蚤滿華袍：張愛玲後半生（簡體書）

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

我不是宿命論者，但我寧愿相信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就好比的有的人來到世上是為了做一個好爸爸、好媽媽，有的人會為大家貢獻美妙的歌聲，有的人在平凡的位置上奉獻著自己的能量和智慧，有的人則在命運的風浪里，綻放光芒。宿命感讓人低回彷徨，但使命感卻是催人奮進、向前。晚清小說《海上花列傳》里有套語：“文官執筆安天下，武將上馬定乾坤。”各司其職，各就其位，天真純潔，秩序井然，就好像古代神話里設二十八星宿，每個人的強項都不同，所以也只有昴日星官能治得了蝎子精。如果每個人都能自覺地認識到自己來到世界上的使命，知曉自己的天賦和秉能，發展下去，這世界或許會定穩得多。不為爭榮夸耀，實在是人生太匆促，幾十年，彈指一揮間，能扣緊一件自己擅長的事努力做下去，是尊重造物，也是成全自己。

張愛玲就是個有使命感的人。早在年幼時參加《西風》雜志的征文時，她就寫了一篇類似自敘傳似的文章《天才夢》，大概意思是，她是一個天才少女，什么也不會，唯一擅長的，就是寫作。她的一生也徹徹底底是個寫作的文藝女青年的一生。因為寫作，結識朋友、戀人，又因為戀愛，豐盈反哺了寫作，張愛玲與胡蘭成的一場戀愛，與其說她愛上了他，倒不如說她愛上了他對于自己寫作才能的激賞，因為懂得，所以慈悲，一個寫作者的高傲與謙卑，張愛玲展現得淋漓精致——高可以高到誰都不見，低又能低到塵埃里，然后開出花來。寫作曾經帶給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戰火紛飛，都化作絢爛背景，琳瑯而下，她享受著成名的歡愉和戀愛的放恣，戰事一停，一切戛然而止，戀人背叛，她的寫作事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寫劇本，在報紙上寫小說連載，斷斷續續，女高音卡住了嗓子，只剩《二泉映月》的悲凄……張愛玲忽然發現，戀愛沒了或許可以再談，但寫作的環境一旦失去，她不但沒了精神的支柱，就連生活的依憑都忽然變得搖搖欲墜。

隔了多少年再看張愛玲當年的出走，真是會被她的執著震動。世界再怎么變，寫作永遠是她世界的中心。寫作是一個原點，也是一個終點，是一道閃電，也是一片風帆，是她的愛，她的痛，她的能量源泉，她的皈依。寫作對于她來說是那么重，以至于她這顆小小星球，兜兜轉轉，不管走什么軌道，都還是圍繞著它旋轉。張愛玲知道自己的短長，能與不能，短短寸筆，書寫人生，她知道來到這個世界，就應該充分珍惜上天給予她的gift——非一般的寫作能力，來寫值得她寫的東西。她也曾經為生活寫過一些自己不甚喜歡的東西，比如《赤地之戀》，比如一些劇本、幾種翻譯和一些著手籌劃的研究，但只要有條件、有時間，她還是努力去規劃自己的寫作生涯，寫自己內心真正想要書寫的文字，反反復復。生命有它本來的樣子，我們唯有臨摹。懂得了這一點，張愛玲漂泊的后半生也就逐漸“撥云見日”，外部行為和筆下文字，都無比清晰地指向一個方向——寫作即人生。她委屈自己的人生成全寫作，寫作又以特殊的方式完整她的人生。張愛玲不是一個徹底的人，但對待寫作，她卻是徹徹底底的誠實。

張愛玲外冷內熱，她是非常重視友誼的人，但她總害怕對不起人。她曾寫信給夏志清：“我這些年來只對看得起我的人負疚，覺得太對不起人，這種痛苦在我是友誼的代價，也還是覺得值得。”早年的炎櫻，中晚年的鄺文美夫婦，以及夏志清、莊信正等在美國的朋友，都曾在她身邊起過重要作用，但對于友誼，張愛玲有她的一把衡量標準，那就是這些人對于她的寫作事業有沒有理解和幫助，在情感的付出和收獲上，她是要求“等量齊觀”的，明白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了為什么炎櫻早年與愛玲關系好到恨不得成一個人，到了美國之后，兩人距離近了，心的距離卻漸行漸遠——“婦人化”的炎櫻已經無法理解和參與到一個大齡文藝女青年的寫作生活當中，她時不時帶來的自覺不自覺的“炫耀”，也愈發讓張愛玲難以忍受。而這時候，遠距離的宋琪、鄺文美的友誼剛好填補了這一空白，而寫信的方式剛好對于張愛玲來說又那么適宜。至于夏志清、莊信正、水晶這些人，則是張愛玲在文學圈重新崛起的一些“老關系”，寫作上的激贊、鼓勵，使得這些人形成了一股保護圈和光環，聯手打造了一個神話了的張愛玲。

