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廟：儒家的先賢祠（簡體書）

“碧山”是一系列試圖尋找重返我們傳統家園之路的MOOK雜志書，試圖以現代人的視角重新梳理傳統文化在中國人的生產和生活中的位置，并以此為源頭探討展開傳承與創新行動的可能。“碧山”在我們看來不僅是一個地理名稱，更是我們傳統家園和心靈原鄉的象征。《碧山》系列圖書將集中于探討我們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對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的批判。
本輯“文廟：儒家的先賢祠”，有“專題、行動民藝、傳承與表現、去國還鄉、故土殘調、讀影、品書、觀展”八個專欄。本輯文章有： 《垂教于世：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的孔廟》（沈暘）、《臺北孔廟的九二八釋奠典禮與春季典禮》（高振宏）、《安徽文廟——以旌德和桐城文廟為例》（方光華）、《天下文樞》（葉兆言）、《東瀛孔廟管窺》（張渭濤）、《消隱于日本社會的儒學》（傅舒蘭），等等。

左靖，1970年11月生。策展人，出版人，《碧山》雜志書主編。現居黟縣、北京和合肥。2002年參與創辦中國第一個三年展——中國藝術三年展（后更名為南京三年展）。2006年底創辦《當代藝術與投資》雜志。2011年和歐寧發起碧山共同體計劃，開始致力于鄉村建設。他曾擔任南視覺美術館（南京）執行館長、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北京）藝術總監。作為藝術教育者，他在安徽大學教授紀錄片和當代藝術課程；作為獨立電影的推廣者，他曾擔任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和中國紀錄片交流周的策展人，并發起、創辦“藝術空間放映聯盟”（ISAAS）和“中國獨立影像*館”（CIFA）；他曾經策劃過很多當代藝術展覽，其中包括“未來考古學”第二屆中國藝術三年展、“詩意現實：對江南的再解讀”、“趣味的共同體”、“在瓦倫西亞55天：中國當代藝術展”、“我的大學：劉大鴻與雙百工作室”等，并為藝術家顏磊、王音、董文勝、高世強等策劃過個展。他曾應邀在奧地利、西班牙、智利、日本、巴西和挪威的一些藝術中心和博物館策劃展覽。他還曾主編《工作坊：藝術家是如何工作的》、《另類的表述者：他們的行為、舞蹈和錄像》、《紀錄何為：對大師與他們作品的凝視》等等。他目前的工作領域包括鄉村建設、獨立電影和當代藝術。

“碧山”是一系列試圖尋找重返我們傳統家園之路的MOOK雜志書，試圖以現代人的視角重新梳理傳統文化在中國人的生產和生活中的位置，并以此為源頭探討展開傳承與創新行動的可能。“碧山”在我們看來不僅是一個地理名稱，更是我們傳統家園和心靈原鄉的象征。《碧山》系列圖書將集中于探討我們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對不盡如人意的現實的批判。

卷首語 文廟一瞥（左靖）

卷一 專題
1．垂教于世：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的孔廟（沈暘）
2．臺北孔廟的九二八釋奠典禮與春季典禮（高振宏）
3．消隱于日本社會的儒學（傅舒蘭）
4．文德意象的寄寓之地：以安徽省旌德文廟為例（方光華）
5．天下文樞（葉兆言）
6．論孟子的儒學異端及其被驅文廟（羅祖基）
7．一刀截斷了一個時代——清初哭廟案隨想（王學斌）
8．再思“評法批儒”運動：以重返“70年代”的方式（丁雄飛 羅崗）

卷二 行動民藝
1．黟縣百工（五）（郭晨）
2．蘇州風物保護的《漢聲》實驗（翟明磊） 卷首語 文廟一瞥（左靖）

卷一 專題
1．垂教于世：中國古代地方城市的孔廟（沈暘）
2．臺北孔廟的九二八釋奠典禮與春季典禮（高振宏）
3．消隱于日本社會的儒學（傅舒蘭）
4．文德意象的寄寓之地：以安徽省旌德文廟為例（方光華）
5．天下文樞（葉兆言）
6．論孟子的儒學異端及其被驅文廟（羅祖基）
7．一刀截斷了一個時代——清初哭廟案隨想（王學斌）
8．再思“評法批儒”運動：以重返“70年代”的方式（丁雄飛 羅崗）

