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而喜：我的人生哲學（簡體書）

《隨緣而喜：我的人生哲學》是季羨林先生作為學界泰斗的生活態度和作為耄耋老人的人生感悟。天地萌生萬物，對生命賦予驚人的力量，一花一樹，一隻貓，一個路人，一場雨……在季老的眼中都是因緣而生的，他皆以喜樂的態度來看待，隨緣而喜；回首百年滄桑，走過陽關大道，行過獨木小橋，面對生命中一切無常與得失，季老皆秉承“不喜亦不懼”的態度，隨遇而安，從容應對；關於為人處世的素質與哲學，季老坦言一個老知識份子心聲：出於對人類承上啟下、承前啟後的責任感，人還是要有一點信仰，一點主旨，一點精神；年逾耄耋，面對老病死，他選擇“笑著走”……
感悟生命，體悟人生，季老的文字，平實無華中透露出深刻的人生哲理，你的心境將因之更加純淨而美好。

季羨林，生於1911年8月6日，字希逋，又字齊奘。山東臨清人。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修德文。1935年留學德國，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他一生研習12種語言，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翻譯家、文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研究所所長。2009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8歲。

●天地萌生萬物，對生命賦予驚人的力量。隨緣而喜，隨遇而安，是最好的態度。
●多少年以來，我的座右銘一直是：“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老老實實的，朴樸素素的四句陶詩，幾乎用不著任何解釋。——季羨林

序言：我的小傳a
季羨林，生於1911 年8 月，原籍是山東省清平縣（現改歸臨清市），家庭是農民。父親和叔父幼喪父母，家裏貧無立錐之地，被迫逃到濟南謀生。經過艱苦奮鬥，叔父終於在濟南立住了腳。我于七歲離開父母往濟南依靠叔父，在那裏上小學、初中和高中。1930 年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國立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後改外國語文系）。1934 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回濟南任母校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國文教員一年。1935 年被錄取為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是年秋赴德，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巴厘文、吐火羅文等。1941 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 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解放後任原職。1956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 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 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
從中學時代起，我就開始學習著寫一些東西，也曾翻譯過一些歐美文學作品。上大學後，念的是西方文學，以英文為主，輔之以德文和法文。當時清華大學雖然規定了一些必修課，但是學生還可以自由選幾門外系的課。我選了幾門外系的課，其中之一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這門課以《六祖壇經》為課本。我從來不信任何宗教，但是對於佛教卻有濃厚的興趣。因為我知道，中國同印度有千絲萬縷的文化關係。要想把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東西是困難的。陳先生的課開擴了我的眼界，增強了我研究印度的興趣，我學習梵文的願望也更加迫切了。
1935 年我到了德國。德國對梵文的研究是頗有一點名氣的，歷史長，名人多，著作豐富，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外國許多梵文學者是德國培養出來的，連印度也不例外。我到了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從瓦爾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學習梵文和巴厘文。他給我出的博士論文題目是關於印度古代俗語語法變化的，從此就打下了我研究佛教混合梵文的基礎。苦幹了五年，論文通過，口試及格。以後，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應召參軍，他的前任西克（Sieg）教授年屆八旬，早已退休，這時又出來擔任教學工作。這位老人待人親切和藹，對於我這個異域的青年更是寄託著極大的希望。他再三敦促我跟他學習吐火羅文和吠陀。我今天在這方面的知識，都是他教導的結果。我畢生難忘我的德國老師們。在德國十年，我主要致力於語言的研究，對於印度古典文學很少涉獵。
但是回國以後，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我喜歡的那一套印度古代語言，由於缺少起碼的書刊資料，不管我多麼不願意，也只能束之高閣，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在科學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現在幹些什麼呢？我徘徊，我遲疑，結果我就成了一個“雜家”。有什麼飯，就吃什麼飯；有多大碗，就吃多少飯。這就是我當時的指導思想。於是，我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也成了我的主要工作。
……
有人可能認為，搞一些枯燥的語法現象同艱深的宗教理論，會同文學翻譯與創作有矛盾。也許是因為我在兩方面都搞得不夠深，我倒沒有感到有什麼矛盾，反而覺得有利於腦筋的休息。換一個工作，腦筋就好像刀子重新磨了一樣，頓時鋒利好用。五六十年以來，我就是這樣搞下來的。我不但翻譯文學作品，自己也從事創作。少年時代大概也寫過詩。從高中起就專寫散文，迄今未斷。已經出版了四個散文集：《天竺心影》，1980 年，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朗潤集》，1981 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季羨林選集》，1980 年，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季羨林散文集》，1986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第五個集子《萬泉集》也已出版。個人回憶錄《留德十年》也在排印之中。
從上面敍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並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我原以為，我成為“雜家”是被環境逼出來的。現在看起來，似乎並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雜家細胞”。現在環境早已改變了，而我仍然是東抓西抓，還樂此不疲，這事實我能否認掉嗎？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無改變的跡象和意願，我恐怕將以“雜家”終了。
1988 年4 月15 日寫完

第一章　隨緣而喜
從南極帶來的植物
清塘荷韻
槐　花
表的喜劇
我的貓
喜鵲窩
神　牛
神奇的絲瓜
一個抱小孩子的印度人
朗靜山先生
霧
兩行寫在泥土地上的字
大覺寺

第二章　隨遇而安
高中國文教員一年
滿洲車上
山雨欲來風滿樓
大轟炸
山中逸趣
夢縈紅樓
翻譯《羅摩衍那》
逛鬼城
鱷魚湖
人間自有真情在
溫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氣氛
我的座右銘

第三章　一個信念，一個主旨，一點精神
中國知識份子的愛國傳統
巍巍上庠，百年星辰
論正義
在德國——自己的花是讓別人看的
漫談撒謊
毀　譽
世態炎涼
趨炎附勢
漫談出國
關於人的素質的幾點思考
成　功
緣分與命運
牽就與適應
謙虛與虛偽
走運與倒楣
有為有不為
糊塗一點，瀟灑一點
反躬自省

第四章　思維的樂趣
人生的意義和價值
我們應多學習外國語言
略說中國傳統文化及其特點
青年的使命
開券有益
藏書與讀書
三思而行
一寸光陰不可輕
哲學的用處

第五章　悠遊一百年
晨　趣
時　間
回　憶
老年談老
新年抒懷
長壽之道
百年回眸
老年十忌
在病中
死的浮想
笑著走

從南極帶來的植物
小友兼老友唐老鴨（師曾）自南極歸來。在北大為我舉行九十歲華誕慶祝會的那一天，他來到了北大，身份是記者。全身披掛，什麼照相機，錄影機，這機，那機，我叫不出名堂來的一些機，看上去至少有幾十斤重，活靈活現地重現海灣戰爭孤身採訪時的雄風。一見了我，在忙著拍攝之餘，從褲兜裏掏出來一個信封，裏面裝著什麼東西，鄭重地遞了給我。信封上寫著幾行字：

