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文學學術史研究大系：海明威學術史研究（簡體書）

《海明威學術史研究》由三大部分組成：海明威研究史略、關於海明威研究的十大問題和重要文獻目錄。第一部分“海明威研究史略”去蕪存菁，系統介紹了國內外海明威研究的重要成果，包括海明威研究在美國、英國、法國、瑞典、挪威、荷蘭、俄羅斯、中國和日本。第二部分將海明威研究歸納為十大問題：海明威在巴黎的迅速崛起、海明威小說中的硬漢子形象、海明威的冰山原則、海明威的女性意識等，在客觀評介相關論著的基礎上，提出了作者自身的創見。第三部分列出了有關海明威研究的重要文獻目錄，供讀者參考。

楊仁敬，福建晉江人，廈門大學英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58年廈門大學英文系學士，1966年南京大學英美文學碩士，1981年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現為廈門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所名譽所長，曾任中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兼任中國英國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福建外文學會名譽會長、美國海明威學會國際顧問委員會委員。著有《海明威在中國》、《海明威傳》、《海明威：美國文學批評八十年》、《20世紀美國文學史》、《美國文學簡史》和《美國後現代派小說論》，譯有《比利 巴思格特》、《杜賓的生活》等六部中長篇小說。主編專業碩士生教材《美國後現代派小說選讀》（英文版），已發表相關論文二百一十餘篇。

緒言
第一編 海明威研究史略
第一章 海明威研究在美國
第二章 海明威研究在英國
第三章 海明威研究在法國
第四章 海明威研究在瑞典、挪威和荷蘭
第五章 海明威研究在前蘇聯和俄羅斯
第六章 海明威研究在中國
第七章 海明威研究在日本
第二編 關於海明威研究的十大問題
第一章 關於海明威在巴黎的迅速崛起
第二章 關於海明威小說中的硬漢子形象
第三章 關於海明威的冰山原則
第四章 關於海明威的女性意識
第五章 關於海明威1930年代的政治轉向
第六章 關於海明威的小說悲劇
第七章 關於海明威與存在主義
第八章 關於海明威與現代主義
第九章 關於海明威與原始主義
第十章 關於海明威與後現代主義
附錄一 重要文獻
附錄二 人名中外文對照及索引
附錄三 書、報、刊、篇名中外文對照及索引

 

美國海明威研究權威學者卡洛斯 貝克（Baker, Carlos）說：“早在他五十五歲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多年以前，海明威已經是個世界公民了。”因此，對這位美國小說家的學術研究早已跨越國界，具有國際意義。參與海明威評論的，不僅有美國學者，而且有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古巴、俄羅斯以及中國和日本的學者。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對這位元“世界公民”其人其作進行了生動有趣的解讀，而海明威文學創作的精華也被融入各個不同的民族文學，為廣大讀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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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 貝克的論斷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是，海明威是上世紀20年代從巴黎崛起的。他利用為《多倫多之星》（Toronto Star）寫報導的機會，直接接觸當時歐洲主要的政治、軍事和經濟事件，到過瑞士、奧地利、西班牙、德國、義大利、希臘和土耳其等地，採訪了一些重要的國際會議，會見了義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蘇聯貿易代表特茨策林、希臘國王喬治等國際政壇重要人物，增長了見識，拓寬了視野，積累了經驗。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寄居的巴黎當時已成為著名的現代主義先鋒派的文藝中心。