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的陶淵明研究（簡體書）

田曉菲接著指出，盡管如此，《五柳先生傳》仍被時人認為是作者的“自序”和“實錄”。它不僅左右了人們對陶淵明的認識，而且影響到整個隱士文化的建構，因為其中的一些文字與內容被廣泛運用于有關隱士的寫作當中。最明顯的例子，便是上面提到的幾個陶淵明本傳。田曉菲不厭其煩地對它們逐段比較。她發現，雖然這些本傳在細節上有些出入，但都帶有《五柳先生傳》和其他陶詩的痕跡。下面便是其中一例：
《宋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蕭統：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南史》：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田曉菲指出，上文中第一個故事本自《五柳先生傳》中“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第二個故事則取自《飲酒其二十》中“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兩句。
在流傳的四篇陶淵明本傳中，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對后代陶淵明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就是所謂陶淵明在作品中有意不書宋代年號，以表示他的“忠憤”和恥事二姓。這一說法最早見于沈約的《宋書》，但后來三篇陶淵明本傳對之采取了不同的態度：蕭統、《晉書》對其避而不談，《南史》則因襲了沈約的意見。從古至今，歷代學者對此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田曉菲則建議從手寫文化的角度，重新考慮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