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薩空了（簡體書）

第一章雛鳳清聲蒙古族青年
一個蒙古后裔的家事
1907年3月26日，在四川成都．雖是乍暖還寒的節氣，卻逢陽光明媚，給萬物帶來無限溫暖與生機。就是這—天，在離都督衙府不遠的一座深宅大院里，誕生了一個男孩。這是都督府正黃旗蒙古筆帖士石麟第二位填房桂氏生下的第三個男孩。他就是我的父親薩空了。
這年石麟已三十一歲。他的祖上世居扎庫木地方，郎姓。自從清初隨軍入關以后一直都居住在北京。他的父親榮惠、祖父特克什布、曾祖廣寧，幾代都為鞏固中國的領土、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立過汗馬功勞，曾受到清帝的嘉獎。他自己十四歲從正途經考入仕，當了個候補筆帖士。因為他的聰慧好學，光緒帝還特嘉獎他的母親教育有方，加封為二品夫人。可是當他的父親去世以后，由于只知讀書不會理家和懼內，常受妻家騷擾又無法解脫，他只好央人換了一個外差，舉家搬到成都，在川督趙爾豐手下當筆帖士，求個安靜。但是，在清朝正趨于敗落的光緒末年，國事不寧童哪里有安樂之地?一向寡言少語，性格內向的他，更是郁郎不歡。
新生的兒子給地增添了幾分喜悅，沖刷了他不久前因傷逝二子留在心上的陰影，他給新生的兒子取名薩因泰(蒙語譯音)，意思是有福氣的人，并吩咐家人稱他為老二。此后，桂氏又接連生了兩個兒子。到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石麟千家返回北京時，他已是五個孩子的父親，除了原配生的女兒外，還有四個兒子。
回到北京，家產已被親戚分占。石麟家屬于被推翻的清朝蒙古族小官，正是當時被唾棄的社會階層。他既不敢與人爭要家產，又無法再求職謀生，只好靠變賣藏品衣物度日，躲在家里課子讀書，《四書》、《五經》、史文、詩書畫，盡己所能講授給兒子。在貧病交加中，他四十五歲就去世了。
我知道上述故事時已十六歲，在重慶。那是1945年，父親剛從國民黨集中營釋放出來不久.有一天他帶我去看望女友——后來成為我第一位繼母的方菁。他們在閑談各自的家事時，我在旁邊聽到的。那時，我家已經歷過重大變故。自1935年，我家離開北京到上海，由于抗日戰爭的影響和父親工作的變動，以后就不斷遷移，從上海到香港、到新疆、到重慶，又到香港，再到桂林，又到重慶。在這段艱難坎坷的生活歷程中，先是父母離了婚，繼而父親被國民黨逮捕。
以前，我對父親家的事知道得極少。我母親金秉英娘家是基督徒。母親只和自己娘家人往來，不大看得起父親家的人。加上我七歲時全家就離開北平，所以幾乎對奶奶、姑姑，叔叔全無印象。我真正知道家事是在解放以后重返北平故里時。
1949年，北平解放后，父親從香港到北平，我和妹妹薩石(原名薩苦荼)也從解放區進入北京，這時，才和親屬們團聚。
這一天，我見到了我的姑姑、叔叔、嬸嬸和堂弟妹們。我還清晰地記得，當我們走進三叔家院子時，親人們都從堂屋迎了出來。進入堂屋，只見北面墻上掛著祖父母的大幅照片。我們向祖父母行了禮，我仰頭仔細打量，照片上的奶奶顯得比爺爺老，四為爺爺去世時是中年，而奶奶去世時已是老年了，我一眼就能看出，父親的嘴像爺爺，眼睛像奶奶，姑姑完全像爺爺，三叔是眼睛像爺爺，嘴像奶奶。幾十年過去了，雖然照片已在“文化大革命”中丟失，但至今我仍記得那兩張照片，記得爺爺緊緊閉著的嘴，想象出他的頑固執拗；記得奶奶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想象出她那精明能干。