海明威喜愛充滿活力的巴黎，廣交文藝界和新聞出版界的朋友，特別是結識了成名作家格特魯德 斯坦因（Stein, Gertrude）、多斯 帕索斯（Dos Passos, John）、埃茲拉 龐德（Pound, Ezra）、舍伍德 安德森（Anderson, Sherwood）、菲茨傑拉德（Fitzgerald, Francis Scott）、英國作家福德（Ford, Ford Madox）和喬伊絲（Joyce, James）等人。他刻苦練習創作，學會寫好每個敘述句。1923年7月，他的第一部作品《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問世了。他善於選擇密歇根北部的生活素材和捕鮭魚的細節。1924年3月出版了第二本書《在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海明威選擇了歐洲不同的地方作背景，視野更開闊了。1926年，由紐約斯克萊納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獲得了成功。三年後，他的第二部長篇小說《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與讀者見面，評論界好評如潮。海明威成了一位名揚歐美的劃時代的小說家。1927年10月1日，他在巴黎給帕金斯（Perkins, Maxwell）的信中說，他有兩家英國出版商，還有一家法國的、一家德國的、一家瑞典的、一家丹麥的，字裡行間充滿了自豪和驚訝。事實上，早在1924年，他就在一些德國、美國和法國的小雜誌上發表過詩和散文。所以，在東歐、西歐、中東、亞洲、澳洲、北美、南美和非洲，幾乎每個國家都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和讀他的書。《太陽照常升起》問世後一年多，海明威就具有國際聲譽了。
到了1930年，海明威的作品被譯成許多種語言，如德國人買了上述兩部長篇小說的版權並譯成德語，Fiesta（《太陽照常升起》）和In Einem Andern Land（《永別了，武器》）。挪威文版Og Solen Gar Sin Gang（《太陽照常升起》）和Farvel Til Vabnene（《永別了，武器》）也與讀者見面。一年後，巴黎出了新譯本L’Adieu aux armes（《永別了，武器》）和海明威一些短篇小說的法文版。
在巴黎短短的六年，海明威勤奮努力，迅速崛起。作為一個青年記者，他走遍了歐洲主要國家，瞭解了當地風土人情、文化習俗和政壇風雲；歐洲人民也逐漸瞭解了他和他的作品。
卡洛斯 貝克的論斷的另一層含義是：海明威的主要作品，尤其是四大小說《太陽照常升起》、《永別了，武器》、《喪鐘為誰而鳴》（For Whom the Bell Tolls）和《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都是以外國為背景的。書中常有外國人物。《太陽照常升起》的背景是一戰後的巴黎、西班牙和義大利。男主人公巴勒斯是個在一戰中受傷的美國青年，戰後留在巴黎當記者和編輯，女主人公佈列特是個失意的英國女人。書中還有西班牙鬥牛士羅慕洛、希臘主教米比普勒斯伯爵、美國猶太作家柯恩和布列特的未婚夫康貝爾等。《永別了，武器》的背景是一戰中的義大利戰場。男主人公亨利是個美國青年，志願到義大利當紅十字救護隊司機；女主人公凱薩琳是個戰地醫院的英國護士。書中還有義大利神父雷納蒂和士兵等。《喪鐘為誰而鳴》背景在西班牙內戰時期的西班牙。男主人公是志願到西班牙支持進步力量的美國大學講師喬登，書中人物還有西班牙遊擊隊員彼拉、安塞爾莫、瑪麗婭等多人和俄羅斯將軍高爾茲。《老人與海》的主人公聖地牙哥是個古巴老漁民，背景是古巴某漁港和墨西哥灣流。海明威在哈瓦那客居二十二年，擁有許多當地漁民朋友。
海明威唯一以美國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是《有錢人和沒錢人》（To Have and Have Not）。小說描寫了大蕭條時期基韋斯特普通居民摩根一家的遭遇，但評論界反應不佳。