祝季老壽比南山
南極長城站的植物，每100 年長一毫米，此植物已有6000 歲。
唐老鴨敬上

這幾行字真讓我大吃一驚，手裏的分量立刻重了起來。打開信封，裏面裝著一株長在仿佛是一塊鐵上面的“小草”。當時祝壽會正要開始，大廳裏擠滿了幾百人，熙來攘往，擁擁擠擠，我沒有時間和心情去仔細觀察這一株小草。
夜裏回到家裏，時間已晚，沒有時間和精力把這一株“仙草”拿出來仔細玩賞。第二天早晨才拿了出來。初看之下，覺得沒有什麼稀奇之處，這不就是一棵平常的“草”嘛，同我們這裏遍地長滿了的野草從外表上來看差別並不大。但是，當我擦了擦昏花的老眼再仔細看時，它卻不像是一株野草，而像是一棵樹，具體而微的樹，有幹有枝。枝子上長著一些黑色的圓果。我眼睛一花，原來以為是小草的東西，驀地變成了參天大樹，樹上搭滿鳥巢。樹紮根的石塊或鐵塊一下子變成了一座大山，巍峨雄奇。但是，當我用手一摸時，植物似乎又變成了礦物，是柔軟的能屈能折的礦物。試想這一棵什麼物從南極到中國，飛越千山萬水，而一枝葉條也沒有斷，至今在我的手中也是一絲不斷，這不是礦物又是什麼呢？
我面對這一棵什麼物，腦海裏疑團叢生。
是草嗎？不是。
是樹嗎？也不是。
是植物嗎？不像。
是礦物嗎？也不像。
它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我說不清楚。我只能認為它是從南極萬古冰原中帶來的一個奇跡。既然唐老鴨稱之為植物，我們就算它是植物吧。我也想創造兩個新名詞：像植物一般的礦物，或者像礦物一般的植物。英國人有一個常用的短語：at one's wits'end，“到了一個人智慧的盡頭”，我現在真走到了我的智慧的盡頭了。
在這樣智窮力盡的情況下，我面對這一個從南極來的奇跡，不禁浮想聯翩。首先是它那六千年的壽命。在天文學上，在考古學上，在人類生活中，六千是一個很小的數目，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地方。但是，在人類有了文化以後的歷史上，在國家出現的歷史上，它卻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中國滿打滿算也不過說有五千年的歷史。連那一位玄之又玄的老祖宗黃帝，據一般詞典的記載，也不過說他約生在西元前26 世紀，距今還不滿五千年。連世界上國家產生比較早的國家，比如埃及和印度，除了神話傳說以外，也達不到六千年。我想，我們可以說，在這一株“植物”開始長的時候，人類還沒有國家。說是“宇宙洪荒”，也許是太過了一點。但是，人類的國家，同它比較起來，說是瞠乎後矣，大概是可以的。
想到這一切，我面對這一株不起眼兒的“植物”，難道還能不驚詫得瞠目結舌嗎？再想到人類的壽齡和中國朝代的長短，更使我的心進一步地震動不已。古人詩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在過去，人們總是互相祝願“長命百歲”。對人生來說，百歲是長極長極了的。然而南極這一株“植物”在一百年內只長一毫米。中國歷史上最長的朝代是周代，約有八百年之久。在這八百年中，人間發生了多麼大的變動呀。春秋和戰國都包括在這個期間。百家爭鳴，何等熱鬧。雲譎波詭，何等奇妙。然而，南極這一株“植物”卻在萬古冰原中，沉默著，忍耐著，只長了約八毫米。周代以後，秦始皇登場。修築了令全世界驚奇的長城。接著登場的是赫赫有名的漢祖、唐宗等等一批人物，半生征戰，鐵馬金戈，殺人盈野，血流成河。一直到了清代末葉，帝制取消，軍閥混戰，最終是建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千頭萬緒的史實，五彩繽紛，錯綜複雜，頭緒無數，氣象萬千，現在大學裏講起中國通史，至少要講上一學年，還只能講一個輪廓。倘若細講起來，還需要斷代史，以及文學、哲學、經濟、藝術、宗教、民族等等的歷史。至於歷史人物，則有的成龍，有的成蛇；有的流芳千古，有的遺臭萬年，成了人類茶餘酒後談古論今的物件。在這兩千多年的漫長悠久的歲月中，赤縣神州的花花世界裏演出了多少幕悲劇、喜劇、鬧劇；然而，這一株南極的“植物”卻沉默著、忍耐著只長了兩釐米多一點。多麼艱難的成長呀！
想到這一切，我面對這一株不起眼兒的“植物”難道還能不
驚詫得瞠目結舌嗎？
我們的漢語中有“目擊者”一個詞兒，意思是“親眼看到的人”。我現在想杜撰一個新名詞兒“准目擊者”，意思是“有可能親眼看到的人或物”。“物”分動植兩種，動物一般是有眼睛的，有眼就能看到。但是，植物並沒有眼睛，怎麼還能“擊”（看到）呢？我在這裏只是用了一個詩意的說法，請大家千萬不要“膠柱鼓瑟”地或者“刻舟求劍”地去推敲，就說是植物也能看見吧。孔子是中國的聖人，是萬世師表，萬人景仰。到了今天，除了他那峨冠博帶的畫像之外，人類或任何動物決不會有孔子的目擊者。植物呢，我想，連四川青城山上的那一株老壽星銀杏樹，或者陝西黃帝陵上那一些十幾個人合抱不過來的古柏，也不會是孔子的目擊者。然而，我們這一株南極的“植物”卻是有這個資格的，孔子誕生的時候它已經有三千多歲了。對它來說，孔子是後輩又後輩了。如果它當時能來到中國，“目擊”孔子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
我不是生物學家，沒有能力瞭解，這一株“植物”究竟是什麼東西。我也沒有向唐老鴨問清楚：在南極有多少像這樣的“植物”？如果有多種的話，它們是不是都是六千歲？如果不是的話，它們中最老的有幾千歲？這樣的“植物”還會不會再長？這樣一系列的問題縈繞在我的腦海中。我感興趣的問題是，我眼前的這一株“植物”，身高六釐米，壽高六千歲。如果它或它那些留在南極的夥伴還繼續長的話，再過六千年，也不過高一分米二釐米，仍然是一株不起眼兒的可憐兮兮的“植物”，難登大雅之堂。然而，今後的六千年卻大大地不同於過去的六千年了。就拿過去一百年來看吧，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現在做到了；過去認為是幻想的東西，現在是現實了。人類在太空可以任意飛行，連嫦娥的家也登門拜訪到了。到了今天，更是分新秒異，誰也不敢說，新的科技將會把我們帶向何方。一百年尚且如此，誰還敢想像六千年呢？到了那時候人類是否已經異化為非人類，至少是同現在的人類迥然不同的人類，誰又敢說呢？想到這一切，念天地之悠悠，後不見來者，我面對這一株不起眼兒的“植物”，我只能驚詫得瞠目結舌了。
2001.7.2

清塘荷韻
樓前有清塘數畝。記得三十多年前初搬來時，池塘裏好像是有荷花的，我的記憶裏還殘留著一些綠葉紅花的碎影。後來時移事遷，歲月流逝，池塘裏卻變得“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再也不見什麼荷花了。
我腦袋裏保留的舊的思想意識頗多，每一次望到空蕩蕩的池塘，總覺得好像缺點什麼。這不符合我的審美觀念。有池塘就應當有點綠的東西，哪怕是蘆葦呢，也比什麼都沒有強。最好的最理想的當然是荷花。中國舊的詩文中，描寫荷花的簡直是太多太多了。周敦頤的《愛蓮說》讀書人不知道的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他那一句有名的“香遠益清”是膾炙人口的。幾乎可以說，中國沒有人不愛荷花的。可我們樓前池塘中獨獨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總覺得是一塊心病。
有人從湖北來，帶來了洪湖的幾顆蓮子，外殼呈黑色，極硬。據說，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夠千年不爛。因此，我用鐵錘在蓮子上砸開了一條縫，讓蓮芽能夠破殼而出，不至永遠埋在泥中。這都是一些主觀的願望，蓮芽能不能夠出，都是極大的未知數。反正我總算是盡了人事，把五六顆敲破的蓮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聽天命了。
這樣一來，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邊上去看上幾次。心裏總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綠的蓮葉長出水面。可是，事與願違，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涼落葉，水面上也沒有出現什麼東西。經過了寂寞的冬天，到了第二年，春水盈塘，綠柳垂絲，一片旖旎的風光。可是，我翹盼的水面上卻仍然沒有露出什麼荷葉。此時我已經完全灰了心，以為那幾顆湖北帶來的硬殼蓮子，由於人力無法解釋的原因，大概不會再有長出荷花的希望了。我的目光無法把荷葉從淤泥中吸出。
但是，到了第三年，卻忽然出了奇跡。有一天，我忽然發現，在我投蓮子的地方長出了幾個圓圓的綠葉，雖然顏色極惹人喜愛，但是卻細弱單薄，可憐兮兮地平臥在水面上，像水浮蓮的葉子一樣。而且最初只長出了五六個葉片。我總嫌這有點太少，總希望多長出幾片來。於是，我盼星星，盼月亮，天天到池塘邊上去觀望。有校外的農民來撈水草，我總請求他們手下留情，不要碰斷葉片。但是經過了漫漫的長夏，淒清的秋天又降臨人間，池塘裏浮動的仍然只是孤零零的那五六個葉片。對我來說，這又是一個雖微有希望但究竟仍令人灰心的一年。
真正的奇跡出現在第四年上。嚴冬一過，池塘裏又溢滿了春水。到了一般荷花長葉的時候，在去年漂浮著五六個葉片的地方，一夜之間，突然長出了一大片綠葉，而且看來荷花在嚴冬的冰下並沒有停止行動，因為在離開原有五六個葉片的那塊基地比較遠的池塘中心，也長出了葉片。葉片擴張的速度，擴張的範圍，都是驚人地快。幾天之內，池塘內不小一部分，已經全為綠葉所覆蓋。而且原來平臥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蓮一樣的葉片，不知道是從哪里聚集來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躍出了水面，長成了亭亭的荷葉。原來我心中還遲遲疑疑，怕池中長的是水浮蓮，而不是真正的荷花。這樣一來，我心中的疑雲一掃而光：池塘中生長的真正是洪湖蓮花的子孫了。我心中狂喜，這幾年總算是沒有白等。
天地萌生萬物，對包括人在內的動植物等有生命的東西，總是賦予一種極其驚人的求生存的力量和極其驚人的擴展蔓延的力量，這種力量大到無法抗禦。只要你肯費力來觀摩一下，就必然會承認這一點。現在擺在我面前的就是我樓前池塘裏的荷花。自從幾個勇敢的葉片躍出水面以後，許多葉片接踵而至。一夜之間，就出來了幾十枝，而且迅速地擴散、蔓延。不到十幾天的工夫，荷葉已經蔓延得遮蔽了半個池塘。從我撒種的地方出發，向東西南北四面擴展。我無法知道，荷花是怎樣在深水中淤泥裏走動。反正從露出水面荷葉來看，每天至少要走半尺的距離，才能形成眼前這個局面。
光長荷葉，當然是不能滿足的。荷花接踵而至，而且據瞭解荷花的行家說，我門前池塘裏的荷花，同燕園其他池塘裏的，都不一樣。其他地方的荷花，顏色淺紅；而我這裏的荷花，不但紅色濃，而且花瓣多，每一朵花能開出十六個複瓣，看上去當然就與眾不同了。這些紅豔耀目的荷花，高高地淩駕于蓮葉之上，迎風弄姿，似乎在睥睨一切。幼時讀舊詩：“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愛其詩句之美，深恨沒有能親自到杭州西湖去欣賞一番。現在我門前池塘中呈現的就是那一派西湖景象。是我把西湖從杭州搬到燕園裏來了，豈不大快人意也哉！前幾年才搬到朗潤園來的週一良先生賜名為“季荷”。我覺得很有趣，又非常感激。難道我這個人將以荷而傳嗎？
前年和去年，每當夏月塘荷盛開時，我每天至少有幾次徘徊在塘邊，坐在石頭上，靜靜地吸吮荷花和荷葉的清香。“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我確實覺得四周靜得很。我在一片寂靜中，默默地坐在那裏，水面上看到的是荷花綠肥、紅肥。倒影映入水中，風乍起，一片蓮瓣墮入水中，它從上面向下落，水中的倒影卻是從下邊向上落，最後一接觸到水面，二者合為一，像小船似的漂在那裏。我曾在某一本詩話上讀到兩句詩：“池花對影落，沙鳥帶聲飛。”作者深惜第二句對仗不工。這也難怪，像“池花對影落”這樣的境界究竟有幾個人能參悟透呢？
晚上，我們一家人也常常坐在塘邊石頭上納涼。有一夜，天空中的月亮又明又亮，把一片銀光灑在荷花上。我忽聽撲通一聲，是我的小白波斯貓毛毛撲入水中，它大概是認為水中有白玉盤，想撲上去抓住。它一入水，大概就覺得不對頭，連忙矯捷地回到岸上，把月亮的倒影打得支離破碎，好久才恢復了原形。今年夏天，天氣異常悶熱，而荷花則開得特歡。綠蓋擎天，紅花映日，把一個不算小的池塘塞得滿而又滿，幾乎連水面都看不到了。一個喜愛荷花的鄰居，天天興致勃勃地數荷花的朵數。今天告訴我，有四五百朵；明天又告訴我，有六七百朵。但是，我雖然知道他為人細緻，卻不相信他真能數出確實的朵數。在荷葉底下，石頭縫裏，旮旮旯旯，不知還隱藏著多少蓇葖兒，都是在岸邊難以看到的。粗略估計，今年大概開了將近一千朵。真可以算是洋洋大觀了。
連日來，天氣突然變寒。好像是一下子從夏天轉入秋天。池塘裏的荷葉雖然仍然是綠油一片，但是看來變成殘荷之日也不會太遠了。再過一兩個月，池水一結冰，連殘荷也將消逝得無影無蹤。那時荷花大概會在冰下冬眠，做著春天的夢。它們的夢一定能夠圓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我為我的“季荷”祝福。
1997 年9 月16 日中秋節