那是很快樂的一天，見到那么多親人。我的三嬸特別會照顧人，親切熱情而且無微不至。三叔是真正地愛我們，就是不會表達。他拿出許多小物件，使勁地想找一些東西是我們喜歡的，讓我和妹妹帶走。姑姑則更不善言辭，只是含笑站在一邊看著我們。這樣的情景以后就不多見了．因為父親工作忙，幾乎再無時間到親戚家敘家常。
五十年代初，北京市擴建，近城的墳地需遷移。我家的祖墳就在紅廟附近。三叔找爸爸問怎么辦？爸爸說，平了算了。三叔不肯。最后還是他去遷了墳。后來聽三叔說，原先只知道祖墳很大，看墳人在此賴以種莊稼為生，過去還常送些玉米、豆子給他們，這次挖墳才知道，這里竟埋著好幾代人。他只是大致收殮了遺骨，重新埋葬了。三叔還帶回一個包袱，里面包著從墓地挖出的陪葬品。正好那天我在三叔家玩，我略略看了一下那打開的包袱皮，有扳指、簪子、戒指、掛件等等。因為年代久遠又埋在土里不見天日，已失去光澤。三嬸忙讓包起來，說：怪瘆人的，別看了。
三叔是個感情不外露的人。遷墳以后，墳場上還留著幾棵古柏，他過一段時間就要去看看那樹，卻什么也不說。后來．我家墳地的舊址上建立了勞動干部學校。學校校名一改再改，而那古柏至今仍矗立在后門外。據說已成為受保護的古樹。
由于解放后人們都怕說自己的出身不好，父親從沒向我們說過祖先的情況。只是在他被任命為國家民委副主任時，說了句“我爺爺在清朝當過理藩院侍郎，就相當于現在的民委副主任吧？”大家聽了只覺得有意思，誰也沒理會這事。后來，有一個星期日，我去三叔家，看見三嬸收拾柜子，拿出許多廢字紙，打算賣給收破爛的，我信手翻翻，看見有清朝的文書．就和三叔翻閱起來。三叔說這都是給我曾祖父榮惠的。我們當時還算了算，他很長壽，給皇帝干了五十年。回家后我曾向父親說起這事，父親只是淡淡地說：你管那些閑事于什么！從此，我不再提這事，也不想這事，看到的東西也漸漸淡忘了。現在回憶起來，仿佛有稱他蒙古學士的，有褒揚他當欽差清廉的，還有批準把側室扶正的。主要因為那時我很年輕，文言文看不懂，自然就記不住了。直到最近，我想起這件事，去翻閱了中華書局1977年版的《清史稿》，找到榮惠的名字，原來他還當過兵部和禮部左侍郎。
“文比大革命”以后，年老的姑姑仿佛知道自己來日無多，總愛向我們說說她童年的往事。但由于她讀書不多，只能東拉西扯地說故事．不能有條不紊地講歷史，我們也只是隨便聽昕，從沒問個究竟。姑姑比爸爸大一輪(十二歲)，她和爸爸不是一個母親所生。她的母親是爺爺的原配，也是蒙古族。由于她生下來不久母親就病逝，她連母親的名字也不知道了。后來爺爺娶了填房，但不久又病逝。因此人們認為爺爺克妻，在娶我奶奶時，就從后門而入，以免驚動神靈，免祛奶奶遭災難。姑姑說，在娶我奶奶的那天，人們都忙著辦喜事，沒人管她(那時姑姑大約五六歲)，是我的曾祖父抱著她在堂屋里來回遛。曾祖父十分憐愛她，還帶地到東北當差。曾祖父是在東北病逝的。靈柩從東北運回北京時，家人在慈云寺跪迎。(據《天咫偶聞》載：“相傳慈云寺為某邸家廟。”和我家有什么關系就不得知了。)姑姑又說，那時家里是殷實的，曾祖父去世后，由于爺爺為人清高，家事統由奶奶掌管，家產外流到奶奶娘家。待到祖母醒悟過來．—切已無可挽回，從此家道敗落。姑姑是不原諒奶奶的兄弟們的，不愿和他們往來。
