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趙瑜30年作品經典‧獨立調查啟示錄：尋找巴金的黛莉（簡體書）

太原女師的學生趙黛莉被巴金的小說打動，提筆給巴金寫信，談文學、談理想，要去奉獻和犧牲……30歲的巴金也認真地回復：“你只是一隻羽毛未豐的鳥，你還不能夠在自由的天空裡飛翔，因為在那裡有無數的老鷹在等著啄你。……所以你得聽我的勸告，等候著將來。你不要老是想到犧牲，你也得有些享受。一個十七歲的女子，也應該過些快樂的日子。” 巴金給黛莉回復的7封信，筆端滿滿的溫暖、真誠。
2004年，作家趙瑜曲折得到7封原信後，出於作家天性的好奇，作者想知道，一位頻頻與巴金通信、嚮往著革命鬥爭生活的新女性，她後來的人生是怎樣的？經過艱苦卓絕的抗日、血雨腥風的國共戰爭、血肉模糊的土改，一個弱女子能否活下來？於是，作者開始了歷時兩年多的艱難尋找……

趙瑜，山西人，以紀實寫作著稱。出版《中國的要害》《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革命百里洲》《尋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嶺的訴說》《火車頭震蕩》等30餘部作品，多次轟動。蟬聯三屆趙樹理文學獎、三屆徐遲報告文學獎、三屆中國作家獎、第三屆魯迅文學獎。曾主持拍攝多部紀錄片並獲獎。現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這是一段30歲青年作家巴金與17歲民國少女趙黛莉的紙上情，有關信仰、革命、自由，有關“娜拉出走以後”，七封信件維系的，是一種曖昧、脆弱卻極深刻的聯系，或許是趙黛莉一生中最好的部分。
面對血腥戰爭、激情革命、情人背叛、殘酷考驗，當黛莉在顛沛流離中從少女變成老嫗，見證整個時代整個民族的滄海桑田，在這位曾經的富家千金心中，巴金給予的文學理想究竟意味著什麼？
是歷史本身更精彩，還是這段解謎般的執著尋找更曲折？作家為什麼揪著唯一的線索非要追尋她的一生？他所找到的，是答案嗎？生活像懸疑大片一般上演，現實寫就的報告文學比任何推理小說都更精彩，讓編輯欲罷不能、顧不上吃飯一口氣讀完，並拍案叫絕、且回味悠長。