笑著走
走者，離開這個世界之謂也。趙朴初老先生，在他生前曾對我說過一些預言式的話。比如，1986 年，樸老和我奉命陪班禪大師乘空軍專機赴尼泊爾公幹。專機機場在大機場的後面。當我同李玉潔女士走進專機候機大廳時，樸老對他的夫人說：“這兩個人是一股氣。”後來又聽說，樸老說：別人都是哭著走，獨獨季羨林是笑著走。這一句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認為，他是十分瞭解我的。
現在就來分析一下我對這一句話的看法。應該分兩個層次來分析：邏輯分析和思想感情分析。
先談邏輯分析。
江淹的《恨賦》最後兩句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第一句話是說，死是不可避免的。對待不可避免的事情，最聰明的辦法是，以不可避視之，然後隨遇而安，甚至逆來順受，使不可避免的危害性降至最低點。如果對生死之類的不可避免性進行挑戰，則必然遇大災難。“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秦皇、漢武、唐宗等等是典型的例子。既然非走不行，哭又有什麼意義呢？反不如笑著走更使自己灑脫滿意愉快。這個道理並不深奧，一說就明白的。我想把江淹的文章改一下：既然自古皆有死，何必飲恨而吞聲呢？
總之，從邏輯上來分析，達到了上面的認識，我能笑著走，是不成問題的。
但是，人不僅有邏輯，他還有思想感情。邏輯上能想得通的，思想感情未必能接受。而且思想感情的特點是變動不居。一時衝動，往往是靠不住的。因此，想在思想感情上承認自己能笑著走，必須有長期的磨練。
在這裏，我想，我必須講幾句關於趙樸老的話。不是介紹樸老這個人。“天下誰人不識君”。樸老是用不著介紹的。我想講的是樸老的“特異功能”。很多人都知道，樸老一生吃素，不近女色，他有特異功能，是理所當然的。他是虔誠的佛教徒，一生不妄言。他說我會笑著走，我是深信不疑的。
我雖然已經九十五歲，但自覺現在討論走的問題，為時尚早。再過十年，庶幾近之。
2006 年3 月19 日

 

 

