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卷（簡體書）

導言
19世紀中葉以來，歷史學突破了政治史和英雄系列的框架，正統精英主宰社會命運的神話被打破，歷史舞臺不再是少數人活動的專利，民眾的思維行為日益成為研究的主要對象。伴隨著人物研究的邊緣化，思想史也越來越離開主流中心的位置。
然而，歷史畢竟有人文的一面，人物研究始終是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人的思想為人的有意識活動的重要體現，與社會有規律運動構成人類社會運行的主要軌跡。而人的有意識活動之意識的層面，最為活躍，變動不居，極難把握，對研究者的智慧是極大考驗。學人不察，好用外來后出的各種觀念架構組裝解釋，使之與自我認識相一致，結果各種說法看似條理整齊，邏輯嚴密，實則陷入越有條理系統，去前人思想越遠的境地。
在普遍考察的同時，對于重要人物及其思想更應傾注心力。所謂重要，倒不一定是其人對歷史發展的作用大于常人，而是基于如下考慮：重要人物往往親歷各種關乎社會發展前途命運的重大事件，其思想活動能夠集中反映社會時代變遷的進程實事。通常說某人的一生濃縮著那個時代的歷史，就是此意。戴季陶的經歷顯示，他顯然屬于那一時代的這樣一類人物。
盡管大事要人從來不曾真正離開學人的視線，可是，作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至關重要的人物，長期以來，由于各種原因，無論是海峽兩岸還是域外學人，對戴季陶的研究都很不充分。后來雖然各種制約的因素已經發生變化，局面卻沒有完全改觀。在形形色色不溫故而欲知新、看似攀高實則取巧的“新史學”的沖擊下，甚至更加乏人問津。而坊間傳聞與媒體鼓噪則虛實真偽參半，以訛傳訛，令人無所適從。
一戴季陶其人
戴季陶原名良弼，字選堂，譜名傳賢，字季陶，號天仇，晚號孝園，還用過許多筆名法號。有的如“天仇”人們耳熟能詳，有的則鮮為人知，如“散紅”、“泣民”、“商孫”等。
戴季陶祖籍安徽休寧，后遷往浙江吳興，高祖時遷居四川廣漢。幼年讀過私塾，十二歲參加科考，后進入新式學堂，1905年又到日本留學，一直讀到日本大學法科肄業。那時的留日學界，是中國各種政治勢力活動的中心。戴季陶雖然沒有加入任何政治組織，卻出席過不少大型集會，擔任過日本大學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會長。歸國后，他短期執教于蘇州，隨即到上海進入新聞界，先后在《中外日報》、《天鐸報》任筆政，同時為《民立報》撰稿。這使他看到了輿論的威力，后來他稱報館集中的上海四馬路望平街為“中國真正之都城”，認為報館是“真正之政府”《祝〈晨報〉周歲》，見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冊，34頁，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
，一切社會變化均由此而生。而他本人正是其中健將，“天仇”之名隨著報紙的發行而聲名鵲起。1911年，戴季陶因鼓吹激進變革，抨擊當道而遭清朝官府緝捕，亡走南洋，任職于《光華日報》，并加入同盟會。
武昌起義后，戴季陶一度參與同盟會的北方舉義，不久回到上海，參與創辦《民權報》，又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從此進入國民黨政治核心的圈子。他率先揭露抨擊袁世凱的野心，投身于二次革命，失敗后隨孫中山亡走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參與編輯《民國》雜志，任浙江支部長。袁世凱倒臺后，他又協助孫中山發起護法運動，歷任廣州軍政府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大元帥府代理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五四運動興起，他對勞工運動表示同情，在所主辦的《星期評論》上開展討論，協助孫中山創辦《建設》雜志，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同時研讀早已有所接觸的馬克思學說，主張以階級調和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還一度參與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籌備活動，與陳獨秀等人多有聯系，后中途退出。
孫中山實行聯俄容共政策，戴季陶則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保持雙重黨籍，對國共合作明顯有所保留。在孫中山的一再催促和廖仲愷的反復勸說下，他雖然勉強出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宣傳部部長，以后又兼任大本營法制委員會委員長和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態度消極，曾兩度辭職跑到上海。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戴季陶是9名遺囑簽證人之一。