尋找巴金的黛莉 目錄

自序

1　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2　古董商喊出高價位

3　這批舊信從何而來

4　溫馨而又敏感的話題

5　血濺《犧牲者》

6　是回憶逼著我寫《春》的

7　查找襄汾縣裡趙逢冬

8　信仰應是文學之根

9　尋訪到一位趙文英

10　矛盾中掙紮的弱者

11　祝壽村又見新希望

12　趙公館裡兩兄弟

13　抗戰前最後一封信

14　寧武關人拉板車

15　五叔捐軀與梅生出走

16　在西安會晤趙健女士

17　戰爭也沒有毀掉它們

18　從克難坡到嘉峪關

19　堅決不做二房太太

20　共同尋找黛莉

後記

附錄一 完整的世界在這裡反映出來 李建軍

附錄二 致趙瑜　趙正永

寫在《獨立調查啟示錄》後面

1巴金致黛莉第一封信
這七封書信，都是年輕的巴金用鋼筆書寫的真跡，應該沒有發表過。收信人位址前後一致，都是“山西太原坡子街20號”，收信人姓名均為“趙黛莉女士”。七隻實寄信封俱在，其中兩封保留著民國時期郵票數枚，上面分別印有孫中山頭像和蔣介石頭像。寄收郵戳依稀可辨，有“平滬”、“上海”、“北平”、“陽曲太原”等字樣，可辨認的時間為“民國二十五年”，即1936年。巴金先生在信封上或寫“平快”二字，或寫“上海李緘”字樣。我得信時，七隻信封和七封信，已經分離開來，沒有原裝在一處，因而其前後順序尚需詳查。巴金先生在信章節附註明時間，未見年份，僅有月日，也為這七封信的排序加了些難度，要依靠內容從容推斷。我認為七封信應是跨了年度的。要把七封信前後順序排列準確，包括與信封對上號，還望專家細識。
我所看重者，是信件內容。七封信加起來好幾千字，總還是豐富的。我沒有涉及過巴金研究工作，仍堅持把信收藏回來，怕它們流失損壞，就是為了給巴金研究者們救得一份素材。往日收點兒東西，總是個人私好，這次則有些為著社會之意。為了熱愛和審視著巴金的人們，也為我所從事的文學工作，盡些心責吧。過去，生活在太行山深處的老太太，有些迷信卻懂得“敬惜字紙”，應是某種尊重文化的自覺。而巴金先生本人，正是為保護文史資料而力倡修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首位作家。他甚至把建成此館當作“一生最後一個工作”，說“我願把我最後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並為此致信中共中央總書記，替文學館排憂解難。巴老本人還帶頭捐出了第一筆開辦費……
巴金先生這些信，距今七十多年風雨，仍基本上保存完好，讓人怎能不珍惜。夤夜燈下品讀，如同一位前輩作家再次向我們細敘心曲。巴金先生在信尾署名時，除首封落款“巴金”全名外，其餘六封，只落一“金”字，更讓人備感親切。當年，巴金先生致信黛莉一人，而今看來，則是寫給我們大家，寫給他全部讀者的。
趙黛莉這個名字，很可能不是原名，應是一位讀書女生，崇尚新生活、新風氣，自己起了好聽的名字來用，就像如今網友們很少使用真實姓名那樣。我們可以推想，在閻錫山治下的太原府，渴求新思潮的知識女性趙小姐，讀過巴金作品之後，產生強烈共鳴，心潮難平。她不滿於舊家族窒息的空氣，傾心致信作家，用了這個浪漫的名字，而這位少女顯然頗多才情，信寫得又真又好，否則，年輕的巴金也不會給一位讀者頻頻回復七封信。這時，巴金先生三十來歲，尚未與蕭珊女士結合，正處在準備戀愛抑或戀愛初期。事實上，蕭珊女士與黛莉一樣，也是讀了巴金作品，用書信方式走近巴金的。
所收第一封信，紙質薄而堅，信紙上端印有三行紅字，首行字體大些，為“文化生活出版社”，與信封上中英文印刷地址相一致。次行字小，為“上海昆明路德安裡二十號”，末行是“電話：五一五六○”。我最初見到信，便是這一封。當時，聞說有巴金舊信，我還不大相信，如今古董市場造假，絕技橫生，一笑而已，待看過信封、信紙、郵戳、郵票，始斷為真。當時，在我記憶中，僅知巴金從日本歸國後，曾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做過總編輯，還做過《文季月刊》主編，一道工作的有靳以先生等人。據此，細察陳舊發黃的信紙，覺得極難偽造。後來見到全部七封信，其中有五封信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信紙；有一封是“開明”信紙；還有一封是《譯文》信紙，紙質厚些，日久發脆，損字較多的也是這封，其上還有一句白話廣告語，謂“介紹外國文學與藝術的月刊”，印有地址為“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一二號”，“電話：七四八九一”。所有這些，都佐證了這批文件屬於真品，行話叫是老的、對的。更關鍵處，在於手跡與字體。巴金手書成篇，還有許多繁體字，他人幾乎無法模仿，除非照著印，寫是寫不成的。行話稱一眼貨，或曰大開門，取開門見山，毋庸置疑之意。當然，真正不可偽造者，還是信的內容，這是誰也編不出來的，因為巴金擁有一個與他人大不相同的獨特思想世界。第一封信，前後兩頁，巴金先生以橫寫完成。其餘六封信，皆為自右而左豎排豎寫。
現在，我們可以閱讀第一封信了。抬頭一句，巴金把少女趙黛莉稱作“先生”，給讀者以足夠尊重。全文如下，內中做“□”處，應是缺字或辨識不清之故——
黛莉先生：
信收到了，謝謝你的好意，費了你好些時間來給我寫信。你的信給我帶來一點慰安，一些鼓舞，我決不會怪你。你十二歲就讀了我的《砂丁》，那太早了。我想到那事情心裡很不安，我不該拿那慘痛的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
你在十六歲時讀了《家》，我知道你會喜歡它，因為那主人公正是一些和你同樣的青年。他或她有一顆純白的心，有一個對於正義的信仰，愛一切需要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
你說你認識琴，我想大概你在琴的身上看出了你自己的面影。你姐姐也是的。不要說你沒有機會看見琴，你自己也許就是一個琴。琴有她的弱點，但是合於人性。我現在正著手在修改《家》，而且不久就要寫《群》了。我去年寫過幾頁，以後又擱了筆。所以，倘使你不介意我永久擱筆，你一定會高興我告訴你這個消息。