後記：我的心是一面鏡子
我生也晚，沒有能看到20 世紀的開始。但是，時至今日，再有七年，21 世紀就來臨了。從我目前的身體和精神兩個方面來看，我能看到兩個世紀的交接，是絲毫也沒有問題的。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我也可以說是與20 世紀共始終了，因此我有資格寫“我與中國20 世紀”。
對時勢的推移來說，每一個人的心都是一面鏡子。我的心當然也不會例外。我自認為是一個頗為敏感的人，我這一面心鏡，雖不敢說是纖毫必顯，然確實並不遲鈍。我相信，我的鏡子照出了20 世紀長達九十年的真實情況，是完全可以依賴的。我生在1911 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生下兩個月零四天以後，那一位“末代皇帝”，就從寶座上被請了下來。因此，我常常戲稱自己是“滿清遺少”。到了我能記事兒的時候，還有時候聽鄉民肅然起敬地談到北京的“朝廷”（農民口中的皇帝），仿佛他們仍然高踞寶座之上。我不理解什麼是“朝廷”，他似乎是人，又似乎是神，反正是極有權威、極有力量的一種動物。這就是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清代殘影。
我的家鄉山東清平縣（現歸臨清市）是山東有名的貧困地區。我們家是一個破落的農戶。祖父母早亡，我從來沒見過他們。祖父之愛我是一點也沒有嘗到過的。他們留下了三個兒子，我父親行大（在大排行中行七）。兩個叔父，最小的一個無父無母，送了人，改姓刁，剩下的兩個，上無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籬下，其困難情景是難以言說的。恐怕哪一天也沒有吃過飽飯。餓得沒有辦法的時候，兄弟倆就到村南棗樹林子裏去，撿掉在地上的爛棗，聊以果腹。這一段歷史我並不清楚，因為兄弟倆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大概是因為太可怕，太悲慘，他們不願意再揭過去的傷疤，也不願意讓後一代留下讓人驚心動魄的回憶。
但是，鄉下無論如何是呆不下去了，呆下去只能成為餓殍。不知道怎麼一來，兄弟倆商量好，到外面大城市裏去闖蕩一下，找一條活路。最近的大城市只有山東首府濟南。兄弟倆到了那裏，兩個毛頭小夥子，兩個鄉巴佬，到了人煙稠密的大城市裏，舉目無親。他們碰到多少困難，遇到多少波折。這一段歷史我也並不清楚，大概是出於同一個原因，他們誰也沒有對我講過。後來，叔父在濟南立定了腳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頭縫裏的一棵小草，艱難困苦地掙扎著。於是兄弟倆商量，弟弟留在濟南掙錢，哥哥回家務農，希望有朝一日，混出點名堂來，即使不能衣錦還鄉，也得讓人另眼相看，為父母和自己爭一口氣。
但是，務農要有田地，這是一個最簡單的常識。可我們家所缺的正是田地這玩意兒。大概我祖父留下了幾畝地，父親就靠這個來維持生活。至於他怎樣侍弄這點兒地，又怎樣成的家，這一段歷史對我來說又是一個謎。我就是在這時候來到人間的。
天無絕人之路。正在此時或稍微前一點，叔父在濟南失了業，流落在關東。用身上僅存的一元錢買了湖北水災獎券，結果中了頭獎，據說得到了幾千兩銀子。我們家一夜之間成了暴發戶。父親買了六十畝帶水井的地。為了耀武揚威起見，要蓋大房子。一時沒有磚，他便昭告全村：誰願意拆掉自己的房子，把磚賣給他，他肯出幾十倍高的價錢。俗話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別人的房子拆掉，我們的房子蓋成，東、西、北房各五大間。大門朝南，極有氣派。兄弟倆這一口氣總算爭到了。
然而好景不長，我父親是鄉村中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仗“義”施財，忘乎所以。有時候到外村去趕集，他一時興起，全席棚裏喝酒吃飯的人，他都請了客。據說，沒過多久，六十畝上好的良田被賣掉，新蓋的房子也把東房和北房拆掉，賣了磚瓦。這些磚瓦買進時似黃金，賣出時似糞土。
一場春夢終成空。我們家又成了破落戶。
在我能記事兒的時候，我們家已經窮到了相當可觀的程度。一年大概只能吃一兩次“白的”（指白麵），吃得最多的是紅高粱餅子，棒子麵餅子也成為珍品。我在春天和夏天，割了青草，或劈了高粱葉，背到二大爺家裏，喂他的老黃牛，賴在那裏不走，等著吃上一頓棒子麵餅子，打一打牙祭。夏天和秋天，對門的甯大嬸和甯大姑總帶我到外村的田地裏去拾麥子和豆子，把拾到的可憐兮兮的一把麥子或豆子交給母親。不知道積攢多少次，才能勉強打出點麥粒，磨成面，吃上一頓“白的”。我當然覺得如吃龍肝鳳髓。但是，我從來不記得母親吃過一口。她只是坐在那裏，瞅著我吃，眼裏好像有點潮濕。我當時哪里能理解母親的心情呀！但是，我也隱隱約約地立下一個決心：有朝一日，將來長大了，也讓母親吃點“白的”。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還沒有等到我有能力讓母親吃“白的”，母親竟舍我而去，留下了我一個終生難補的心靈傷痕，抱恨終天！
我們家，我父親一輩，大排行兄弟十一個。有六個因為家貧，下了關東。從此音訊杳然。留下的只有五個，一個送了人，我上面已經說過。這五個人中，只有大大爺有一個兒子，不幸早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我生下以後，就成了唯一的一個男孩子。在封建社會裏，這意味著什麼，大家自然能理解。在濟南的叔父只有一個女兒。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濟南。當時母親什麼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能理解。很多年以後，我才聽人告訴我說，母親曾說過：“要知道一去不回頭的話，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這一句不是我親耳聽到的話，卻終生回蕩在我耳邊。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我終於離開了家，當年我六歲。
一個人的一生難免稀奇古怪。個人走的路有時候並不由自己來決定，假如我當年留在家裏，走的路是一條貧農的路。生活可能很苦，但風險決不會大。我今天的路怎樣呢？我廣開了眼界，認識了世界，認識了人生，獲得了虛名。我曾走過陽關大道，也曾走過獨木小橋；坎坎坷坷，又頗順順當當，一直走到了耄耋之年。如果當年讓我自己選擇道路的話，我究竟要選哪一條呢？概難言矣！
離開故鄉時，我的心鏡中留下的是一幅一個貧困至極的、一時走了運、立刻又垮下來的農村家庭的殘影。到了濟南以後，我眼前換了一個世界。不用說別的，單說見到濟南的山，就讓我又驚又喜。我原以為山只不過是一個巨大無比的石頭柱子。
叔父當然非常關心我的教育，我是季家唯一的傳宗接代的人。我上過大概一年的私塾，就進了新式的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一切都比較順利。五四運動波及了山東。一師校長是新派人物，首先採用了白話文教科書。國文教科書中有一篇寓言，名叫《阿拉伯的駱駝》，故事講的是得寸進尺，是國際上流行的。無巧不成書，這一篇課文偏偏讓叔父看到了，他勃然變色，大聲喊道：“駱駝怎麼能說話呀！這簡直是胡鬧！趕快轉學！”於是我就轉到了新育小學。當時轉學好像是非常容易，似乎沒有走什麼後門就轉了過來。只舉行一次口試，教員寫了一個“騾”字，我認識，我的比我大兩歲的親戚不認識。我直接插入高一，而他則派進初三。一字之差，我便是沾了一年的光。這就叫做人生！最初課本還是文言，後來則也隨時代潮流改了白話，不但駱駝能說話，連烏龜蛤蟆都說起話來，叔父卻置之不管了。
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才的人。他並沒有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中國古書也讀了不少。按照他的出身，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對宋明理學發生興趣，然而他竟然發生了興趣，而且還極為濃烈，非同一般。這件事我至今大惑不解。我每看到他正襟危坐，威儀儼然，在讀《皇清經解》一類十分枯燥的書時，我都覺得滑稽可笑。
這當然影響了對我的教育。我這一根季家的獨苗，他大概想要我詩書傳家。《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等，他都認為是“閒書”，絕對禁止看。大概出於一種逆反心理，我愛看的偏是這些書。中國舊小說，包括《金瓶梅》、《西廂記》等等幾十種，我都偷著看了個遍。放學後不回家，躲在磚瓦堆裏看，在被窩裏用手電筒照著看。這樣大概過了有幾年的時間。叔父的教育則是另外一回事。在正誼時，他出錢讓我在下課後跟一個國文老師念古文，連《左傳》等都念。回家後，吃過晚飯，立刻又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深夜。這樣天天連軸轉，也有幾年的時間。
叔父相信“中學為體”，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是否也相信“西學為用”呢？這一點我說不清楚。反正當時社會上都認為，學點洋玩意兒是能夠升官發財的。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崇洋”，“媚外”則不見得。叔父心目中“夷夏之辨”是很顯然的。大概是1926 年，我在正誼中學畢了業，考入設在北園白鶴莊的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去念書。這裏的教員可謂極一時之選。
國文教員王崑玉先生，英文教員尤桐先生、劉先生和楊先生，數學教員王先生，史地教員祁蘊璞先生，倫理學教員鞠思敏先生（正誼中學校長），倫理學教員完顏祥卿先生（一中校長），還有教經書的“大清國”先生（因為諢名太響亮，真名忘記了），另一位是前清翰林。兩位先生教《書經》、《易經》、《詩經》，上課從不帶課本，五經四書連注都能背誦如流。這些教員全是佼佼者。再加上學校環境有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書再好不過的地方。
我有意識地認真用功，是從這裏開始的。我是一個很容易受環境支配的人。在小學和初中時，成績不能算壞，總在班上前幾名，但從來沒有考過甲等第一。我毫不在意，照樣釣魚、摸蝦。
到了高中，國文作文無意中受到了王崑玉先生的表揚，英文是全班第一。其他課程考個高分並不難，只需稍稍一背，就能應付裕如。結果我生平第一次考了一個甲等第一，平均分數超過95 分，是全校唯一的一個學生。當時山大校長兼山東教育廳長前清狀元王壽彭，親筆寫了一副對聯和一個扇面獎給我。這樣被別人一指，我的虛榮心就被抬起來了。從此認真注意考試名次，再不掉以輕心。結果兩年之內，四次期考，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威名大震。
在這一段時間內，外界並不安寧。軍閥混戰，雞犬不寧。直奉戰爭、直皖戰爭，時局瞬息萬變，“你方唱罷我登場”。有一年山大祭孔，我們高中學生受命參加。我第一次見到當時的奉系山東土匪督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他穿著長袍、馬褂，匍匐在地，行叩頭大禮。此情此景。至今猶在眼前。
到了1928 年，蔣介石假“革命”之名，打著孫中山先生的招牌，算是一股新力量，從廣東北伐，有共產黨的協助，以雷霆萬鈞之力，一路掃蕩，宛如勁風捲殘雲，大軍佔領了濟南。此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想趁火打劫，出兵濟南，釀成了有名的“濟南慘案”。高中關了門。
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中照出來的影子是封建又兼維新的教育再加上軍閥混戰。日寇佔領了濟南，國民黨軍隊撤走。學校都不能開學。我過了一年臨時亡國奴生活。
