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學的鏡像（簡體書）

代　序：我的批評觀
我們在世界中存在，在歷史中生存。我們既是孤獨的個人，又為歷史和時代所塑造。作為60年代出生的人，我們忍受了極端的貧乏和苦難，經歷了無數的災難和震撼。
我與中國新文學的相遇，是因為對自身的關心。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中國“現代”是如何發生的？現代“個人”和“自我”以及現代世界觀是怎樣發生的？五四新文學運動和五四新文化運動重新構造了我們的世界，重新奠定了我們生活的基礎，不僅白話文已經成為中國每個人普遍的書寫工具，而且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也已經成為普遍的價值理想。
工業革命之后，歐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產生了巨大的危機。19世紀英國批評家馬修?阿諾德深深地感覺到了這種變化和危機。他曾經說自己處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亡，另一個卻無力誕生。我對阿諾德抱有深刻的同情。阿諾德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做《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他企圖依靠文化的力量來克服這種危機。也正是因此，經典的問題才在19世紀和20世紀明顯地凸現了出來。盡管阿諾德認為，比起創造力來，批評是比較低級的；但是，針對當時的歐洲，阿諾德把批評置于很高的位置，因為他認為當時歐洲所缺乏的正是批評。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應該不服從任何外在的和實際的考慮，批評應該超然地追求純粹的知識，批評應該成為一種洞察。他在《當代批評的功能》一文中說，批評的任務“是只要知道世界上已被知道和想到的最好的東西，然后使這東西為大家所知道，從而創造出一個純正和新鮮的思想的潮流”。“批評力的任務是，‘就知識的所有部門，神學、哲學、歷史、藝術、科學，探尋事物本來的真面目。’于是它最后可能在理智的世界中造成一個局勢，使創造力能加以利用。它可能建立一個思想秩序，后者即使并不是絕對真實的話，卻也比它所取而代之的東西真實一些；它有可能使最好的思想占了優勢。沒有多少時候，這些新思想便伸入社會，因為接觸到真理，也就是接觸到人生，到處都有激動和成長；從這種激動和成長中，文學的創造時代便來到了。”在阿諾德看來，批評是創造的基礎。
從19世紀末開始流行的“世紀末”這個詞，到20世紀已經成為一種彌散在我們周圍的生活氛圍。1900年死去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從而把我們領入了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不僅宣告了西方文明的沒落，而且同時也把被迫卷入了西方文明的整個世界也帶入了沒落之中。正如葉芝所說的：“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馬克斯?舍勒說“根基的動搖”、“價值的顛覆”——我們來到了一個喪失了基礎的時代。這是理查德?羅蒂所說的“后哲學文化”的時代：形而上學的崩潰，認識論的崩潰，整體性的崩潰，以致經典的崩潰。在20世紀不僅再也沒有人像19世紀那樣去建立宏偉的體系，而且任何價值都不再具有普遍的意義。解構中心，取消深度，反對闡釋，對“元敘事”的懷疑和否定，知識已經失去了傳統的尊嚴，真理的知識已經變成了知識的無政府主義，用費耶阿本德的話說就是“怎么都行”。后現代主義成為了20世紀獨特的文化景觀。
在這樣一個理性、權威和標準被摧毀了的“后現代”的時代，阿諾德所說的批評早已失去了立足之地。批評，簡單地來說，就是判斷。真正的創造必須以批評作為支持，真正的創造力必然包含了辨識。也就是說，真正的創造無法離開批評。然而，在這個失掉了基礎的時代，在這個價值傾覆的時代，在這個怎么都行的時代，批評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后批評”的時代，真的能夠給我們帶來多元、寬容、自由、平等和解放嗎？實際上，在一個沒有批評的時代，死去的并不是權力、壓迫、奴役和控制，死去的只是真理、正義、反抗和未來。因此，在我看來，人的重新發現和生命的重建有賴于批評的重建，而批評的重建，則意味著知識的重建，一個新世界的誕生必定是一種新知識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