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英國的決策者是怎樣變得如此迷戀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它們為什么會如此熱衷于取消管制？本書通過全面描述跨大西洋新自由主義誕生的歷史，給出了令人驚訝的答案。
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跟蹤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演變歷史，解析了新自由主義公共政策在英國和美國實施的原因。根據作者對相關歷史事件的描述，這個過程表面上看有點像一場橄欖球賽：以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主的思想家們開出球，以販賣思想為生的二三流文人把球傳給意識形態企業家和記者，后者再把球通過遍布全球的智庫傳給政治家們，再由政治家們利用適當的政治經濟形勢“達陣得分”。在這個過程中，以智庫為核心的跨大西洋新自由主義網絡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但是作者強調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后，長期以來并不處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取得的壓倒性勝利并不是必然的。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成功突圍，既是因為經濟危機的爆發，也是因為左派也認同必須采取新的政策。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隨之而來的是多年的滯脹，凱恩斯主義似乎自己擊敗了自己，新自由主義思想開始昂起了頭。在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分別贏得大選之后，自由市場的信念終于在政治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通往權力之路終于鋪就，危機之后的經濟奇跡最終誕生。因此，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右派思想凱旋而歸的故事，也不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某種“不可避免”的“歷史必然”。
這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引人入勝的經濟（政治）思想史著作。它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時。任何想了解英美兩國如此鐘愛自由市場背后歷史故事的人，任何想探究當前經濟危機根源的人，都應該讀一下這本書。
涌現秩序的表達困境
汪丁丁（著名經濟學家，簡介附后）
涌現秩序（emerging orders）怎樣表達，我相信，這一問題始終困擾著哈耶克Paul Lewis，2012，“emergent properties in the work of Friedrich Hayek”，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vol.82，pp.368-378.，也同樣困擾當代研究復雜現象（包括演化社會理論）的學者，而且尤其是因為意識到這一問題的深刻含義，與歐陸和英美的其他思想傳統相比，哈耶克更欣賞蘇格蘭啟蒙時期的經驗主義傳統F.A.Hayek，1958，“freedom，reason，and tradition”，Ethics，vol.LXVIII，no.4，pp. 229-245.。
首先，根據哈耶克的描述，“復雜現象”區分于“簡單現象”的認知特征在于，微觀層次的行為主體不可能預見哪怕是服從最簡單規則但數量極大的行為主體之間相互作用之后涌現出來的宏觀秩序的樣式，盡管他們可能事后理解這些樣式F.A.Hayek，1963，“rules，perception and intelligibility”，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vol.XLVIII，pp.321-344；F.A.Hayek，1964，“the theory of complex phenomena”，in M.Bunge，ed.，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Essays in Honor of K.R.Popper，pp.332-349.。其次，哈耶克相信，語言、人類的社會網絡、每一個人腦內大量神經元的交互作用網絡，這三類現象是復雜現象的經典案例G.R.Steele，2002，“Hayek’s sensory order”，Theory and Psychology，vol.12，No.3，pp.125-147.。最后，哈耶克試圖論證：（1）存在“模糊型”與“清晰型”這兩種不同的人類頭腦或心智結構；（2）與清晰型頭腦相比，模糊型頭腦更富于原創性；（3）腦內的創造性過程是一種復雜現象F.A.Hayek，1978，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從最簡單的社會網絡仿真不難看到，只要存在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而不是“風險”），并且只要相互作用的行為主體數目足夠大，則不論行為規則多么簡單，仿真研究者都不可能預見微觀行為的宏觀秩序。哈耶克試圖論證的是，在引入哪怕是最少量的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之后，更可能獲得清晰論證。為什么哈耶克必須假設有數量極大的行為主體服從哪怕最簡單的行為規則？