孫中山逝世后，戴季陶主張思想上與共產主義劃清界限，政治上反對國共合作，支持蔣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并為其政權建立綱紀而呼吁。此后，他歷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宣傳部部長、訓練部部長、政治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等要職，積極地全面建立國民黨統治的思想體系和各項法規。九一八事變后，他出任國民政府特種外交委員會委員長，專議對日事宜，提出以抱定國際聯盟為主要方針的建議，力主對日妥協，并使其成為國民政府的國策。抗戰期間，他逐漸離開權力中樞，政治上的作用與影響日益淡化，較多擔任教育、文化等機構閑職。1949年因服用過量安眠藥死于廣州。
綜上所述，1905年至1937年間，戴季陶幾乎始終生活在中國政治旋渦的中心，各種重大事件均可見到他的身影，而他先后擔任的各項要職，也表明其實際地位的重要。中華民國在大陸的歷史，缺少對戴季陶的認識，不可能說清楚講明白。就此而論，戴季陶的地位主要顯示在三個方面：
其一，他是國民黨領導集團的核心成員。早在孫中山時期，他就是其周圍的少數非粵籍要人之一。在長期追隨過程中，他既受到孫中山的影響，也對孫中山有所影響，兩人在思想、政治上的聯系密切而復雜。通過彼此對各種事件的共識與歧見，可以印證各自的觀念和宗旨。以后他又和國民黨的另一要人蔣介石成為與江浙集團聯系的重要橋梁，是國民黨權力中心由孫向蔣過渡的關鍵人物。戴季陶與蔣介石的關系極為密切，超逾常人。與20世紀30年代后權力重組過程中其他國民黨元老的失勢不同，20世紀30年代后戴季陶在政治舞臺上淡出，并非由于在與蔣介石的權力角逐中落敗。
其二，他的思想文化的影響巨大。近代中國的思想流派林林總總，但以主義名家者不過兩人，一是孫文主義，一是戴季陶主義。前者為戴季陶所鼓吹和宣傳，后者則是他人賦予這位以孫文主義正宗傳人自居者的“美譽”。戴季陶一手將三民主義神化，經他解釋和宣傳的三民主義，長期成為國民黨及其政權的統治思想，戴季陶主義實際上也就是蔣介石政權的思想基礎。不了解戴季陶的思想，很難深入認識蔣介石時代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此外，戴季陶歷任多間名報館的筆政，又長期主管國民黨的宣傳、教育、考銓等事，在對外文化交流、邊疆建設和宗教活動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其三，他是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對外尤其是對日決策的要角。近代中國與列強的關系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尤其是與日本、蘇俄及英、美的關系，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的大多數時期，與日本的關系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方面。戴季陶作為國民黨內有數的國際問題專家，是對日決策及其主導思想的主持制定者，對于國民黨的對日態度及其戰略決策有著重大影響。
二戴季陶研究
和一般學術研究同樣，研究人物的起點，也是總結前人成果和搜集整理史料。
戴季陶的重要性固然毋庸置疑，而重要人物往往也是學人關注的焦點，一般情況下，由于多人反復用力，使得諸如此類的熱點領域很難長期保持足夠的拓展空間。戴季陶研究則有所不同，他在海峽兩岸均屬于問題人物，因而成為學術領域的棘手難題。戴季陶堅決反共，消極抗日，又全力推行三民主義的禁錮式黨化教育，不僅共產黨對其深惡痛絕，采取批判方式一概罵倒，而且一般從國民政府時期過來的知識人對其黨棍兼學閥的形象也大都嗤之以鼻。20世紀80年代以前，除少數幾篇批判或介紹文字外，學術研究在這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許多大學和圖書館將有關的著述資料置于特藏室，僅供批判。借閱手續的繁瑣和諸多限制使得相關研究成為難以逾越的禁區。
進入新世紀，情況有所改觀。2003年、2007年，分別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和團結出版社出版了兩本《戴季陶傳》，算是為這一重要人物長期缺席民國人物研究做了補救。后一傳記的幾位作者曾經寫過《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該書1992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中華民國史叢書”人物系列之一。