在婚姻上，張愛玲的兩次選擇，南轅北轍，一個汪偽的文人，一個是美國的左翼老作家，并且年紀都比她大很多。很多人都不理解。其實從寫作這件事上點一點，她的婚戀選擇就顯得那么合情合理，有專屬的運行軌道。張愛玲成名時，上海正值淪陷，文藝圈許多人都去了內地，留在滬上的文人本來就少，有人愿意捧，但大多數是亂捧，說不到點子上，偶爾有說到點子上的，比如化名迅雨的傅雷給了一點小批評，張愛玲立刻接受不了。胡蘭成來了，不但親自到訪，十分重視，還提筆寫下《論張愛玲》，奇文一篇，一下打動了天才少女的心——她愛上了一個男人，更愛上了這個男人對于她寫作的深度解讀。多少年后，張愛玲到了美國，因為生活困難，她只好申請文藝營作為棲身之所來完成自己的寫作，她遇到了賴雅，一個窮困潦倒的美國左翼文人，火速戀愛，閃電結婚。她為了錢？為了美國戶口？為了新的安穩？也許有這些因素，但絕對不是全部，因為那時的賴雅，情況比張愛玲要糟得多，年紀大把，剛中風不久，窮困，寫作停滯，即便張愛玲想靠婚姻翻身，也不會蠢到選擇他。歸根到底，還是要落到寫作上。

剛到美國的張愛玲想靠英文寫作打開局面，但面對新的人文環境，新的市場，她如履薄冰，同時也沒有足夠的自信。而在麥克道威爾文藝營，賴雅跟她的談話和指點，對于她過去小說的贊賞，給她打算寫的中國題材英文小說《孝橋》的建議，都在無意中滿足了張愛玲的深層情感需要——她是需要有一股力量來支撐并且告訴她：你是可以寫下去的，你的寫作是有希望的。烏云遍布時透出來的一線天光，窮途末路時的一點了解和盼望，足夠讓他們在一起，過上個十年八年。而有趣的是，到了1966年，賴雅的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照顧癱瘓的賴雅好幾年的張愛玲，卻依然離開華盛頓前去邁阿密作家做駐校作家，維持生計是一個因素，但對于張愛玲來說，更大的痛苦在于，長年照顧賴雅占據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她沒法寫作了。這種焦灼持續到臨界點，她終于不顧一切逃出去，用寫作重新給予自己一場洗禮，這不是“拋夫”，而是絕望的人的透氣——過了沒多久，她又回來把賴雅接走，天南海北，始終帶他在身邊，直到他去世。

賴雅去世后，張愛玲更加避世，為了集中精力創作，她已經決定放棄婚姻，一個人的日子縱然孤獨，但好歹還有自由。張愛玲在伯克利中國文學研究中心工作過，但卻最終不歡而散，她的獨處習慣，使得她始終無法融入同事圈子。再加上她始終把自己的寫作作為生活的中心，工作上的事，縱然她給予重視，但始終做得不盡如人意。在被解聘之后，她不再外出工作，在洛杉磯找了一個小公寓，躲起來，寫著自己想寫的故事。外面的世界再怎么變，都與她無關，她就是一個寫作者，用生命寫著，耗著，真是“蠟炬成灰淚始干”。她像是一個旅人，拖著行李，踽踽獨行，為了輕裝上陣，她又不斷地丟棄著，愛情、友情、婚姻、工作，她總以為只要舍棄，就能得到尊嚴，得到更大的自由，但沒想到上天又安排她與自身抗爭。

晚年的張愛玲為疾病困擾，這給她的寫作生活帶來了極大困難，牙病、眼病、胃病、皮膚病、失眠癥，最恐怖的是她對于跳蚤的感知——因為懼怕“蚤子”，她竟然不斷搬家，開啟了在同一座城市流浪的晚年生涯。搬家過程中她又開始了不間斷的丟棄，“三搬當一燒”，何況她是不停地遷徙于汽車旅館，家具丟了，衣服丟了，甚至于的重要的書稿也丟了，她就帶著必要的藥和衣服，拖著個大皮箱子，神情恍惚輾轉，有幾次在公交車上被連續偷竊，損失一千多美元。但她還在寫著，雖然有時候寫一封信都要幾天。晚期跳蚤恐懼癥消失，她住進公寓，寫作依舊是她生命里的重頭戲，但她的寫作又簡樸得很，她不要寫字桌，也不用凳子，就伏在床頭的一個用紙盒子搭起的平臺寫，席地而坐。

殘酷的生活真是剝離掉了一切浮皮，把她還原成了一個最樸素的寫作者的形象，幾乎就要將她打倒。可張愛玲依舊不放棄，風吹云散，雨打萍碎，世界顛倒，人世無常，她依舊懷抱著寫作的信仰，一往無前。看晚年張愛玲，真是要落淚的，然而又那么佩服，“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一個人在一生中，能夠真心熱愛一件事，并且貫徹到底，究竟是幸運的。一個朝圣者的虔誠，雖不能扭轉乾坤，但卻能給予內心豐潤與安然。也許，對于張愛玲來說，寫作，從來都是一種抵抗，一種病，一種藥。她用寫作抵抗命運，抵抗人世，倏忽倥傯，抵抗時光侵染，疲憊得一病不起，然后又借著一粒粒文字魔力，不藥而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