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譬如談生活，談文章，都需要不少的話語。但是請恕我，我一天很忙，心又亂，所以不能多寫了。我一天總得回□幾封信，而且我又是個出名不會寫信的人。
不要“崇敬”我，我是一個極平凡的人，而且我也幼稚，甚至有不少的孩子氣。
祝
你好
巴金 四月二十夜十二時
在全信末尾，巴金先生又補寫了一句：“以後來信可直接寄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由此可知，趙黛莉此次去信，很可能寄到了別的什麼地方，也說明巴金先生願意收到趙黛莉新的來信。
我尚難判斷，這封信該有哪些研究價值，只是處處感受到一位作家對于陌生讀者的深切愛心。“愛一切需要愛的人，恨一切人為的、不合人性的傳統”，話語凝練，頗多力度。巴金先生在1935年《寫作生活的回顧》一文中，是這樣表述其意的：“一切舊的傳統觀念，一切阻礙社會的進化和人性發展的人為的制度，一切摧毀愛的勢力，它們都是我最大的敵人。”這些話，在致黛莉信中得到簡練使用。到了1949年以後，巴金始將“人為的制度”這個說法，改作“不合理的制度”來表述。我以為卻是原先的表述更銳利、更精確，人治的社會制度必須改革呀！而合理與不合理，則不好講，定位坐標不同，是否合理的結論也就不同了……
巴金先生的心是悲憫而敞開著的，他不安於自己寫出《砂丁》來，擔心那慘痛圖畫會傷害到孩子們。
信中所指《砂丁》，是巴金先生一篇早期中篇小說，成稿在1931年，取材于艱辛的底層工人群體。我沒有讀過《砂丁》原作，只是從李存光、陳丹晨等先生的研究文獻中得知，巴金在那一時期，曾經到浙江長興煤礦，深入礦井工作面，體察窯工們的勞作。他下井前不久，這裡發生了一次瓦斯爆炸，死去十五名礦工，情景慘烈。此後，一位雲南留日青年黃子方，又向巴金細述了雲南個舊錫礦中淘砂工人的悲情。講到“砂丁”們被五塊銀元騙到礦山，在暗無天日的礦井裡，同牛馬不如的悲慘生活相抗爭，自發組織了拼死逃生行動，又橫遭鎮壓。巴金據此寫出悲憤的《砂丁》。作品筆調沉鬱而絕望。他反對當局的暴力，控訴血腥鎮壓，站在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立場，痛斥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秩序。這部《砂丁》與不久後完成的《萌芽》，是巴金少有的兩部反映底層工人生活的浸淚之作。次年初春，巴金在回顧去歲時寫道，“奮鬥、孤獨、黑暗、幻滅，在這人心的沙漠裡我過了一年”。秋天，巴金北上旅行，在青島沈從文寓中小住，又在這裡為《砂丁》寫了序言。在這篇《序》中，巴金說：“我是把一個垂死的制度擺在人們的面前，指給人們看：這兒是傷痕，這兒是血，你們看！”
偏偏如此慘烈的一篇《砂丁》，竟讓一位十二歲的山西小女孩——趙黛莉讀到了。巴金於心不安，在信中致歉：我不該拿那慘痛圖畫，來傷害你的孩子的心靈。
在“文化大革命”中，《砂丁》被當作巴金“污蔑工人階級”的壞作品，遭到猛烈批判。及至晚年，巴金先生還寫過一篇關于《砂丁》的創作談。
信中談到了曾經擱筆又即將再寫的《群》，這是巴金先生1931年在《家》的後記中做過預告的一部書。當時曾說要把這部《群》作為《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來寫。巴金先生決計，“寫一個社會的歷史，因為我的主人翁是從家庭走進到社會裡面去了”。從這封信中可見，這部叫做《群》的小說，果真寫過開頭，只是後來被作者放棄了。查閱手邊史料，皆沒有提到巴金有過一部作品叫做《群》。
從李存光先生的研究中可知，巴金在預告這部書之前，確實有過一種“群”的感動，乃至於1936年致黛莉信中，還念念不忘。這是因為，1928年以後，福建南部特別是泉州一帶，成為年輕的無政府主義者們一個重要的活動區域。吳克剛、麗尼、陸蠡、魯彥等幾十名新青年，在那裡創辦新學，普及教育，宣傳無政府主義的革命主張，組織工人反抗資本家的鬥爭。其中吳克剛擔任高中學校校長，是巴金留法的同學。巴金始終嚮往那裡，曾於1930年秋、1932年和1933年初夏，三赴泉州相聚。巴金盛贊這群為信仰而戰鬥的人們“從家庭走進到社會裡面去了”，這群青年“忘記了自己的健康，忘了自己的家庭，他們只知道一個責任”。有胡景敏先生分析說，當年巴金認為，無政府主義理想在中國的實現，一是借鑒法國和俄國大革命，走一條民眾暴力的道路；二是借鑒英式的“總同盟罷工”進行鬥爭，壯大工人力量，推進革命巨瀾。據此，巴金曾經回憶在泉州參加這種職業革命的生活，極富吸引力：“白天在荒涼的園子裡的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園裡涼亭的欄桿上，我們興奮地談論著那些使我們熱血沸騰的問題。晚上我們打著火把，走過黑暗的窄巷，聽見那帶著威脅似的狗吠，到一個古老的院子裡去捶油漆脫落的木門。在那個陰暗的舊式房間裡，圍著一盞發出微光的油燈，大家懷著獻身的熱情，準備找一個機會犧牲自己。”“在這裡每個人都不會為他個人的事情煩心，每個人都沒有一點顧慮。我們的目標是‘群’，是‘事業’，我們的口號是‘坦白’。”請看，巴金曾經就是這樣一個激進青年。而從1903年開始，在辛亥革命前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最先輸入中國的西方思想，就是無政府主義，亦稱為“安那其主義”，吸引著大批熱血青年，影響了上世紀兩三代中國知識分子。簡單地說，安那其主義和李大釗等人引進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看去有不少相似處，又很不相同。在中國，散落著幾十個無政府主義團體，要真正成就大業，是無比艱難的。而巴金卻被這個信仰所推動，為著這個“群”而激動，是這種精神的力量，支撐著巴金寫作的信念。
巴金先生致黛莉第一封信，讓人聯想到許多歷史場景，令我難以平靜。
金 五月二十五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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