在國共雙方尖銳對立的情況下，一些在此地被打入另冊的人物在彼岸卻炙手可熱，但是戴季陶研究在海峽另一邊似也頗受學人冷落，多年來只有陳天錫所編《戴季陶先生編年傳記》（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8年，1967年增訂再版）和《戴季陶先生的生平》（臺北，商務印館，1968年），以及王更生所撰半通俗傳記《孝園尊者——戴傳賢傳》（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78年）和一本青少年讀物《智仁勇的典范——戴傳賢的故事》（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2年），均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包辦。臺灣“中研院”近代史所同仁著作中，到1990年止，只有陸寶千、黃福慶各寫過一篇文章，前者為《戴傳賢先生評論——由事功思想衡定戴傳賢的歷史地位》（見《中華民國歷史與文化討論集》，“中研院”，1984年），后者為《論中國人的日本觀——以戴季陶的〈日本論〉為中心》（見《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第9期，1980年7月）。另外出版過一些諸如戴季陶與考試院之類的專題著作。與地位相近甚至稍遜的同時同類人物相比，對戴季陶的研究與其身價顯得極不相稱。如今民國史的研究在臺灣也漸入頹勢，戴季陶研究更加引不起新進學人的興趣。
一些在兩岸均不能暢所欲言和秉筆直書的人與事，往往順理成章地成為海外學人的專利，可是戴季陶還是境遇不佳。如果說海峽兩岸忽略戴季陶研究還有政治障礙作梗，那么制約海外學人的要因，則是資料的局限。雖然日本學人對于五四前后的戴季陶及其日本觀等問題不乏佳作，但總的來說，關注面仍限于局部和片段。而且因為對戴季陶的思想活動缺乏全面了解，即使就事論事，也不恰如其分。
有些關鍵人物的言行本身就是厘清歷史發展線索和破解謎團的鑰匙，他們不僅在一個短時期或具體事件里扮演重要角色，而且親歷一個時代的幾乎所有大事，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和影響。不過，人物愈是重要，后來附加于本事之上的成分就愈多，研究的難度相應地愈大。進一步說，人物研究上手雖易，做好卻極難。研究某一人物，不過是由此進入社會歷史的門徑或基點，要想恰當認識和論述特定歷史人物的思維行為，須對相關的一切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禮儀人情、相互關系等等，均有全面而深入貼切的了解。
更有甚者，思維的層面最難征實，人物研究對此卻難以回避，如何才能深入本心而不加附會，須在博覽群書之上有入木三分的見識。或謂學人才智若在研究對象之下，又不能以對象同類的觀念意識反諸其身，則所論大抵非皮相即臆想。重要人物歷經大浪淘沙而凸顯歷史畫面，無論大智大勇還是大奸大惡，或明君，或良相，或能臣，或名士，或奇人，或梟雄，甚至幾朝元老的政壇不倒翁，無不是出類拔萃之人，其心計的繁復縝密，不僅弄人于掌股之上，令當局者迷，而且常常讓自以為是的研究者大上其當還自以為洞若觀火。
三相關資料
戴季陶研究的欠缺，除了人為因素的制約，很大程度受資料條件的限制。有關戴季陶的資料，分散于日本、中國臺灣和大陸，沒有各方的通力合作，難以匯集。陳天錫窮多年之力而不能搜集完整戴季陶的文字，便是明證。而日本方面保存的資料，多為片斷，在中國本土資料的發掘研究尚未展開的情況下，不易充分顯示其價值和意義。同時，1949年后，海峽兩岸長期互相敵對的形勢，使雙方對兩黨要人的研究很難進入學術化的軌道，嚴肅的學人不愿虛耗精力在諸如此類政治功用過強的課題之上。20世紀80年代以后，兩岸情勢和相互關系明顯變化，相互交流增多，這使得戴季陶研究的條件有所改善。
戴季陶當年是有名的才子，運筆如風，文思泉涌，又經過較為系統的西學和國學教育，鉆研過佛學、法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學等，發表過不少長篇專論，因而一生著述極為豐富。其文字除隨時刊諸報紙雜志外，很早就結集出版。有關戴季陶文集的編輯出版情況，以1949年為界，大體分為前后兩期。前期從1912年《天仇文集》開始，可查實的至少有專集和專著21種，與他人合集2種，詳如下列：
1?《天仇文集》，上海，《民權報》發行部，1912年11月。
2?《中華民國與聯邦組織》，上海，中國圖書公司，1914年7月。
3?《中國獨立運動的基點》，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8月。
4?《季陶小文集》，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8月。
5?《季陶論文集》，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8月。
6?《日本革命的過去現在與將來》，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8月。