數量極大，意味著不可預期的小概率事件必定發生，相當于引入了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楊格在1990年代得到的一個著名結論是，在隨機過程的作用下，兩個具有完備理性的博弈參與者相互觀察對方策略的“學習過程”，可以不收斂或收斂于錯誤的均衡H.P.Young，2007，“the possible and the impossible in multi-agent learn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vol.171，pp.429-433；D.P.Foster and H.P.Young，2001，“on the impossibility of predicting the behavior of rational agent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vol.98，issue 222，pp.12848-12853.。因此，對于復雜現象之發生，與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的作用相比，個體理性是否完備并不是很重要，或者說，理性不完備只是奈特所說的“不確定性”的另一種表達，例如表達為“C-D gap”的有限理性Ronald Heiner，1983，1985，“the origin of predictable behavior”，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達Alfred North Whitehead，Modes of Thought，Lecture Two“expression”.。懷特海的意思是，凡重要的，總要表達。面部表情、手勢、聲音、語言、文字、行動、情緒、群體行動、政治、戰爭和契約，凡有所表達的，都有重要性。絕大部分感受不能獲得，而且可能永遠不能表達Gerald Edelman，2006，Second Nature: Brain Science and Human Knowledge.。許多被意識到的表達可稱為“presentation”（呈現），或“representation”（再呈現）。雖然還有許多呈現或再呈現的重要性，但從未被我們意識到。
要概括無數具體的表達，榮格尤其重視“符號”Carl Jung，1960，Man and His Symbols.，他相信符號能夠涵蓋全部文化及其意義。關鍵是，人類或許永遠只能理解符號的一部分含義Roy Wagner，1986，Symbols that Stands for themselves.，而由符號激發的精神過程的絕大部分是無意識的——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The Collected Works of Carl Jung Vol.IX: The Archetypes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Second Edition.。腦科學進展到拉爾夫·阿道夫提出“社會腦”概念以來Ralph Adolphs，2009，“the social brain: the neural basis of social knowledge”，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60，pp.693-716；Tania Singer，2012，“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 of social neuroscience”，NeuroImage，Vol.61，pp.437-449.，符號互動論與社會交往理論獲得了腦科學術語的表達。符號的含義在社會交往中呈現于具體情境中，孔子解仁只在《論語》描述的那些具體情境之內闡釋這一符號的含義。完全脫離情境的符號蛻變為“指號”（signs）。可以認為，符號是歷史性的，而指號是邏輯性的。也因此，符號的含義是不可窮盡的。于是，符號的含義在歷史過程中的呈現，與社會交往和人類的實踐活動有了密切的聯系，它們一起構成了海勒女士闡釋的“文化創造”過程Agnes Heller，2000，The Three Log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Double Bind of the Modern Imagination.。
涌現秩序是歷史過程，因為這些秩序只能通過“歷史”（一系列的事件）呈現自身。斯密恪守“有限理性”原則，他從未將他對具體情境的政治經濟分析擴展為一般原則，他始終對“體系之危險”（the danger of system）保持警惕。事實上，斯密的這一態度是蘇格蘭啟蒙時期經驗主義傳統的心理特質。就斯密而言，這是一種源于斯多噶學派的身心修養。或許受到博蘭霓Michael Polanyi，1966，The Tacit Dimension.的影響，哈耶克對斯密的經驗主義態度有一種遠比同時代人更深切的理解。根據哈耶克的（或他尚未清晰表述的）理解，涌現秩序幾乎是不能表達的，至少不能用統計方法來表達參閱哈耶克的《復雜現象論》的第4節“統計學在處理模式復雜性上的不當”，《哈耶克文選》，馮克利中譯本。。如果一顆清晰的頭腦試圖將某一新觀念的全部內涵邏輯地表達到排除了任何隱秘知識的程度，那么，這一新觀念的“新意”就將完全消失。因此，哈耶克相信，與創新過程相適應的是模糊型頭腦。
與模糊型頭腦相對而言的是弗里德曼的以清晰和銳利著名的頭腦。然而，如上述，我相信，過于清晰和銳利，不利于秩序涌現在腦內，就是說，不利于隱秘知識或新觀念或新的重要性感受的表達。如果說清晰型頭腦的這一性質在經濟學領域內遠比模糊型頭腦更占優勢，那么，在政治領域可能恰好相反。因為具有原創性的政治秩序是從奈特Frank Knight，1942,“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Ethics，Vol.52，No. 3，pp.253-274.論述的“社會過程”中涌現出來的。
讀者在這部關于新自由主義思想史的作品中，不難看到復雜社會的涌現秩序其實極難被頭腦清晰的經濟學家所感受、表達和理解。或許因此，新自由主義在當代人類迅速復雜化的社會現實中遭遇了多重挑戰；或許也因此，新自由主義者們應感謝他們偶然有了一顆如哈耶克這樣的模糊型頭腦。
（汪丁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浙江大學跨學科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東北財經大學行為與社會跨學科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長期兼任《財經》和《新世紀周刊》學術顧問。教學及學術方向：經濟學思想史、行為經濟學、新政治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