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名人時代（簡體書）

無“法”之爭的缺憾
“中華文化標志城”近來成了一個熱門的話題。身邊不少朋友對這件事也很關注，有朋友問我這文化城究竟該不該建。我說，我暫時無法明確提出自己的看法。朋友以為我是開玩笑，我很認真地告訴他，這確實是我目前的真實想法。作為一個局外人，在沒有認真調查研究的情況下，我的確無法立即提出要還是不要建的明確看法，也無法急促投入和參與這場爭論。
我關注這件事，倒不在于“文化城”該不該建本身，而在于由這件事引發的這場爭論以及這場爭論可能產生的影響上。
這場爭論讓我高興的是人們參政議政的意識增強了。對于這個“號稱”將投300億元巨資建設、面積300平方公里的大項目，不少政協代表都能直抒己見，大膽建言，即使在有人提出這個項目有中央領導批示的情況下，也仍能直言不諱，提出反對意見，這不能不說是民主意識的一個提升。在爭論過程中，輿論的迅速反應，民眾的積極關注，特別是眾多網友的踴躍參與，都很有些讓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在旁觀爭論的過程中，以挑剔的眼光，我也感到了一些缺憾：
一是在爭論過程中似乎存在著應該提高法制意識的問題。我發現不少人忙著表態這個項目該不該建，卻很少有人去關心這個項目決策的程序是否規范。平心而論，像這樣一個重大的項目，它的建與不建，一定要結合專家和群眾的集體智慧，一定得通過一整套法定的嚴密的科學論證和嚴格的審批程序去實現，絕不應當是某個人或某些人拍拍腦袋就可以做出的。假如整個論證和審批過程規范有效，那么，個別人或一些人甚至哪怕一些很有權威的人也不能凌駕于整個法定的有效程序之上；假如這個決策本身就沒有通過合法有效的程序，還僅僅只是一個創意，那么，任何人都沒有權力硬說這個項目一定要建。爭論中，某些疾言厲色不讓建的人，雖然發表的只是一家之言，也給人以不管程序是否規范，都非得聽我不可的感覺。而作為主張建的一方的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在他的講話中也沒能很好地申明整個決策形成的過程，而是一味強調一定要建，也使得這個經過多年醞釀的方案顯得脆弱蒼白，使得山東省作為主張建設文化城的一方陷于被動境地。
二是爭論過程中似乎也存在著如何文明參政問政與促進和諧的方法或技巧問題。我覺得爭論雙方語言似乎都比較情緒化。3月9日上午，全國政協委員、山東省政協主席孫淑義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加快推進中華文化標志城建設打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發言，此發言一出即遭致眾多政協委員的異議。當天下午，在政協文藝界25組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戲劇家協會法人代表侯露聲調激昂地表示：“我作為納稅人，反對用我的錢去蓋這樣的東西，借文化名義大興土木。”如果每個納稅人都能夠左右某一個項目的建與不建，豈不什么事都辦不成了？需知納稅人的集體意志只能通過法定的程序去維護。爭論的男一方全國人大代表、濟寧市市長張振川卻說什么“允許有爭論，但是肯定要建”。他的這種說法激起不少人的不滿。我們主張大膽建言，但也希望提高建言建策內容的科學性和方法的技巧性。
三是爭論過程中似乎還暴露出了一些專家和代表令人擔憂的某種缺憾。比如，原來據稱這個文化標志城方案擁有69位院士簽名支持，爭論開始后，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的俞孔堅教授驚訝地發現公布的“中華文化標志城建設專家咨詢委員會”名單上有自己的名字。于是，3月12日，他以《“中華文化標志城”在“欺世盜名”》為題通過媒體發表兩點聲明，表示自己從未接受過任何形式的聘請。而且，作為專業人員，他“堅決反對中華文化標志城這樣的荒唐工程”。這就讓人們不得不深思，在這69名院士中，究竟有幾個是認真審慎地表示了自己的支持態度的？有幾個人是在別人的鼓動下輕率地表了態的？有幾個是真的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被人家簽上名字的？由此，我們不能不對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的一些專家簽名的誠信度產生懷疑：由此，我們也可能產生一種聯想，115名全國政協代表在那么短的時間內就形成聯名反對的提案，這里面是不是也存在著類似問題？
我們呼喚民主與法制，我們呼吁和諧與有序，然而，看來民主與法制、和諧和有序社會的形成確實需要一個過程，就是我的這一通議論，怕也會給人以自以為是的感覺。我們唯有不斷提升自己，才能一齊推動有法、有序、民主、和諧的社會的形成。
2008年4月11日
P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