7?《商會制度之改革》，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8月。
8?《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廣州，民智書局，1925年8月。
9?《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1925年7月。
10?《戴季陶先生最近講演集》，第1編，何思源整理，林霖等筆記，國立中山大學事務管理處出版部，1927年1月。
11?《青年之路》，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2月。
12?《日本論》，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4月。
13?《戴季陶講演集》，上海，新生書局，1928年5月。
14?《黨國要人戴季陶最近言論集》（上下編），上海，大東書局，1928年11月。
15?《戴季陶言行錄》，時希圣編，上海，廣益書局，1929年6月。
16?《戴季陶集》（上下卷），上海，三民公司，1929年11月。
17?《關于西北農林教育之所見》，“孝園叢書”之一，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4年7月。
18?《戴季陶最近言論》，廣州，國立中山大學政治訓育部宣傳部編印，1927年。
19?《戴先生三民主義講演集》，王貽非選編，南昌，江西省三民主義文化運動會，1941年。
20?《學禮錄》，重慶，正中書局，1945年5月。
21?《戴季陶先生的文存》，中國革命書店發行。
22?《西北》，“中國邊疆叢書”之一，南京，新亞細亞學會，1931年10月。收戴季陶的文章5篇。
23?《孫文主義討論集》，陸友白編。收戴季陶文章3篇。
以上各書篇幅一般不大，字數較多的是：《天仇文集》20萬字，《季陶論文集》20萬字，《青年之路》15萬字，《戴季陶集》27萬字。其中有些文章系重復收錄。編輯出版的目的，主要是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
1949年后，中國大陸很長時間幾乎沒有開展對戴季陶的研究，也未注意搜集整理和出版有關資料。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了《戴季陶主義資料選編》，封面題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編”，書中的“說明”指明由林茂生、林章惠編輯，是從1949年以前出版的13種文集、專著以及《星期評論》中選錄48篇與戴季陶主義有關的文章，共27萬字。注明為校內用書，目的在于批判，印數僅850冊。
中國臺灣方面，長期擔任戴季陶秘書的陳天錫從1954年至1962年，以9年之功從事搜討，先后編輯出版了《戴季陶先生文存》（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59年3月）、《戴季陶先生文存續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67年5月），共277萬字。其中后者本來有127萬字，適逢孫中山誕辰百年慶典，將大部分分別編入《革命先烈先進闡揚國父思想論文集》和《革命先烈先進詩文選集》，余下的才單獨成書，次年又出《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續編》。1970年戴季陶八秩初度冥誕，陳天錫在鐘貢勛等人協助下，搜得逸文共12萬字，連同紀念文字輯為《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1971年10月）。后來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還出版過《戴季陶先生墨跡》1冊。
盡管陳天錫編輯的文存各編多達290萬言，但限于條件，仍有不少缺漏，尤其是1920年以前的文字，缺漏最多。1990、1991年，《戴季陶辛亥文集：1909—1913》、《戴季陶集（1909—1920）》分別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前者為全錄，后者為選編，在力所能及的條件下，彌補了以往這一時期有關戴季陶著述的主要缺漏。1920年以后的文字，散見于各報刊而未經收錄的也不在少數，雖已經編輯成稿，因故迄今未能刊出。此外，戴季陶與日本關系密切，先后有不少文章或談話刊登在當時的日文報刊上，神戶大學的久保純太郎博士對此有所用力。
關于戴季陶生平活動的各種記載，臺灣出版過一套戴季陶生平傳記資料，收集了大量回憶錄，《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續編》中有一半的篇幅是紀念專文。大陸出版的各種文史資料和若干專題資料中，多有涉及戴季陶的活動，還有一些極具史料價值的未刊稿。與其他資料相互印證，有助于證出戴季陶活動交往的史事，為理解其思想提供必要條件。