姑姑命運多蹇，不僅幼年失母，長大結婚，丈夫又是紈拷子弟，不久家產敗盡，丈夫一病而亡。姑姑只好靠做手工度日。她從沒生育過，沒有兒女。解散后，我們重返北京，父親說接她到我們家，她執意不肯。后來是我和堂妹硬把她接了過來。從此，她就一直在我家照料家務。那時，我們家有一位保姆，還有一位公務員，姑姑總爭著干事，不肯閑著。父親多次和她說，你是我姐姐，年紀大了，誰也不會嫌棄你。姑姑總是默默地低頭聽著，過后還照原先一樣。有一次姑姑不聲不響地把父親的一條毛褲拆了，要重新織。繼母發現后說，不用她干，姑姑說，毛褲破了，我不能讓他那么忙的人，穿一條破褲子。繼母說，你眼睛不好，不是掉針就是打錯。兩人爭了起來，姑姑哭了。后來，父親對姑姑說，萬事要能忍。咱們薩家的人，—個比—個倔，我學了一輩子，才學會忍，你就不能忍？！父親就是這樣—下個人，對誰越親，對誰要求得越嚴。姑姑當然懂得父親的難處。
“文化大革命”中，父親被送到“五七”干校，生活十分艱難，沒有一個親人在身邊，姑姑常為此而悲泣，恨自己年紀太大了，否則不管到什么艱苦的地方，她都愿去照頤自己的弟弟。“文化大革命”后，父親從干校回家，健康大不如前。姑姑關心他，又不會表達。只能默默地弄點他愛吃的零食，什么玫瑰棗，煮花生啦。每當晚上父親一個人在客廳看書或工作時，她就悄悄送過去。她看到父親頭發漸漸花白，聽人說吃核桃好，就每天給他剝七個核桃，而且一直堅持下來。姑姑的愛是藏在心里的，她不會表露,也不想表露，因為她從不想求回報。有一個冬天，我回家過春節，姑姑找東西，我在旁邊和她說話，看見箱子里有一個木制小手飾盒。我隨手打開，里面有一張男人的半身照片，穿戴是民國初年的樣子。我問姑姑是誰?她說是你姑爹。我故意逗她，說：“哈，您把姑爹藏在這兒?從不讓我們看。”姑姑笑了。因為姑爹不爭氣，家里人部看不起他，姑姑也從不提他。但是，她的心里，無疑仍有著他的位置，沒準兒，仍然愛著他，思念著他。1979年，姑姑是在她八十一歲時去世的。她摔了一跤，就起不來了。她可能是不愿拖累別人，她是那么好強，連被子都不愿讓別人幫忙洗，怎么肯讓別人服侍?她就不吃東西，誰勸也沒用。臨死的前一天，我在天津工作的妹妹薩石突然感到非回家看看姑姑不可，匆匆忙忙趕了回來。姑姑看見她，顯出來高興。晚上薩石喂姑姑吃雞蛋掛面，姑姑竟然吃了。不料，就在這個晚上姑姑去世了。薩石說，因為她和姑姑感情好，也許是預感吧，讓她趕回來，為姑姑送了終。
我當時在內蒙古工作，知道姑姑有病，我寫信問嚴重不，我要不要回去?父親回信說，先不用。沒想到競未見到姑姑最后一面。其實，在她去世前兩年，每年我回家過春節離去時，她總是哭，說怕見不著了。她可能感到自己年老體弱，支持不了多久了。姑姑去世后，我回到家里，喪事已辦完。父親見我，嗔怪地說，現在回來有什么用。他是重視親情的，怪我回來晚了，父親拿給我一個姑姑做手工用的銀頂針，這是我曾在信中提出來要做紀念的姑姑的遺物。頂針由于使用年代已久，有的小孔已經磨平。這是姑姑一生辛苦的見證。我不僅自己保存它，還要留給我的子孫，讓他們永志不忘這位心地善良，堅韌勤勞的老人。
我到八寶山向姑姑的骨灰痛哭告別。當晚，我仍住在姑姑住房的外間。夜里，忽然聽到一陣滾動的聲音，窗子也在震響。我想，也許姑姑來看我了。我并不害怕，我們彼此關心，真誠相待，她若有靈，也會保佑我的。