此時日軍當然是全濟南至高無上的唯一的統治者。同一切非正義的統治者一樣，他們色厲內荏，十分害怕中國老百姓，簡直害怕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程度。天天如臨大敵，常常搞一些突然襲擊，到居民家裏去搜查。我們一聽到日軍到附近某地來搜查了，家裏就像開了鍋。有人主張關上大門，有人堅決反對。前者說，不關門，日本兵會說：“你怎麼這樣大膽呀！竟敢雙門大開！”於是捅上一刀。後者則說，關門，日本兵會說：“你們一定有見不得人的勾當；不然的話，皇軍駕到，你們應該開門恭迎嘛！”於是捅上一刀。結果是，一會兒開門，一會兒又關上，如坐針氈，又如熱鍋上的螞蟻。此情此景，非親身經歷者，是決不能理解的。
我還有一段個人經歷。我無學可上，又深知日本人最恨中國學生，在山東焚燒日貨的“罪魁禍首”就是學生。我於是剃光了腦袋，偽裝是商店的小徒弟。有一天，走在東門大街上，迎面來了一群日軍，檢查過往行人。我知道，此時萬不能逃跑，一定要鎮定，否則刀槍無情。我貌似坦然地走上前去。一個日兵搜我的全身，發現我腰裏紮的是一條皮帶。他如獲至寶，發出獰笑，說道：“你的，狡猾的大大的。你不是學徒，你是學生。學徒的，是不紮皮帶的！”我當頭挨了一棒，幸虧還沒有全昏過去，我向他解釋：現在小徒弟們也發了財，有的能紮皮帶了。他堅決不信。
正在爭論的時候，另外一個日軍走了過來，大概是比那一個高一級的，聽了那個日軍的話，似乎有點不耐煩，一擺手：“讓他走吧！”我於是死裏逃生，從陰陽界上又轉了回來，我身上出了多少汗，只有我自己知道。
在這一年內，我心鏡上照出的是臨時或候補亡國奴的影像。1929 年，日軍撤走，國民黨重進。我在求學的道路上，從此開闢了一個新天地。
此時，北園高中關了門，新成立了一所山東省濟南高中，是全省唯一的一所高級中學。我沒有考試，就入了學。校內換了一批國民黨的官員，“党”氣頗濃，令人生厭。但是總的精神面貌卻是煥然一新。最明顯不過的是國文課。“大清國”沒有了，經書不念了，文言作文改成了白話。國文教員大多是當時頗為著名的新文學家。我的第一個國文教員是胡也頻烈士。他很少講正課，每一堂都是宣傳“現代文藝”，亦名“普羅文學”，也就是無產階級文學。一些青年，其中也有我，大為興奮，公然在宿舍門外擺上桌子，號召大家參加“現代文藝研究會”。還準備出刊物，我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叫做《現代文藝的使命》，裏面生吞活剝抄了一些從日文譯過來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文句。譯文像天書，估計我也看不懂，但是充滿了革命義憤和口號的文章，卻堂而皇之地寫成了。文章還沒有來得及刊出，國民黨通緝胡先生，他慌忙逃往上海，一二年後被國民黨殺害。我的革命夢像肥皂泡似的破滅了，從此再也沒有“革命”，一直到了解放。
接胡先生的是董秋芳（冬芬）先生。他算是魯迅的小友，北京大學畢業，翻譯了一本《爭自由的波浪》，有魯迅寫的序。不知道怎樣一來，我寫的作文得到了他的垂青，他發現了我的寫作“天才”，認為是全班、全校之冠。我有點飄飄然，是很自然的。到現在，在六十年漫長的過程中，不管我搞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寫散文的筆從來沒有放下過。寫得好壞，姑且不論。對我自己來說，文章能抒發我的感情，表露我的喜悅，緩解我的憤怒，激勵我的志向。這樣的好處已經算不少了。我永遠懷念我這位尊敬的老師！在這一年裏，我的心鏡照出來的仿佛是我的新生。
1930 年夏天，我們高中一級的學生畢了業。幾十個舉子聯合“進京趕考”。當時北平的大學五花八門，國立、私立、教會立，紛然雜陳。水準極端參差不齊，吸引力也就大不相同。
其中最受尊重的，同今天完全一樣，是北大與清華，兩個“國立”大學。因此，全國所有的趕考的舉子沒有不報考這兩所大學的。這兩所大學就仿佛變成了龍門，門檻高得可怕。往往幾十人中錄取一個。被錄取的金榜題名，鯉魚變成了龍。我來投考的那一年，有一個山東老鄉，已經報考了五次，次次名落孫山。這一年又同我們報考，也就是第六次，結果仍然榜上無名。他神經失常，一個人恍恍惚惚在西山一帶漫遊了七天，才清醒過來。他從此斷了大學夢，回到了山東老家，後不知所終。
我當然也報了北大與清華。同別的高中同學不同的是，我只報這兩個學校，仿佛極有信心——其實我當時並沒有考慮這樣多，幾乎是本能地這樣幹了——別的同學則報很多大學，二流的、三流的、不入流的，有的人竟報到七八所之多。我一輩子考試的次數成百成千，從小學一直考到獲得最高學位，但我考試的運氣好，從來沒有失敗過。這一次又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華我都被錄取，一時成了人們羡慕的物件。
但是，北大和清華，對我來說，卻成了魚與熊掌。何去何從？一時成了撓頭的問題。我左考慮，右考慮，總難以下這一步棋。當時“留學熱”不亞於今天，我不能免俗。如果從留學這個角度來考慮，清華似乎有一日之長。至少當時人們都是這樣看的。“吾從眾”，終於決定了清華，入的是西洋文學系（後改名為外國語文系）。
在舊中國，清華西洋文學系名震神州。主要原因是教授幾乎全是外國人，講課當然用外國話，中國教授也多用外語（實際上就是英語）授課。這一點就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夷考其實，外國教授幾乎全部不學無術，在他們本國恐怕連中學都教不上。因此，在本系所有的必修課中，沒有哪一門課我感到滿意。反而是我旁聽和選修的兩門課，令我終生難忘，終生受益。旁聽的是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選修的是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就是美學。在本系中國教授中，葉公超先生教我們大一英文。他英文大概是好的，但有時故意不修邊幅，好像要學習竹林七賢，給我沒有留下好印象。吳宓先生的兩門課“中西詩之比較”和“英國浪漫詩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我還旁聽了或偷聽了很多外系的課。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謝婉瑩（冰心）、鄭振鐸等先生的課，我都聽過，時間長短不等。在這種旁聽活動中，我有成功，也有失敗。最失敗的一次，是同許多男同學，被冰心先生婉言趕出了課堂。最成功的是旁聽西諦先生的課。西諦先生豁達大度，待人以誠，沒有教授架子，沒有行幫意識。我們幾個年輕大學生——吳組緗、林庚、李長之，還有我自己——由聽課而同他有了個人來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編大型的《文學季刊》是當時轟動文壇的大事。他也竟讓我們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充當《季刊》的編委或特約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雜誌的封面上，對我們來說這實在是無上的光榮。結果我們同西諦先生成了忘年交，終生維持著友誼，一直到1958年他在飛機失事中遇難。到了今天，我們一想到鄭先生還不禁悲從中來。
此時政局是非常緊張的。蔣介石在拼命“安內”，日軍已薄古北口，在東北興風作浪，更不在話下。“九一八”後，我也曾參加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到南京去請願，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我們滿腔熱血，結果被滿口謊言的蔣介石捉弄，鎩羽而歸。美麗安靜的清華園也並不安靜。國共兩方的學生鬥爭激烈。此時，胡喬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歷史系學習，與我同班。他在進行革命活動，其實也並不怎麼隱蔽。每天早晨，我們洗臉盆裏塞上的傳單，就出自他之手。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盡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勸說我參加他們的組織。我膽小怕事，沒敢答應。只答應到他主辦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課，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報知遇之恩。
學生中國共兩派的鬥爭是激烈的，詳情我不得而知。我算是中間偏左的逍遙派，不介入，也沒有興趣介入這種鬥爭。不過據我的觀察，兩派學生也有聯合行動，比如到沙河、清河一帶農村中去向農民宣傳抗日。我參加過幾次，記憶中好像也有傾向國民黨的學生參加。原因大概是，儘管蔣介石不抗日，青年學生還是愛國的多。在中國知識份子中，愛國主義的傳統是源遠流長的，根深蒂固的。
這幾年，我們家庭的經濟情況頗為不妙。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時籌集學費和膳費，就煞費苦心。清華是國立大學，花費不多。每學期收學費40 元；但這只是一種形式，畢業時學校把收的學費如數還給學生，供畢業旅行之用。不收宿費，膳費每月6 塊大洋，頓頓有肉。即使是這樣，我也開支不起。我的家鄉清平縣，國立大學生恐怕只有我一個，視若“縣寶”，每年津貼我50 元。另外，我還能寫點文章，得點稿費，家裏的負擔就能夠大大減輕。
我就這樣在頗為拮据的情況中度過了四年，畢了業，戴上租來的學士帽照過一張相，結束了我的大學生活。
當時流行著一個詞兒，叫“飯碗問題”，還流行著一句話，是“畢業即失業”。除了極少數高官顯宦、富商大賈的子女以外，誰都會碰到這個性命交關的問題。我從三年級開始就為此傷腦筋。我面臨著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負擔的重任。但是，我吹拍乏術，奔走無門。夜深人靜之時，自己腦袋裏好像是開了鍋。然而結果卻是一籌莫展。
眼看快要到1934 年的夏天，我就要離開學校了。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甘霖，我的母校濟南省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人邀我到母校去擔任國文教員。月薪大洋160 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大概因為我發表過一些文章，我就被認為是文學家，而文學家都一定能教國文，這就是當時的邏輯。這一舉真讓我受寵若驚，但是我心裏卻打開了鼓：我是學西洋文學的，高中國文教員我當得了嗎？何況我的前任是被學生“架”（當時學生術語，意思是“趕”）走的，足見學生不易對付。我去無疑是自找麻煩，自討苦吃，無異於跳火坑。我左考慮，右考慮，終於舉棋不定，不敢答復。然而，時間是不饒人的。暑假就在眼前，離校已成定局，最後我咬了咬牙，橫下了一條心：“你有勇氣請，我就有勇氣承擔！”
於是在1934 年秋天，我就成了高中的國文教員。校長待我是好的，同學生的關係也頗融洽。但是同行的國文教員對我卻有擠對之意。全校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四個國文教員，每人教三個班。這就來了問題：其他三位教員都比我年紀大得多，其中一個還是我的老師一輩，都是科班出身，教國文成了老油子，根本用不著備課。他們卻每人教一個年級的三個班，備課只有一個頭。我教三個年級剩下的那個班，備課有三個頭，其困難與心裏的彆扭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這一年裏，收入雖然很好（160 元的購買力約與今天的3200 元相當），心情卻是鬱悶。眼前的留學杳無蹤影，手中的飯碗飄忽欲飛。此種心情，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幸運之神（如果有的話）對我是垂青的。正在走投無路之際，母校清華大學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互派留學生的合同，我喜極欲狂，立即寫信報了名，結果被錄取。這比考上大學金榜題名的心情，又自不同，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積年愁雲，一掃而空，一生幸福，一錘定音，仿佛金飯碗已經捏在手中。自己身上一鍍金，則左右逢源，所向無前。我現在看一切東西，都發出玫瑰色的光澤了。