四本書主要內容
本書取材大體包括以下方面：其一，憲政與政治。其二，社會主義與社會問題。其三，三民主義。其四，民族、邊疆與國際問題。這些內容，雖未必能夠涵蓋各個時期戴季陶思想的各個層面，但至少可以兼顧主要領域。而各方面雖然可以分立，但相互還有交叉，不宜孤立看待。
戴季陶留學期間，進入日本大學習法科，受業于日本著名法學家筧克彥，歸國后又在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講習法學和憲法學。這些法政學的學理知識，不僅是他后來議政論政的重要憑借，也是使之成為國民黨有數的理論家的主要基礎。盡管任教于蘇州時他一度在國權與民權之間游移，可是自1910年到上海投身報館任筆政起，鼓吹民權，抨擊政府，主張人民本位，就成為其文字的鮮明色彩。他目光如炬，思想敏銳，辛亥年之初便準確地預見到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內閣將是皇族內閣，民初又率先高揭反袁的旗幟，提出根本改革民國政治之道，在于排除腐敗官僚政治，掃清數千年專制流毒，并從法理、憲法、政治方針、政策等層面詳說共和與專制之戰的道理辦法。繼而主張反對獨裁政治，保障國民權利。其民權論的所有思想、方針、政策，無不以法政學的學理為依據，具有鮮明的理論特色。后來他主持或參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法制法規建設，也算是淵源有自。
憲政與政治和社會民生問題密不可分，社會程度愈低，國家專橫愈甚，因此還在戴季陶剛剛進入輿論界之時，社會主義便引起他的高度關注。其目光后來始終注視各國的社會主義活動，包括組黨、政綱、罷工等等，并且以社會主義為破除專制專橫、構建國民幸福生活的社會秩序的必由之路，進而希望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五四時期，戴季陶深切關心和悉心研究勞工運動，迎受并且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歡呼實行馬克思主義式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俄國十月革命，甚至參與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黨活動。
不過，戴季陶傾向社會主義以至迎受馬克思主義，還是有所保留的。說到底，他對階級斗爭心存疑慮，對革命式的專政尤其感到不安，更多地贊成主張社會調和與合作的社會民主主義。可是，社會民主主義在歐洲各國也是道路分歧，不易取舍仿效。如何在民主自由和社會平等之間趨利避害，使得戴季陶最終放棄了社會主義的取向，回到他認為與社會主義一脈相通的三民主義的軌道上來。
國民黨改組之前，戴季陶可謂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面見孫中山之后，很快成為后者的機要秘書，長期追隨左右。雖然他與孫中山之間有過意見分歧，甚至行動上也一度出現過若即若離的傾向，但總體上還是服膺孫中山的人格及其三民主義。他在報刊上發表的諸多文字，主旨都是不遺余力地宣傳、解釋孫中山和國民黨的思想及主張。由于戴季陶長期跟隨孫中山，許多文字還可以直接間接地反映孫中山的思想言行。如孫中山任鐵路督辦時，戴季陶擔任其黨政機要秘書，每天早上8時即到孫中山的寓所，“敬聆講授建國之道，并奉命記之，百余日間，成《民國政治綱領》及《錢幣改革要義》兩書，凡數萬言”《宋子文先生五旬晉二壽序》（1945年12月），見陳天錫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4冊，1444頁。。前者以《民權報》增刊的形式發表，題為《民國政治論》，實際上全面表述了孫中山的政治觀念和主張。
戴季陶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向往社會主義，也與孫中山的認識密不可分。孫中山一開始就認為社會主義與三民主義是同道，只不過他心目中理想的社會主義，并非蘇俄式的社會主義，而是歐洲各國盛行一時的社會民主主義。令人困惑的是，正是在與社會主義相關的問題上，戴季陶罕見地前后兩度與孫中山發生意見分歧，甚至導致行動上的若即若離。而且兩次分歧的取向似乎截然相反。前一次是參與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經過孫中山的再三訓斥勸阻，才沒有繼續往前走得更遠；后一次則是反對孫中山實行容共政策，在孫中山及廖仲愷等人的一再勸說督促下，雖然勉強回到孫中山身邊，態度卻一直消極。