我的三叔本是個小職員。解放初期，自己弄了個小作坊，磨鏡頭。夫妻兩人干，請過一個親戚幫忙。社會主義改造時，神差鬼使，他沒加入合作社，卻把作坊和一家大廠合并了，因此就成了一個只有三干元資本的小資本家。戴著這頂帽子加入了光學儀器廠當技術員。他懂英、法、德、日文，給工廠翻譯點資料。“文化大革命”中，我三叔家被抄，還掃地出門，住進小雜院的一間小房里。“文革”后發回抄家的東西，其中有家譜。這是奶奶留下來的東西。由于抗戰時期，我們家、四叔家都離開丁北京，奶奶是跟著三叔一起生活的，奶奶去世后，祖上留下來的東西也就留在三叔家了。父親從沒過問這些事(四叔一家后來失去音訊，估計已不在世了)。直到這時，我才第一次看見家譜，是蒙、漢文各一份。譜里卷著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八世祖伊里布曾孫世珍元孫連翰。世珍和連翰兩個名字是用紅筆寫的。我們推測，這是制譜人，用紅筆寫是因為當年他們仍活著。譜上首位名叫福滿，名旁有一行小字，寫著：世居扎庫木地方。扎庫木在哪兒？我不知道，由于父親一直說我們是內蒙古翁牛特旗人，我猜想，可能在現在的赤峰一帶。算起來到我父親這一代已是第十一代子孫了。伊里布和我太祖特克什布是堂兄弟。他們這一支人到底在那里？就無從知道了。
1984年，我三叔患重病。去世前幾天，我去看他。他對我說：“告訴你爸爸，孩子不懂事，別生氣。我已寫信說他了。我說，哥哥對我的恩情，我一輩子都報答不完。他們不應因為滿足不了自己的要求而責怪你爸爸。”三叔又讓三嬸把誥封拿出來，讓我帶回去給我爸爸。還說，是不久前剛退回來的抄家拿去的東西。三嬸從柜子里拿出來，共十卷。以前，我們從沒聽人講過浩封的事，連父親也不知道有這東西。
誥封是清朝皇帝對五品以上官員本身及其妻室、父母、祖先授予榮譽和封賜的文書。過去，我只是在電影里看見過宣讀誥封的場面，以為它不過是一方錦片。真的誥封全不是那么回事。它橫長約八尺以上，豎長九寸，各年代的規格不盡相同。這是完整的一塊長錦緞，頭尾織有雙龍紋和奉天誥命宇樣，中間用黑、紅、黃、白、金黃五色分段織出云頭花紋，在它上面用黑、白色，或綠、藍、黑、白、紅色筆，書寫滿、漢兩種文字的皇帝的命令，并蓋有皇帝璽。誥封用白紙黃綾邊裝裱，盡頭的一段則用金黃底，藍、綠、白色織成如意花紋的錦緞裝裱，卷起來看，是一個色彩斑讕的錦卷。
從這幾卷誥封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我們是正黃旗蒙古人。這真讓我吃驚。因為過去．我一直對旗人沒好印象。雖然什么叫旗人，我根本不知道，真可謂一竅不通。但是，由于人們都這么說，清朝時，旗人欺壓老百姓，坐享皇餉，好吃懶做等等，我一直是鄙視旗人的。自己也是旗人？—時真接受不了。為了弄清究竟，我就找書來看。現在我終于找到了答案，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作為蒙古放人，既沒什么光榮，也沒什么可恥。這不過反映了歷史生活中的一段事實。
