西能幫得上忙。因為我上了俄國人的名單，這是鐵板釘釘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點兒東西。我收下了它們。17歲的我心想，這次離家來的正是時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國人的名單，只要能離開家，只要將來情況不會變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離開這針尖大的小城，這里所有的石頭都長著眼睛。我一點兒都不害怕，而是掩飾著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還有幾分良心不安吧，因為那份讓我的親人絕望的名單，于我卻是頗可以接受的處境。他們擔心我在異地他鄉會出事兒。我只想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

其實我已經犯了點事兒，見不得人的事兒。它變態、骯臟、無恥，也妙不可言。這事兒發生在榿木公園，就在淺草叢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隱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園中央的那個圓亭子，每逢節假日總有樂隊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會兒。透過細木縫，陽光刺眼地扎了進來。我看到了恐懼，空洞的圓形的、四邊形的、梯形的恐懼，經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連在了一起。這個圖案里有我的迷亂，也有我母親臉上的震驚。在亭子里我對自己發誓：我再也不來這個公園了。

我越是不讓自己去，就去得越勤。兩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園里的人都管這叫“幽會”。

第二次幽會時，我見的還是第一次約的那個男人，綽號叫做“燕子”。第二個男人是新來的，綽號叫“圣誕樹”。第三個叫“耳朵”。接著來的是“繩子”，然后是“黃鸝”和“帽子”，再后來是“兔子”、“貓”、“海鷗”，還有“珍珠”。只有我們知道，哪個綽號對應哪個人。大家在公園里肆意更換著伴侶，我也任由他們把我轉來轉去。那是夏季，樺樹皮是白色的，茉莉花叢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葉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風的綠色墻垣。

愛情是季節性的。秋天的到來結束了公園里的這一切。葉子掉光了，幽會也隨我們一起轉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館。鐵門旁掛著繪有天鵝的橢圓形徽章。每個星期我都會去跟一個比我年齡大一倍的男人約會。他是個已婚的羅馬尼亞人。我不問他叫什么，也不說自己叫什么。我們錯開時間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賣票的女人，明鑒照人的石板地，圓圓的中柱，繪有睡蓮圖案的墻磚，雕花的木臺階，這一切都應該想不到，我們是來赴約的。我們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發汗箱那兒，我們才碰頭。

當年，每一次這樣的幽會都可能引來牢獄之災。我去勞動營之前是這樣，自我返鄉到1968年離開這個國家，那些年情況也是這樣。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從公園或是游泳池帶走，嚴刑審訊之后，投進監獄，從那兒再送到運河邊的監禁營。現在我才知道，去運河的人都有去無回。就算回來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毀，未老先衰，與這世上所有的愛都絕了緣。

在勞動營的時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沒命了。

五年后我從勞動營被放出來，日復一日漫步在喧嘩的街道上，腦海里翻來覆去地想著，如果被捕的話，說是“當場抓獲”再恰當不過了。我已經編好了無數的借口與不在場的證據，來駁斥這個罪名。我一直都背負著隱秘的包袱，已經太深、太久地將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無法用語言傾訴心曲。即使我在訴說的時候，也不過是用另外一種方式裹縛自己罷了。

為了能延長從榿木公園到家的路程，在最后一個幽會的夏季，我偶然走進了圓形廣場上的三圣教堂。這次偶然昭示著命運。我看到了后來的歲月。在教堂側立柱上的圣壇旁，圣者身著灰色的大衣，脖子間圍著一頭綿羊作衣領。這脖子間的綿羊就是緘默。有些事情是不能說的。但是，如果我說脖子間的緘默與嘴里的緘默是兩碼事，我知道自己在說些什么。在我的勞動營歲月之前、之中與之后，我有25年的時間生活在對國家與家庭的恐懼中，畏懼那雙重的毀滅：國家把我當罪犯囚禁，家人把我當恥辱放逐。麇集的街道上，我懷疑地盯著陳列柜、電車和樓房窗戶的玻璃，盯著噴泉和小水洼反射出的鏡面，好像自己就該是個透明人。

我父親是繪畫老師。只要他一說“水彩”這個詞，我就像被人踹了一腳似的悚然一驚，因為我腦子里滿是海王星游泳池那些事。這個詞告訴我，自己已經陷得有多深。我母親在吃飯時說：別用叉子戳土豆，一下就戳散了，用勺子吧，叉子是用來對付肉的。我的太陽穴怦怦直跳。不是在說土豆和叉子嗎，怎么又扯上肉了？她說的是什么肉呀？我的肉體已經被那些幽會搞得顛三倒四了。我做賊心虛，這些詞總會出其不意地冒出來，擊中我的要害。

