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治學“四字訣”
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
整理國故與“打鬼”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
古史討論的讀后感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
我讀乾隆嘉慶時期有名的法律汪輝祖的遺書，看他一生辦理訴訟，真能存十分敬慎的態度。他說：“辦案之法，不惟入罪宜慎，即出罪亦宜慎。”他一生做幕做官，都盡力做到這“慎”字。
但是文人做歷史考據，往往沒有這種敬慎的態度，往往不肯把是非真偽的考證看作朱子說的“系人性命處，須吃緊思量”。因為文人看輕考據的責任，所以他們往往不能嚴格的審查證據，也往往不能敬慎的運用證據。證據不能敬慎的使用，則結論往往和證據不相干。這種考據，盡管堆上百十條所謂“證據”，只是全無價值的考據。
近百年中，號稱考證學風氣流行的時代，文人輕談考據，不存敬慎的態度，往往輕用考證的工具，造成誣枉古人的流言。有人說，戴東原偷竊趙東潛（一清）的《水經注釋》。又有人說，戴東原偷竊全謝山的校本。有人說，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是偷竊章宗源的原稿。又有人說，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兩晉六朝文》是攘奪孫星衍的原稿。
說某人作賊，是一件很嚴重的刑事控訴。為什么這些文人會這樣輕率的對于已死不能答辯的古人提出這樣嚴重的控訴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根本原因在于中國考證學還缺乏自覺的任務與自覺的方法。任務不自覺，所以考證學者不感覺他考訂史實是一件最嚴重的任務，是為千秋百世考定歷史是非真偽的大責任。方法不自覺，所以考證學者不能發覺自己的錯誤，也不能評判自己的錯誤。
做考證的人，至少要明白他的任務有法官斷獄同樣的嚴重，他的方法也必須有法官斷獄同樣的謹嚴，同樣的審慎。
近代國家“證據法”的發達，大致都是由于允許兩造辯護人各有權可以駁斥對方提出的證據。因為有對方的駁斥，故假證據與不相干的證據都不容易成立。
考證學者閉門做歷史考據，沒有一個對方辯護人站在面前駁斥他提出的證據，所以他往往不肯嚴格的審查他的證據是否可靠，也往往不肯敬慎的考問他的證據是否關切，是否相干。考證方法所以遠不如法官判案的謹嚴，主要原因正在缺乏一個自覺的駁斥自己的標準。
所以我提議：凡做考證的人，必須建立兩個駁問自己的標準：第一要問，我提出的證人證物本身可靠嗎？這個證人有作證的資格嗎？這件證物本身沒有問題嗎？第二要問，我提出這個證據的目的是要證明本題的那一點？這個證據足夠證明那一點嗎？
第一個駁問是要審查某種證據的真實性。第二個駁問是要扣緊證據對本題的相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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