孫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在短短幾個月里便出版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以道統論、民生哲學重新解釋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及國共合作，形成名為“純正三民主義”的戴季陶主義，成為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統治思想。從積極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到回歸傳統，除了思想上前后的內在聯系，國民黨即將主導國民革命取得全國政權，由打天下轉為坐天下，由革命黨變成鞏固政權的黨的時勢變化，當為一大要因。這再度顯示出戴季陶敏銳的政治預見性，戴季陶主義順理成章地成了為蔣介石政權建立綱紀的思想武器。只是如此一來，這位國民黨的理論家就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在思想戰線的頭號敵人。
戴季陶是國民黨內有數的國際問題專家，又因為信佛而參與宗教活動，進而與邊疆民族事務頗多聯系。從進入輿論界之始，他就不斷對國際、邊疆和民族事務發表評論，后來又主持或參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相關方針政策的制定。國民政府處理邊疆民族問題，雖然歷來認為不利于民族自決，受到批評甚多，其實是延續清朝的一些成法，并非一無可取之處。而戴季陶在國際事務方面，影響尤為重要，特別是對日決策。
戴季陶的日本觀是前人研究的重點，成績也較為突出。戴季陶寫有《日本論》，他被認為是近代中國“知日三白眉”之一，《日本論》與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周作人的散文集鼎足而立，甚至被推為其中最好的一本。問世以來，已有多種日文譯本。但是，國人內部的反應卻差若天淵。出版之始，在國民黨上層和知識界的部分人士中還博得一些好評，很快就隨著戴季陶處理九一八事變時的妥協退讓，而為民族情緒空前高漲的民眾所棄置。直到20世紀70年代，臺灣大學政治系許介麟教授撰寫《近代日本論》時，還坦言其目的是一箭三雕。“所謂三雕，就是第一戴季陶的《日本論》，第二林房雄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第三美國賴謝和所代表的《日本現代化論》。”《近代日本論?序論》，臺北，故鄉出版社，1987。該書1979年用日文出版，1987年臺灣出版中文本，1989年2月中國文史出版社以臺灣原版叢書總目《誰最了解日本》為題再版。
他對戴季陶的《日本論》，特別是日本方面對戴著的高度評價予以激烈抨擊，認為戴季陶在明治維新、軍國主義、天皇制等日本近代史的關鍵問題上，存在許多錯解，進而找出其論點與林房雄、賴謝和等人的內在聯系，揭示他們所以受到好評的社會政治原因。
戴季陶的《日本論》至少蘊涵兩重意義：其一，一位近代中國的特殊人物對日本的獨特認識；其二，從中日關系演變史的角度來看待日本，即認識對象是日本，言說對象卻是國人。因此，既不能單從對日本社會發展的認識深度來評估，也不能視為“總括的代表中國人的日本觀”，更不能靜止和夸大地看待《日本論》所表達的戴季陶的對日觀。
對戴季陶《日本論》的分歧看似對立，但若仔細體察，認識方法如出一轍，即都將《日本論》視為戴季陶對日觀的恒定表述，忽略了戴季陶對日觀形成、發展、變化的長期復雜過程，以及對此產生作用的各種相關因素，沒有將《日本論》置于這一過程的一定階段加以考察；都從一定的政治或理論立場出發，僅僅依據戴季陶的一兩種相關著述闡述和發揚各自的觀點，而忽視了《日本論》也是戴季陶在一定的背景下為特定目的和對象而作，不能涵蓋其對日觀的整體。結果，圍繞《日本論》而展開的爭議，實際上成為各種觀念分歧的延續，對于《日本論》的解讀和認識深化，反而作用不大。
《日本論》是由1919年8月發表于《建設》雜志的《我的日本觀》增補改寫而成，兩文相較，行文與結構，《日本論》幾乎是移植《我的日本觀》，前14節只是略有增補，第15節至第24節則為后來加寫。而《我的日本觀》又是對1917年至1918年發表于《民國日報》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一文的補充。按照戴季陶自己的講法，后者“是關于日本這個題目的一部分，側重于日本最近的政局及其十年來的親善政策”，而《我的日本觀》則著重從歷史文化和社會的角度對日本進行深入剖析。“日本和中國有什么沖突，為什么會沖突，沖突點在什么地方，我前年所著《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和去年所著《我的日本觀》兩篇文章，自信把這個問題的根底已經解析了許多。并且在那兩篇文章上，把‘國際間的日本’的意義，自信也加了一個較為充分的說明。”戴季陶：《滿蒙山東與東部西比利亞》，載（上海）《民國日報》，19200101。由于目的各異，《日本論》并未收錄《最近之日本政局及其對華政策》的內容。
戴季陶日語極佳，留學期間，由于修習政法專業，關注日本明治維新后的政治和法制建設，讀了不少相關書籍，并注意日本政局和社會的動向。到上海任記者后，日本及相關問題就成為戴季陶筆鋒所向的重點之一。目前已經搜集到的1920年以前戴季陶的1000余篇文字中，專論日本問題的長文31篇，短評32篇，附帶論及的41篇。除了前面提到的各文外，要全面探討其對日觀的形成發展，應當仔細梳理這些長文短評的本意和演化，其中不乏精彩見解。如1911年3月12日《天鐸報》所載《排外與親外》一文論道：“排外者，手段也，政策也，利害關系也；親外者，事實也，人情也，世界之趨勢也。吾國之國民，既不能不人人有排外之能力，亦不能不人人有親外之思想。唯能排外，然后可作強國民；唯能親外，然后可作大國民。”這庶幾可為理解戴季陶對日觀復雜性的關鍵。