就像小城里所有的德國人一樣，我母親，尤其是我父親，堅信金色發辮與白色長筒襪的美麗，堅信希特勒胡子的黑色四邊形，堅信我們特蘭西瓦尼亞的薩克森人屬于雅利安人種。從純身體的角度來看，我的秘密都已是最惡心不過了。和一個羅馬利亞人有染，更是種族的恥辱。

我只想離開家，哪怕是要進勞動營。我母親不知道，她對我的了解有多么少，而且我走后，她想我肯定會多過我想她。這些讓我深感歉疚。

除了脖子間圍著沉默之羊的圣者，我在教堂內的白色壁龕上還看到了一行刻字：“天命啟動時間”。收拾行裝的時候我就想：白色壁龕顯靈了。現在就是已啟動的時間。我還慶幸自己不用去前線的雪地里打仗。我勇敢得愚蠢，乖乖地收拾著行裝，沒有絲毫不情愿。系帶子的皮綁腿、燈籠褲和帶絲絨滾邊的大衣，沒有一樣東西適合我。衣服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已啟動的時間。不管是經歷這樣或是那樣的事情，總之人是要長大的。我想這世界雖然不是化裝舞會，但在這深冬季節要被送到俄國去的人，沒有誰是可笑的。

一個羅馬尼亞警察和一個俄國警察組成了一個巡邏隊，拿著名單挨家挨戶查訪。我記不得他們在家里是否說了“勞動營”這個詞。如果沒說，那么是否提到除“俄國”之外的其他字眼。如果說了的話，那“勞動營”這個詞也沒有嚇著我。戰爭和幽會的事兒并未讓我成熟，17歲的我心智其實還處在極無知的孩童時代。“水彩”和“肉”這樣的詞會讓我心驚肉跳，而我的腦子對“勞動營”這個詞卻無動于衷。

那次用叉子吃土豆，我母親說“肉”這個字點到了我的痛處。就是那次，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我小時候有一次在樓下的院子里玩，母親在陽臺的窗口大吼道：“如果你不馬上回來吃飯，還要我再叫一次的話，你就待在那兒別回來了。”我還是在下面多待了一會，等我上去時，她就說：

你現在可以收拾書包去闖世界了。你想干嗎就干嗎。

母親邊說著邊把我拽進房間，拿出個小背包來，把我的羊毛帽子和夾克塞了進去。

我問她，我是你的孩子，你叫我去哪兒啊？

很多人都認為，打點行裝是件熟能生巧的事，就像學唱歌或者祈禱一樣，可以無師自通。我們從未練習過，也沒有箱子。父親當年參加羅馬尼亞軍隊上前線打仗時，就沒什么行李好收拾。部隊什么都會發，這是裝備的一部分。除了離家外出或是抵御嚴寒，我們想不出為了什么別的理由收拾衣物。我們手頭沒有該帶的東西，于是就即興發揮。用不上的成了必備的，必備的就是唯一正確的，而這只是因為手頭恰巧有這些東西。

母親把留聲機從客廳拿出來，放到廚房桌上。我用螺絲刀將留聲機箱子改裝成了行李箱。我先是把機體和轉盤卸了下來，接下來用軟木塞堵上了原先插手搖柄的那個洞。箱子火狐紅的絲絨里襯，原樣保留。還有那個三角形的徽章，上面印著小狗坐在留聲機喇叭前的圖案，圖案上方標著“主人的聲音”幾個字，我也沒拆下來。我放了四本書壓箱底：亞麻布面的《浮士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一本薄薄的魏因黑伯爾的集子，還有一部收集了八個世紀作品的詩歌集。我沒帶小說，因為小說讀完一遍，就不會讀第二遍了。書上放的是收納包。里面有：一瓶香水，一瓶TARR牌的須后水，一塊剃須用的肥皂，一把剃須刀，一把修面刷，一塊明礬石，一塊洗手肥皂，一把指甲剪。收納包旁我放了一雙羊毛襪（棕色的，里面已塞了東西），一雙及膝長襪，一件紅白格子的法蘭絨襯衫，兩條棱紋平布的短內褲。為了不被壓皺，最上面放的是那條新的真絲圍巾，它印著酒紅色的暗方格，色澤亮啞交替。箱子就這樣裝滿了。