然而，人是不能脫離現實的。我當時的現實是：親老、家貧、子幼，我又走到了我一生最大的一個歧路口上。何去何從？難以決定。這個歧路口，對我來說，意義真正是無比的大。不向前走，則命定一輩子當中學教員，飯碗還不一定經常能拿在手中，向前走，則會是另一番境界。“馬前桃花馬後雪，教人怎敢再回頭”？經過了痛苦的思想矛盾，經過了細緻的家庭協商，決定向前邁步。好在原定期限只有兩年，咬一咬牙就過來了。我於是在1935 年夏天離家，到北平和天津辦理好出國手續，乘西伯利亞火車，經蘇聯，到了柏林。我自己的心情是：萬里投荒第二人。
在這一段從大學到教書一直到出國的時期中，我的心鏡中照見的是：蔣介石倡狂反共，日本軍野蠻入侵，時局動盪不安，學生兩極分化，這樣一幅十分複雜矛盾的圖像。
馬前的桃花，遠看異常鮮豔，近看則不見得。
我在柏林待了幾個月，中國留學生人數頗多，認真讀書者當然有之，終日鬼混者也不乏其人。國民黨的大官，自蔣介石起，很多都有子女在德國“流學”。這些高級“衙內”看不起我，我更藐視這一群行屍走肉的傢伙，羞與他們為伍。“此地信美非吾土”，到了深秋，我就離開柏林，到了小城又是科學名城的哥廷根。從此以後，在這裏一住就是七年，沒有離開過。
德國給我一月120 馬克，房租約占百分之四十多，吃飯也差不多。手中幾乎沒有餘錢。同官費學生一個月800 馬克相比，真則小巫見大巫。我在德國住了那麼久的時間，從來沒有寒暑假休息，從來沒有旅遊，一則因為“阮囊羞澀”，二則珍惜寸陰，想多念一點書。
我不遠萬里而來，是想學習的。但是，學習什麼呢？最初並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打算。第一學期，我選了希臘文，樣子是想念歐洲古典語言文學。但是，在這方面，我無法同德國學生競爭，他們在中學裏已經學了八年拉丁文、六年希臘文。我心裏彷徨起來。
到了1936 年春季始業的那一學期，我在課程表上看到了瓦爾特施米特開的梵文初學課，我狂喜不止。在清華時，受了陳寅恪先生講課的影響，就有志於梵學。但在當時，中國沒有人開梵文課，現在竟于無意中得之，焉能不狂喜呢？於是我立即選了梵文課。在德國，要想考取哲學博士學位，必須修三個系，一主二副。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厘文，兩個副系是英國語言學和斯拉夫語學。我從此走上了正規學習的道路。
1937 年，我的獎學金期滿。正在此時，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虎視眈眈，意在吞併全中國和亞洲。我是望鄉興歎，有家難歸。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漢文系主任夏倫邀我擔任漢語講師，我實在像久旱逢甘霖，當然立即同意，走馬上任。這個講師工作不多，我照樣當我的學生，我的讀書基地仍然在梵文研究所，偶爾到漢學研究所來一下。這情況一直繼續到1945 年秋天我離開德國。193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幕。我原以為像這樣殺人盈野、積血成河的人類極端殘酷的大搏鬥，理應震撼三界，搖動五洲，使禽獸顫抖，使人類失色。然而，我有幸身臨其境，只不過聽到幾次法西斯頭子狂嚎——這在當時的德國是司空見慣的事——好像是春夢初覺，無聲無息地就走進了戰爭。戰爭初期階段，德軍的勝利使德國人如瘋如狂，對我則是一個打擊。他們每勝利一次，我就在夜裏服安眠藥一次。積之既久，失眠成病，成了折磨我幾十年的終生痼疾。
最初生活並沒有怎樣受到影響。慢慢地肉和黃油限量供應了，慢慢地麵包限量供應了，慢慢地其他生活用品也限量供應了。在不知不覺中，生活的螺絲越擰越緊。等到人們明確地感覺到時，這螺絲已經擰得很緊很緊了，但是除了極個別的反法西斯的人以外，我沒有聽到老百姓說過一句怨言。德國法西斯頭子統治有術，而德國人民也是一個十分奇特的民族，對我來說，簡直是個謎。後來戰火蔓延，德國四面被封鎖，供應日趨緊張。我天天挨餓，夜夜做夢，夢到中國的花生米。我幼無大志，連吃東西也不例外。有雄心壯志的人，夢到的一定是燕涎、魚翅，哪能像我這樣沒出息的人只夢到花生米呢？餓得厲害的時候，我簡直覺得自己是處在餓鬼地獄中，恨不能把地球都整個吞下去。
我仍然繼續念書和教書。除了挨餓外，天上的轟炸最初還非常稀少。我終於寫完了博士論文。此時瓦爾特施米特教授被征從軍，他的前任已退休的老教授Prof• E. Sieg（西克）替他上課。他用了幾十年的時間讀通了吐火羅文，名揚全球。按歲數來講，他等於我的祖父。他對我也完全是一個祖父的感情。他一定要把自己全部拿手的好戲都傳給我：印度古代語法、吠陀，而且不容我提不同意見，一定要教我吐火羅文。我趁瓦爾特施米特教授休假之機，通過了口試，布朗恩口試俄文的斯拉夫文，羅德爾口試英文。考試及格後，仍在西克教授指導下學習。我們天天見面，冬天黃昏，在積雪的長街上，我攙扶著年逾八旬的異國的老師，送他回家。我忘記了戰火，忘記了饑餓，我心中只有身邊這個老人。我當然懷念我的祖國，懷念我的家庭。此時郵政早已斷絕。杜甫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我卻是“烽火連三年，家書抵億金”。事實上根本收不到任何信。這大大地加強了我的失眠症，晚上吞服的藥量，與日俱增，能安慰我的只有我的研究工作。此時英美的轟炸已成家常便飯，我就是在饑餓與轟炸中寫成了幾篇論文。大學成了女生的天下，男生都抓去當了兵。過了沒有多久，男生有的回來了，但不是缺一隻手，就是缺一條腿。雙拐擊地的聲音在教室大樓中往復回蕩，形成了獨特的合奏。到了此時，前線屢戰屢敗，法西斯頭子的牛皮雖然照樣厚顏無恥地吹，然而已經空洞無力，有時候牛頭不對馬嘴。從我們外國人眼裏來看，敗局已定，任何人也回天無力了。
德國人民怎麼樣呢？經過我十年的觀察與感受，我覺得，德國人不愧是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學技術處於世界前列，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大音樂家、大科學家，近代哪一個民族也比不上。而且為人正直、淳樸，各個都是老實巴交的樣子。在政治上，他們卻是比較單純的，真心擁護希特勒者占絕大多數。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極端誣衊中國人，視為文明的破壞者。按理說，我在德國應當遇到很多麻煩。然而，實際上，我卻一點麻煩也沒有遇到。聽說，在美國，中國人很難打入美國人社會。可我在德國，自始至終就在德國人社會之中，我就住在德國人家中，我的德國老師，我的德國同學，我的德國同事，我的德國朋友，從來待我如自己人，沒有絲毫歧視。這一點讓我終生難忘。
這樣一個民族現在怎樣看待垂敗的戰局呢？他們很少跟我談論戰爭問題，對生活的極端艱苦，轟炸的極端野蠻，他們好像都無動於衷，他們有點茫然、漠然。一直到1945 年春，美國軍隊攻入哥廷根，法西斯徹底完蛋了，德國人仍然無動於衷，大有逆來順受的意味，又仿佛當頭挨了一棒，在茫然、漠然之外，又有點昏昏然、懵懵然。
驚心動魄的世界大戰，持續了六年，現在終於閉幕了。我在
驚魂甫定之餘，頓時想到了祖國，想到了家庭。我離開祖國已經十年了，我在內心深處感到了祖國對我這個海外遊子的召喚。幾經交涉，美國佔領軍當局答應用吉普車送我們到瑞士去。我辭別德國師友時，心裏十分痛苦，特別是西克教授，我看到這位耄耋老人面色悽楚，雙手發顫，我們都知道，這是最後一面了。我連頭也不敢回，眼裏流滿了熱淚。我的女房東對我放聲大哭。她兒子在外地，丈夫已死，我這一走，房子裏空空洞洞，只剩下她一人。幾年來她實際上是同我相依為命，而今以後，日子可怎樣過呀！離開她時，我也是頭也沒有敢回，含淚登上美國吉普。我在心裏套一首舊詩想成了一首詩：
留學德國已十霜，
歸心日夜憶舊邦，
無端越境入瑞士，
客樹回望成故鄉。
這十年在我的心鏡上照出的是法西斯統治，極端殘酷的世界大戰，遊子懷鄉的殘影。
1945 年10 月，我們到了瑞士。在這裏待了幾個月。1946 年春天，離開瑞士，經法國馬賽，乘為法國運兵的英國巨輪，到了越南西貢。在這裏待到夏天，又乘船經香港回到上海，別離祖國將近十一年，現在終於回來了。
此時，我已經通過陳寅恪先生的介紹，胡適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湯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來工作。我寫信給在英國劍橋大學任教的哥廷根舊友夏倫教授，謝絕了劍橋之聘，決定不再回歐洲。同家裏也取得了聯繫，寄了一些錢回家。我感激叔父和嬸母，以及我的妻子彭德華，他們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苦撐了十一年，我們這個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下來。
當時正值第二次革命戰爭激烈進行，交通中斷，我無法立即回濟南老家探親。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個夏天。在南京曾叩見
過陳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見過傅斯年先生。1946 年深秋，從上海乘船到秦皇島，轉乘火車，來到了暌別了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葉滿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陰法魯先生到車站去接我們，把我暫時安置在北大紅樓。第二天，會見了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湯先生告訴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學規定，得學位回國的學人，最高只能給予副教授職稱，在南京時傅斯年先生也告訴過我同樣的話。能到北大來，我已經心滿意足，焉敢妄求？但是過了沒有多久，大概只有個把禮拜，湯先生告訴我，我已被定為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時年三十五歲。當副教授時間之短，我恐怕是創了新紀錄。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決心：努力工作，積極述作，庶不負我的老師和師輩培養我的苦心！
此時的時局卻是異常惡劣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剝掉自己的一切畫皮，貪污成性，賄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收大員滿天飛，“法幣”天天貶值，搞了一套銀元券、金圓券之類的花樣，毫無用處。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大學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領到工資，一個小時以後，就能貶值。大家紛紛換銀元，換美元，用時再換成法幣。每當手中攥上幾個大頭時，心裏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安全感。
在學生中，新舊勢力的鬥爭異常激烈。國民黨垂死掙扎，進步學生猛烈進攻。當時流傳著一個說法：在北平有兩個解放區，一個是北大的民主廣場，一個是清華園。我住在紅樓，有幾次也受到了國民黨北平市黨部糾集的天橋流氓等闖進來搗亂的威脅。我們在夜裏用桌椅封鎖了樓口，嚴陣以待，鬧得人心惶惶，我們覺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腐敗的東西終究會滅亡的，這是一條人類和大自然進化的規律。1949 年春，北京終於解放了。在這三年中，我的心鏡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如果把我的一生分成兩截的話，我習慣的說法是，前一截是舊社會，共三十八年。後一截是新社會，年數現在還沒法確定，我一時還不想上八寶山，我無法給我的一生畫上句號。為什麼要分為兩截呢？一定是認為兩個社會差別極大，非在中間劃上鴻溝不行。實際上，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份子一樣，對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污泥濁水，蕩滌一清。我們都覺得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適應過程。別的比我年老的知識份子的真實心情，我不瞭解。至於我自己，我當時才四十歲，算是剛剛進入中年，但是我心中需要克服的障礙就不老少。參加大會，喊“萬歲”之類的口號，最初我張不開嘴。連脫掉大褂換上中山裝這樣的小事，都覺得異常彆扭，他可知矣。