八旗制度是清代滿族的一種社會組織形式。太祖努爾哈赤初建黃、白、紅、藍四旗，后增建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共為八旗，滿族成員分屬各旗，旗歸參領、佐領領導，平時生產，戰時從征。太宗皇太極時，又將降伏的蒙古人和漢人分別編為“八旗蒙古”和“八旗漢軍”。這種組織兼有軍事、行政、生產三方面的職能，適應當時滿族社會經濟基礎的需要，對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入關后，清廷曾利用八旗制度來控制人民，生產意義縮小，作為軍事組織和行政組織的職能仍存在。旗人和民人的不同之處是旗人享有多少不等的糧餉，在入學出仕方面有一定特殊待遇。這些當然會激起一般民人的憤憤不平。特別是對漢民族，本來，在他們看來，漢族統治少數民族是天經地義．被異族統治則是痛心疾首的事，再加上旗人享有特權，就更不滿了。清朝滅亡后，民族關系翻了個個兒。一些人弄不清究竟，就統統鄙視旗人，少數民族又遭到歧視。在這種情況下，旗人和他們的后代．悄悄地銷聲匿跡。只是在解放以后，民族隔閡和民族歧視才漸漸消除。這就是為什么有許多人后來都承認了自己的祖先是少數民族，是旗人。
從這幾個誥封可以窺見我的祖先生平的一斑。如：乾隆五十年給我五世祖廣寧的一段文字：“……爾正黃旗蒙古佐領加一級廣寧，職司軍旅，材裕韜鈐迪果毅于戎行，……茲以覃恩，特授爾武翼大夫，錫之誥命……”又如；“爾綽克圖，乃正黃旗蒙古佐領加一級廣寧之祖父，性資醇茂，行誼恪純，啟門祚之繁昌，簪衍慶廓韜鈐之緒業……茲以覃恩贈爾為武翼大夫……三世聲華，實人倫之盛事，五章服采，洵天室之隆恩……”再如嘉慶十四年給我太祖特克什布之妻的誥封中有這樣一段：“爾理藩院主事加二級特克什布之妻覺羅氏，素諳內則，作配名門，訓典明允，協珩璜之度，禮儀純備，克彰蘋彩之風，茲以覃恩封爾為宜人……”從文字看來，我的祖上是行伍出身，立過軍功，屬名門望族。
據我的堂弟薩備說，他家曾存有皇上賜的兩副圍棋子，一副是紫晶的，一副是瑪瑙的，“文化大革命”被抄，不知去向。總之，這—切都是我們祖先留傳下來的，關于他們生平的記錄，但是，除了華麗的詞藻，炫耀的傳說，所表達某種虛榮的東西以外，沒有什么實在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可供紀念。這對于我們，作為后代的人，留下的實在太少了。
父親去世后，我整理他遺留下來的文稿．見到一份他寫于1960年的自傳草稿，其中談到自己的家事時，這樣寫道：“我的父親，是精通漢學和藏語的蒙古人。生平嗜文物書畫，愛游歷，淡泊名利，消極厭世。辛亥革命后，蒙古族受歧視，長期不能就業，靠出賣藏品及衣物度日，時有斷炊之虞，更增了他悲觀的思想，1920年，他四十五歲就病死了。”
我從這短短的文字描繪中，感受到祖父作為—個蒙古族沒落世家子弟的悲愴情懷。后來，當我翻閱一本名為《話說峨眉山》的書時，這種感覺尤深。這本書中有一段說，上峨眉山在過了純陽毆，就是慧燈寺遺址，在這兒可以仰望金頂，可以看到峨眉山的全景。往前走是萬定橋，再往前就能看到一股清泉從大石隙中涌出，這就是聞名遐爾的所謂神水。這水質地清冽，含有多種礦物質。古代來這里游歷的文人墨客很多，多有題刻。其中有“水嘯山空”的宇樣。讀到這里，我聯想起父親從前向我說過的往事。
原來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