接著收拾包袱：一床日用的沙發毯（羊毛的，鑲著淺藍與米白色的方格，體積超大，卻并不保暖）。卷到包袱里去的還有：一件薄大衣（雪花呢的，已經穿得很舊了）和一雙皮綁腿（老掉牙了，還是“一戰”時候的東西，香瓜黃色，帶有皮質的小綁帶）。

接著來整理干糧袋：斯坎迪亞牌的火腿罐頭一聽，涂了黃油夾了火腿片的面包四個，圣誕節時剩下的餅干幾塊，裝滿水的軍用水壺一只，帶有可當水杯用的蓋子。

接著我祖母把留聲機行李箱、鋪蓋和干糧袋放到了門附近。那兩個警察說好午夜時分來帶我走。行李都已整理好放在門邊了。

接著我開始穿衣：一條長內褲，一件法蘭絨襯衫（淡棕色間綠色格子），一條燈籠褲（灰色的，說過是埃德溫叔叔的），一件袖口帶繡花的布馬甲，一雙羊毛襪和一雙雪地靴。費妮姑姑的綠手套就放在桌上，隨手就能拿到。我在系鞋帶時，忽然想起多年前某個夏季，我們在文奇山度假時的情景。那時母親穿著一件自己縫制的水兵服。我們正在草地上散步，她突然倒在深草中裝死。我當時八歲，嚇得要命，覺得天塌到草里去了！我緊閉雙眼，不敢看天會如何將我吞噬。這時母親跳了起來，猛搖著我問道：“喜不喜歡我？我還活著呢。”

鞋帶系好了。我坐到桌邊，等待午夜來臨。午夜到了，巡邏隊卻遲遲未到。等了三個小時，都快讓人受不了了，他們才來。母親幫我穿那件帶黑絲絨滾邊的大衣。我穿上了，她哭起來。我戴上綠手套。在木地板的門廳內，就在掛煤氣表的地方，祖母說：“我知道你會回來的。”

我并沒有刻意去記這句話，只是不經意地把它帶到了勞動營。我并不知道，它會一直伴隨著我。但是，這樣一句話有自己獨立的生命。我所有帶去的書加在一塊，也沒有它對我的作用大。“我知道你會回來的”——這句話后來成了心鏟的同謀、饑餓天使的對頭。因為我真的回來了，所以我有權說：“這么句話能讓人活下來。”

巡邏隊來帶我走時，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點鐘。寒氣漸重，氣溫零下15度。我們上了帶遮蓬的卡車，穿過空曠的街市，直奔展覽廳。它原是薩克森人舉行各種盛大慶典活動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報到處。廳內已經擠了三百來號人。地上鋪著床墊和草褥。整夜都不斷有車開抵，卸下集中來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時分已經有五百來號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點人數是徒勞的，沒有人能統觀全局。大廳內整夜燈火通明。大家都四處閑逛找熟人。有人說火車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車廂內用剛伐下來的木頭釘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給火車安裝小圓鐵爐，還有一些負責在地板上鋸出蹲廁坑。人們輕聲地聊了很多，聊的時候雙目圓睜；人們也輕聲地哭了很久，哭的時候雙目緊閉。空氣中混雜著舊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懼、肥膩的煎肉、香草餅干和白酒的味道。有個女人把頭巾摘了下來。她肯定是鄉下人，把辮子在后腦勺繞了兩圈，并用一把半圓形的羊角梳將它盤在頭中央。梳齒的那頭已沒入發間，圓拱形的那邊只露出兩只角，像豎著的小耳朵。這耳朵和厚厚的發辮，使她的后腦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著的貓。我坐在站著的人群和行李堆間，像個觀眾。

我打了個小盹兒，夢見我與母親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墳前。墳上長出一株植物，快齊我的腰高了，葉子上滿是毛，莖上有一個帶皮扣手的果莢，像只小箱子。它開了手指寬的一道縫，襯里是火狐紅的絲絨。我們不知是誰死了。母親說：把粉筆從大衣口袋拿出來吧。我說：我沒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發現有一截裁縫用的粉筆。母親說：我們得在箱子上寫個簡短的名字。就寫“露特”吧。我們的熟人里沒人叫這個。我把露特寫了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