1954年，海明威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在授獎詞中指出，海明威獲此殊榮是“由於他精通現代敘事藝術，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近作《老人與海》中，同時也由於他對當代文風的影響”。瑞典皇家文學院秘書安德斯 奧斯特林在頒獎詞中說得更明白：“這一類傑作，特別是《老人與海》，令人難忘地敘述了一個古巴漁民和一條大魚搏鬥的故事。當漁民出海捕魚時，一場人與命運搏鬥的戲開始了。這篇故事講的是即使彈盡糧絕，仍堅持鬥爭到底的動人一幕。它是道德上獲得全面勝利的讚歌。這個戲劇性情節在我們面前逐漸展開，一個個富有活力的細節積累起來，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小說中所寫的：‘人並不是生來被打敗的。人可以被毀滅，但決不能被打敗。’”這些評價概括了海明威文學作品的兩大貢獻。一是創造了嶄新的敘事風格，即海明威所說的“冰山原則”和簡潔、優美、生動的文風。電報式的語言和口語化的對話，改變了亨利 詹姆斯（James, Henry）晦澀難懂的文風，開創了一代新風。二是海明威塑造了打不敗的硬漢子形象。與大自然搏鬥的聖地牙哥老漁民、與法西斯殊死決戰並壯烈犧牲的喬登等都是讀者心中的偶像。他們表現了人類的尊嚴和意志，體現了“壓力下的體面”。他們堅持不懈地拼搏，雖敗猶榮，雖死猶生。
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海明威一直關注人類的命運。從《在我們的時代》到《老人與海》，他總是念念不忘時代的變化和下層人民的苦苦掙扎。他從親身經歷中看出社會的不平等帶來的惡果。罪惡勢力的橫行造成了戰爭，給無數平民帶來災難。西班牙內戰讓他認識到一個民族是全人類的一部分，反法西斯鬥爭與人類正義鬥爭是分不開的。他明確地站在正義的一邊。他鮮明的政治態度和小說中積極向上的基調獲得各國讀者的認可。
誠然，海明威的創作經歷了一個起伏的發展過程。他的作品並不都是成功的。各國學者在肯定他的突出成就時，往往也指出他存在的缺陷。這對他是個有力的鞭策。誠如美國批評家萊昂內爾 特裡林（Trilling, Lionel）所說的，“（文學）批評在海明威創作生涯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許沒有一個美國天才作家像海明威這麼受到公眾關注而不斷發展……”沒有批評就不能前進。從海明威的第一部作品《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開始，評論界就對他向詩人發展或向小說家發展提出了預測。斯坦因建議他多寫詩，做個新詩人。遠在紐約的青年批評家艾德蒙 威爾遜（Wilson, Edmund）則認為他寫的詩不怎麼樣，他的散文卻是一流的，他會成為出色的小說家。成名作家菲茨傑拉德則勸他寫長篇小說，並幫他閱讀了《太陽照常升起》的手稿，還建議他刪去開篇十多頁。這部小說出版後獲得了成功。實踐證明，海明威接受了威爾遜的建議，作出了正確的選擇。
成名後的海明威往何處去？這成了一個嚴肅的新問題。1929年華爾街銀行倒閉，美國進入了大蕭條時期。經濟危機波及美國各地，下層民眾生活困苦。工人運動蓬勃發展，左翼作家紛紛深入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大量湧現，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海明威沒有投入這場熱潮，而是在第二任妻子葆琳（Pfeiffer, Pauline）的叔叔戈斯的資助下，帶葆琳去非洲狩獵旅行。30年代初他陸續出版了描述西班牙鬥牛的《死在午後》（Death in the Afternoon, 1932）、短篇小說集《勝者無所得》（Winner Take Nothing, 1933）、非虛構作品《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等，受到廣大讀者的批評。左翼作家批評海明威逃避現實，不關心大蕭條陰影下民眾的疾苦，追求個人安逸和樂趣。這給他敲響了警鐘。海明威從思想上引起重視。1935年西班牙爆發了內戰，佛朗哥發動軍事叛亂，妄圖推翻民選的民主政府。海明威作為北美報業聯盟的記者，赴西班牙戰地採訪。他的所見所聞使他擦亮了眼睛，明確地站在進步力量一邊，反對法西斯勢力。1937年7月，他在全美作家代表大會上應邀作了題為《法西斯主義是個騙局》（“Fascism Is a Lie”）的報告，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同年，他出版了以基韋斯特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有錢人和沒錢人》，藝術上不太成功，但評論界稱讚他轉向“政治繆斯”。