1920年以后，戴季陶仍不斷發表關于日本問題的著述言論，如1925年的《日本革命之過去現在與將來》，以及《日本論》發表前后撰寫的《東方形勢之日本與中國》、《反對日本暴力壓迫與中國國民自強的基本工作》、《日本之對華政策與其政治組織》等重要文章，其中談到認識日本問題的態度與方法。即使在《日本論》問世之后，戴季陶對日本的觀察也并沒有就此停止，隨時準備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調整、修改、充實具體的觀念主張。
時序變動而外，還要考慮戴季陶就日本問題發表意見的背景、動機、對象、目的等各種因素。在基本框架形成之后，隨著條件的變更，表達的重點和方式也會相應有所改變。如戴季陶從來認為日本及中日關系與列強及東亞全局密切相關，因此必須了解他對各方面相關問題的態度主張，才能準確認識其對日觀。此外，應當特別注意，不要將別人的評論與戴季陶的對日觀相混淆，作為論說的依據。
戴季陶曾向胡漢民征詢其對《我的日本觀》一文的看法，后者認為文字尚佳，但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的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戴季陶佩服此評語“一語道破”。他寫《日本論》，就是想“改正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全以平心靜氣的研究”。胡漢民讀后掩卷嘆服道：“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是要還它一個究竟是什么和為什么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日本論》，胡序，上海，民智書局，1928年。
然而，這種態度以及由此得出的結論，在不同方面引起的反應大相徑庭。姑不論各方意見的是非正誤，應當看到，戴季陶在對日問題上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既是冷靜客觀的學者，又是國家民族的法統代表和國民黨對日國策的決策人，其身份矛盾決定了他的態度必然因時因地而異。就前兩種身份而論，戴季陶的觀點大體不錯。他很早就明確指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必然性，斷定政府的更替不可能改變或扭轉其基本趨勢，中日兩國間大規模的沖突不可避免，而日本永遠不可能令中國徹底滅亡。同時他又認為，日本對外侵略擴張是明治維新后國力膨脹的結果，帶有全民性，想要扼制或與之對抗，根本的解決辦法，是像日本那樣發展現代化，實現中國自身的富強，并以中國傳統文化彌補日本式現代化帶來的種種弊端。
民國成立后，一方面中國改變了單純模仿日本的做法，比較參照先進各國的優劣短長，另一方面，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勢和爭霸大陸的野心，激起中國人日益強烈的反日情緒。戴季陶試圖綜合排日與親日兩種傾向而克服各自的偏頗，可是，當他將這種態度運用于制定對日政策時，卻助長了對日妥協。以戴季陶的某些言論為日本的侵略擴張辯解，或因此而否定其基本認識與估價，都是簡單化的曲解。戴季陶對日觀的癥結，在于他面對日本的武力進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對外妥協，縱容和刺激了日本的侵華野心。這雖然是國民黨高層的共識，并為一部分知識分子所贊同，卻遭到其他黨派和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的反對。作為對日國策的主持制定者，戴季陶難辭其咎。他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曾將解決九一八事變的原委過程概括記錄，為自己的言行留一辯辭。
將戴季陶關于日本問題的著述言論及其與日本有關的活動聯系全部匯集起來，按時序梳理編排，可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依據。在全面掌握戴季陶對日觀的不同表述，尤其是他與日本各界的交往聯系以及與中國對日決策相關人士的關系的基礎上，重新考察其對日觀，當有更加深刻而貼切的認識。近年來在這方面努力較多的是東京大學博士張玉萍。只有全面細致地把握戴季陶與日本的關系，才有可能恰當理解其對日觀，這也是認識理解戴季陶所有思想的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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