對我來說，這個適應過程並不長，也沒有感到什麼特殊的困難，我一下子像是變了一個人。覺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善良的。我覺得天特別藍，草特別綠，花特別紅，山特別青。全中國仿佛開遍了美麗的玫瑰花，中華民族前途光芒萬丈，我自己仿佛又年輕了十歲，簡直變成了一個大孩子。開會時，遊行時，喊口號，呼“萬歲”，我的聲音不低於任何人，我的激情不下於任何人。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時期。
但是，反觀自己，覺得百無是處。我從內心深處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自己也跟著挺直了腰板。任何類似賈桂的思想，都一掃而空。我享受著“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幹了什麼事呢？我做出了什麼貢獻呢？我確實沒有當漢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沒有屈服於德國法西斯。但是，當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浴血奮戰，壯烈犧牲的時候，我卻躲在萬里之外的異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業。天下可恥事寧有過於此者乎？我覺得無比地羞恥。連我那一點所謂學問——如果真正有的話——也是極端可恥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內疚，覺得自己有罪，覺得知識份子真是不乾淨。我仿佛變成了一個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說法。在好多好多年，這種“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靈魂中。
我當時時發奇想，我希望時間之輪倒撥回去，撥回到戰爭年代，給我一個機會，讓我立功贖罪。我一定會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了革命，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瘋狂的幻想：如果我們的領袖遇到生死危機，我一定會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鮮血與性命來保衛領袖。
我處處自慚形穢。我當時最羡慕、最崇拜的是三種人：老幹部、解放軍和工人階級。對我來說，他們的形象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在我眼中，他們都是“最可愛的人”，是我終生學習也無法趕上的人。
就這樣，我背著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隨時準備深挖自己思想，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真正樹立無產階級思想——除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外，我到今天也說不出什麼是無產階級思想——脫胎換骨，重新做人。風風雨雨，坎坎坷坷，一會兒山重水複，一會兒柳暗花明，走過了漫長的三十年。解放初期第一場大型的政治運動，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運動。我認真嚴肅地懷著滿腔的虔誠參加了進去。我一輩子不貪公家一分錢，三反、五反與我無緣。但是思想改造，我卻認為，我的任務是艱巨的，是迫切的。籠統說來，是資產階級思想；具體說來，則可以分為幾項。首先，在解放前，我從對國民黨的觀察中，得出了一條結論：政治這玩意兒是骯髒的，是污濁的，最好躲得遠一點。其次，我認為，外蒙古是被原蘇聯搶走的；中共是受蘇聯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檢查、批判這兩個思想。當時，
當眾檢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須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師生大會上公開檢查。因為我沒有什麼民憤，沒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沒有在全校師生大會上檢查。
在中盆裏，水也是夠熱的。大家發言異常激烈，有的出於真心實意，有的也不見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經過這個陣勢，句句話都像利箭一樣，射向我的靈魂。但是，因為我仿佛變成一個基督教徒，懷著滿腔虔誠的“原罪”感，好像話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渾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氣浴。大會最後讓我通過以後，我感動得真流下了眼淚，感到身輕體健，資產階級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這樣虔誠的信徒，還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過關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過多少遍了，群眾就是不讓通過，終於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舉過關。檢討得痛快淋漓，把自己罵得狗血噴頭，連同自己的資產階級父母，都被波及，他說了父母不少十分難聽的話。群眾大受感動。然而無巧不成書，主席瞥見他的檢討稿上用紅筆寫上了幾個大字“哭”。每到這地方，他就號啕大哭。主席一宣佈，群眾大嘩。結果如何，就不用說了。
跟著來的是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早春二月》，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胡適、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後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這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事件。胡風本人以外，被牽涉到的人數不少，藝術界和學術界都有。附帶進行了一次清查歷史反革命的運動，自殺的人時有所聞。北大一位汽車司機告訴我，到了這樣的時候，晚上開車，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從黑暗中一下子跳出來，甘願做輪下之鬼。
到了1957 年，政治運動達到了第一次高潮。從規模上來看，從聲勢上來看，從涉及面之廣來看，從持續時間之長來看，都無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說是黨內整風，號召大家提意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時党的威信至高無上。許多愛護黨而頭腦簡單的人，就真提開了意見，有的話說得並不好聽，但是絕大部分人是出於一片赤誠之心，結果被揪住了辮子，劃為右派。根據“上頭”的意見，右派是敵我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而且信誓旦旦說：右派永遠不許翻案。
有些被抓住辮子的人恍然大悟：原來不是說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嗎？這是不是一場陰謀？答曰：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到了此時，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雖說是人民內部，但是游離於敵我之間，徒倚於人鬼之隙，滋味是夠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後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無論如何，這證明了，共產黨有改正錯誤的勇氣，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現。當時究竟劃了多少右派，確數我不知道。聽說右派是有指標的，這指標下達到每一個基層單位，如果沒有完成，必須補劃。傳說出了不少笑話，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腦筋裏開了點竅：這一場運動，同以前的運動一樣，是針對知識份子的。我懷著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擁護這一場運動。
到了1958 年，轟轟烈烈的反擊右派運動逐漸接近了尾聲。但是，車不能停駛，馬不能停蹄，立即展開了新的運動，而且這一次運動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運動。這一次是精神和物質一齊抓，既要解放生產力，又要肅清資產階級思想。後者主要是針對學校裏的教授，美其名曰：“拔白旗”。“白”就代表落後，代表倒退，代表資產階級思想，是與代表前進，代表革命，代表無產階級思想的“紅”相對立的。大學裏和中國科學院裏一些“資產階級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白旗。
前者則表現在大煉鋼鐵上。至於人民公社，則好像是兼而有之。“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是當時最響亮的口號，大煉鋼鐵實際上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全國人民響應號召，到處搜撿廢鐵，加以冶煉，這件事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廢鐵撿完了，為了完成指標，就把完整的鐵器，包括煮飯的鍋在內，砸成“廢鐵”，回爐冶煉。全國各地，煉鋼的小爐，燦若群星，日夜不熄，蔚為宇宙偉觀。然而煉出來的卻是一爐爐的廢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於是人民公社，一夜之間，遍佈全國，適逢糧食豐收，大家敞開肚皮吃飯。個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