此後，他撰寫的電影腳本《西班牙大地》（The Spanish Earth, 1938）、短篇小說《激戰前夕》（“Night Before Battle”）、《蝴蝶與坦克》（“The Butterfly and the Tank”）、《山脊下》（“Under the Ridge”）和《告發》（“The Denunciation”）等都很受歡迎。但劇本《第五縱隊》（The Fifth Colunm）則是藝術上的敗筆之作。不過，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使他恢復了崇高的聲譽。1942年他主編並寫序的《男人們在打仗》（Men at War）又受到了歡迎和重視。可是此後八年，他沒有新作問世。1950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過河入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受到學術界的嚴厲批評，遭遇了新的挫折。
儘管如此，海明威並不灰心失意。他繼續堅持寫作，精心構思，終於在1952年推出了中篇小說《老人與海》。它幾乎獲得美國批評界的一致好評。第二年榮獲普利策獎。1954年榮獲了諾貝爾文學獎。海明威的聲譽達到了巔峰，轟動了全球。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海明威以他的崇高聲譽又一次走進世界各國讀者的心中，成了各國學者議論的熱點之一。
1961年7月海明威去世後，留下的遺著至今已陸續出版，主要有：《流動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 1964）、《灣流中的島嶼》（Islands in the Stream, 1972）、《伊甸園》（The Garden of Eden, 1986）、《曙光示真》（True at First Light, 1999）和《在乞力馬札羅山下》（Under the Kilimanjaro, 2005）。它們繼續受到歐美等地學術界的重視，各種評論仍層出不窮。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海明威對各國文學的影響。
應該指出，海明威生前對批評界的意見是重視的。早在1923年讀到威爾遜在《日規》（The Dial）上對他的讚揚後，海明威非常高興，同年11月11日、11月25日以及1924年10月18日連續給威爾遜去信表示感謝，並送給他《在我們的時代》。海明威在信中說他在拼命工作，努力創作，去過一次西班牙，很喜歡那裡的鬥牛士和鬥牛情景。不過，海明威成名後，對一些指出他作品中缺陷的人是很惱火的。如30年代，他在紐約斯克萊納出版社總編帕金斯的辦公室巧遇批評他寫西班牙鬥牛不真實的伊斯特曼（Eastman, Max）時竟怒不可遏，與對方格鬥，雙雙倒在地板上，令紐約文壇十分震驚。晚年，他的態度略有轉變，在第四任夫人瑪麗（Welsh, Mary）的勸說下比較寬容。如對菲力浦 揚（Young, Philip）的“創傷論”，海明威很不贊成，不同意他引用自己的作品，後經瑪麗說服才勉強同意。海明威在閱讀卡洛斯 貝克的手稿《海明威：作為藝術家的作家》（Hemingway:The Writer as Artist）時，對稿中凡提到象徵主義的地方都打上問號，但貝克堅持己見。這本書出版後，海明威也不再計較了。貝克說，他們二人還是好朋友，雖然學術上有不同意見。
今天，大量的論文和專著顯示：在有海明威作品翻譯引進的國家，海明威過去擁有，現在仍然擁有許多粉絲和批評者。在幾十種不同的語言裡，他的作品的優缺點引起了熱烈的爭論。與其他大多數同代美國作家相比，海明威的作品更容易跨越國界，走進不同的民族文學，不管那個民族擁有何等特殊的天才作家。正如義大利批評家西格納 卡米盧奇（Camilucci, Sigor）所說：“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所寫的人與事，儘管時空不變，已經成為人類（鬥爭）故事的普遍象徵。”海明威用他的智慧和才華展現了這個特徵，謳歌了人類戰勝罪惡勢力、戰勝大自然的崇高品質和打不敗的精神。這就是他文學成就的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確是個實實在在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