在公共食堂中吃飯。有的糧食爛在地裏，無人收割。把群眾運動的威力誇大到無邊無際，把人定勝天的威力也誇大到無邊無際。麻雀被定為四害之一，全國人民起來打之。把糧食的畝產量也無限誇大，從幾百斤、幾千斤，到幾萬斤。各地競相弄虛作假，大放“衛星”。有人說，如果畝產幾萬斤，則一畝地裏光麥粒或穀粒就得鋪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時我已經有四十七八歲，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留過洋的大學教授，然而我對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我是堅信的。我在心中還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沒有解放”的“膽小鬼”，覺得唯我獨馬，唯我獨革。跟著來的是三年災害。真是“自然災害”嗎？今天看來，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餓。我在德國挨過五年的餓，“曾經滄海難為水”，我現在一點沒有感到難受，半句怪話也沒有說過。從全國形勢來看，當時的政策已經“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當務之急當然是反“左”。據說中央也是這樣打算的。但是，在廬山會議上，忽然殺出來一個彭德懷。他上了“萬言書”，說了幾句真話，這就惹了大禍。於是一場反“左”變為反右。一直到今天，開國元勳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無過於彭大將軍。他是一個難得的硬漢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諛奉承，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
上面既然號召反右，那麼就反吧。知識份子們經過十幾年連續不斷的運動，都已鍛煉成了“運動健將”，都已成了運動的內行裏手。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習慣這一套了。於是亂亂哄哄，時松時緊，時強時弱，一直反到社教運動。據我看，社教運動實際上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我現在就把這兩場運動擺在一起來講。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北大是試點，先走了一步，運動開始後不久學校裏就涇渭分明地分了派：被整的與整人的。我也懵懵懂懂地參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後第一次萌動了一點“反動思想”：學校的領導都是上面派來的老黨員、老幹部，我們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並起不了多大作用，為什麼上頭的意思說我們“統治”了學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北京市委進行了干預，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被批的校領導平反，這裏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5 年秋天，我參加完了國際飯店會議，被派到京郊南口村去搞農村社教運動。在這裏我們真成了領導了，黨政財文大權統統掌握在我們手裏。但是要求也是非常嚴格的：不許自己開火做飯，在全村輪流吃派飯，魚肉蛋不許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資不許暴露，當時農民每日工分不過三四角錢，我的工資是四五百，這樣放了出去，怕農民吃驚。時隔三十一年，到了今天，再到農村去，我們工資的數目是不肯說，怕說出去讓農民笑話。撫今追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這一年的冬天，姚文痞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敲響了“文化大革命”的鐘聲。所謂“三家村”的三位元主人，我全認識，我在南口村無意中說了出來。這立即被我的一位“高足”牢記在心。後來在“文革”中，這位高足原形畢露。為了出人頭地，頗多驚人之舉，比如說貼口號式的大字報，也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引起了轟動。他對我也落井下石，把我“打”成了“三家村”的小夥計。
我於1966 年6 月4 日奉召回校，參加“文化大革命”。最初的一個階段，是批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這次運動又是針對知識份子的，是再明顯不過的了，我自然在被批之列。我雖不敢以“學術權威”自命，但是，說自己是資產階級，我則心悅誠服，毫無怨言，儘管運動來勢迅猛，我沒有費多大力量就通過了。後來，北大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頭子就是那位所謂寫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老佛爺”。此人是有後臺的，廣通聲氣，據說還能通天，與江青關係密切。她不學無術，每次講話，必出錯誤，但是卻驕橫跋扈，炙手可熱。此時她成了全國名人，每天到北大來“取經”朝拜的上萬人，上十萬人。弄得好端端一個燕園亂七八糟，烏煙瘴氣。
隨著運動的發展，北大逐漸分了派。“老佛爺”這一派叫“新北大公社”，是執掌大權的“當權派”。它的對立面叫“井岡山”，是被壓迫的。兩派在行動上很難說有多少區別，都搞打、砸、搶，都不懂什麼叫法律。上面號召：“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至高無上的法律。
我越過第一陣強烈的風暴，問題算是定了。我逍遙了一陣子，日子過得滿愜意。如果我這樣逍遙下去的話，太大的風險不會再有了。我現在無異是過了昭關的伍子胥。我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這是常態；但是有時候我膽子又特別大。在我一生中，這樣的情況也出現過幾次，這是變態。及今思之，我這個人如果有什麼價值的話，價值就表現在變態上。
這種變態在“文化大革命”又出現過一次。
在“老佛爺”仗著後臺硬為所欲為無法無天的時候，校園裏殘暴野蠻的事情越來越多。抄家，批鬥，打人，罵人，脖子上掛大木牌子，頭上戴高帽子，任意污辱人，放膽造謠言，以至發展到用長矛殺人，不用說人性，連獸性都沒有了。我認為這不符合群眾路線，不符合什麼人的“革命路線”。放著安穩的日子不過，我又發了牛脾氣，自己跳了出來，其中危險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記裏寫過：“為了保衛什麼人的革命路線，雖粉身碎骨，在所不辭。”這完全是真誠的，半點虛偽也沒有。
同時，我還有點自信：我頭上沒有辮子，屁股上沒有尾巴。我沒有參加過國民黨或任何反動組織，沒有幹反人民的事情。我懷著冒險、僥倖又還有點自信的心情，挺身出來反對那一位“老佛爺”。我完完全全是“自己跳出來”的。
沒想到，也可以說是已經想到，這一跳就跳進了“牛棚”。我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我起來在太歲頭上動土，“老佛爺”恨我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我被抄家，被批鬥，被打得頭破血流，鼻青臉腫。我並不是那種豁達大度什麼都不在乎的人。我一時被鬥得暈頭轉向，下定決心，自己結束自己的性命。決心既下，我心情反而顯得異常平靜，簡直平靜得有點可怕。我把歷年積攢的安眠藥片和藥水都裝到口袋裏，最後看了與我共患難的嬸母和老伴一眼，剛準備出門跳牆逃走，大門上響起了雷鳴般的撞門聲：“新北大公社”的紅衛兵來押解我到大飯廳去批鬥了。這真正是千鈞一髮呀！這一場批鬥進行得十分激烈，十分野蠻，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來。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頓悟”：一個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沒有極限的。我能夠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在剛離開“牛棚”的時候，我已經雖生猶死，我成了一個半白癡，到商店去買東西，不知道怎樣說話。讓我抬起頭來走路，我覺得不習慣。耳邊不再響起“媽的！”“混蛋！”“王八蛋！”一類的詞兒，我覺得奇怪。見了人，我是口欲張而囁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幾乎成了一具行屍走肉，我已經“異化”為“非人”。
我的確活下來了，然而一個念頭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殺，不可辱”的教條，怎麼到了現在竟被我完全地拋到腦後了呢？我有勇氣仗義執言，打抱不平，為什麼竟沒有勇氣用自己的性命來抗議這種暴行呢？我有時甚至覺得，隱忍苟活是可恥的。然而，怪還不怪在我的後悔，而在於我在很長的時間內並沒有把這件事同整個的“文化大革命”聯繫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我一直擁護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可見我的政治嗅覺是多麼遲鈍。
我做了四十多年的夢，我懷擁“原罪感”四十多年。上面提到的我那三個崇拜物件，我一直崇拜了四十多年。所有這一些對我來說是十分神聖的東西，都被“文革”打得粉碎，而今安在哉！我不否認，我這幾個崇拜物件大部分還是好的，我不應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至於我衷心擁護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則另是一碼事。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最野蠻、最殘暴、最愚昧、最荒謬的一場悲劇，它給偉大的中華民族臉上抹了黑。我們永遠不應忘記！
“四人幫”垮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中央撥亂反正，實行了改革開放的政策，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時間並不太長，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在全國人民眼前，全國知識份子眼前，天日重明，又有了希望。
我在上面講述了解放後四十多年來的遭遇和感受：在這一段時間內，我的心鏡裏照出來的是運動，運動，運動；照出來的是我個人和眾多知識份子的遭遇；照出來的是我個人由懵懂到清醒的過程；照出來的是全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深淵岸邊回頭走向富庶的轉機。
我在20 世紀生活了八十多年了。再過七年，這一世紀，這一千紀就要結束了。這是一個非常複雜、變化多端的世紀。我心裏這一面鏡子照見的東西當然也是富於變化的，五花八門的，但又多姿多彩的。它既照見了陽關大道，也照見了獨木小橋；它既照見了山重水複，也照見了柳暗花明。我不敢保證我這一面心鏡絕對通明鋥亮，但是我卻相信，它是可靠的，其中反映的倒影是符合實際的。
我揣著這一面鏡子，一揣揣了八十多年。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裏照出來的20 世紀呢？我現在怎樣來評價鏡子裏照出來的我的一生呢？嗚呼，概難言矣！概難言矣！“卻道天涼好個秋”。我效法這一句詞，說上一句：天涼好個冬！
只有一點我是有信心的：21 世紀將是中國文化（東方文化的核心）復興的世紀。現在世界上出現了許多影響人類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臭氧層被破壞、糧食生產有限、淡水資源匱乏，等等，這只有中國文化能克服，這就是我的最後信念。
1993 年2 月17 日
原載《東方》（1994 年第4、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