卷二 行動民藝
1．黟縣百工（五）（郭晨）
2．蘇州風物保護的《漢聲》實驗（翟明磊）

卷三 傳承與表現
1．二十四節氣時與地冬季篇（邱志杰）
2．緬懷俞師探俞學（中）（薛正康） 

卷四 去國還鄉
1．梭羅，巴勒斯和霍爾——美國早期返土歸田運動中的文化即興者（孫云帆）

卷五 故土殘調
哭廟（詩十首）＋苦山水（水墨四幅）（楊鍵）

卷六 讀影
1．亂世微光——費穆電影《孔夫子》（張泠）

卷七 品書
1．未濟——井上靖的小說《孔子》（王佳月）
2．知識分子的宿命（蘇七七）

卷八 聞藝
1．整一性態度——四重創作后的《孔子哭了！》（王志亮）
2．睡廟——付曉東對梁碩的訪談（付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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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高祖劉邦在曲阜以大牢祠孔子，開創帝王祭孔的先河，至南北朝近八百年間，華夏大地歷經朝代更替、國家分裂、佛教興盛，但祭孔、立廟相沿不廢，并藉由官方行為逐步建立起及鞏固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在世人心目中和國家統治機器中至高無上的地位。此間，“廟學合一”的雛形早已出現，其源頭可能是曹魏黃初二年（221年）“議郎孔羨為宗圣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韂之，又于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的闕里孔廟的家廟、學校一體。再歷以東晉建康國學夫子堂建立為發韌的都城廟學制的形成，地方學校立孔廟逐漸發展，經北魏地方郡國學校教育制度的創立，北齊令地方學校皆設孔顏廟，最終定型于唐代。
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 凸顯了普及地方孔廟的官方意旨。原則上百姓不得任立孔廟，且祀禮位列國家大典，亦反映了孔廟的政治權威性。孔廟建筑于學校，明確了二者并立的不可分割，即所謂“廟學制”的真正確定和推行，如《唐六典》載國子監“廟干”職責為“掌灑掃學廟”， 劉禹錫《許州文宣王新廟碑》載“灑掃有廟干”， 韓愈《處州孔子廟碑》載“惟此廟學” 等等，均將廟、學相提并論。宋時“廟學”的使用頻率已頗高，入元后更出現了收錄窩闊臺至成宗大德間（1297-1307年）與之相關的奏章專輯——《廟學典禮》，證之已明確制度化；誠如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真宗所言：“講學道義，貴近廟庭。” 孔廟是學校的信仰中心，學校是孔廟的存在依據。
迄至清末，全國已遍布1560余座孔廟， 地方城市不論規模大小或建置等級都不可或缺之，其現象本身獨具意義。孔廟的象征意義、祀典活動及建筑配置等，與城市的管理運作、空間組織及日常生活等復雜系統有著密切關聯。

相地擇址

孔廟興建之基址選擇不外乎二種：因城市其他舊有建筑或拆其材為之；新址新建，原有孔廟的遷建亦與此類同。前者涉及到城市中正在使用或廢棄的多種建筑類型，如佛寺、道觀、驛站、官舍、城隍廟、倉庫等。其共同特點在于原有建筑較為恢宏，基址較為廣大，符合孔廟多重功能（祭祀、教育、生活等）開展的條件，且以寺觀為最。亦有流傳至今者，如河北正定 、山西平遙 的文廟大成殿（圖1、2），原本皆為佛殿。
新基的選擇，則非隨意為之。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及《續編》進行統計，顯示孔廟選址以東最甚，次之為東南、西，再次乃處于一個數級的南、東北、北、西南，而西北最少。再將之按不同的省份歸納，地域的差異并未明顯地波及廟學選址的趨同。
據《周易》“說卦”編，八卦之圖有二：（1）乾坤居南北，離坎居東西，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2）離坎居南北，震兌居東西，所謂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宋）邵雍認為文王作易，前者應天之時，后者應地之方，故陰陽風水家皆取后者為用。 孔廟選址的數據表明，位于東方或東南方并不是偶然的現象，較受控于所謂后天八卦的意識形態影響。如明時陜西韓城的祠廟布局即與陰陽五行中的禮象五形理論甚為吻合：“至圣先師孔子則廟于邑之震域，風云雷雨則壇于邑之巽域，社稷則壇于邑之乾域，邑歷則壇于邑之坎域，城隍則廟于邑之艮域。” 
宋以降，風水陰陽說已大行其道，此后的孔廟選址現象不出時代背景，而此前的狀況如何？檢閱史料，雖明確記載方位者不多，但“文明之方”的用詞頗為頻繁。“凡泮宮多居治廨之東南，其取文明之方乎？” 其義甚明，不僅解釋了“文明之方”的所在，亦證之古時確有將無形的吏治系統以選址的方式，堅實地投影于城市的構成空間。
宋以后往往將地方科舉的興盛與否歸咎于孔廟選址，為振興“文運”，常“人謀龜筮” 、“考諸陰陽家者之說” 另擇吉地。既然各處地形地貌不一，基于不同流派和個人色彩的風水蠱惑就更加“見仁見智”了。如宋時漳州儒生對“陰陽家者流，拘而多忌，每恥言之”，然“自有龜筮以來，則有相方面勢之宜。盤庚遷都，周公營洛，皆其事也”，何以“獨于漳學而疑之”？蓋因“唐有周幾本先生者，讀書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峰，其后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為名第山。然則漳之儒學，蟬聯不絕，蓋有端緒，夫以周先生破天荒為儒學唱”。 
當然，孔廟的選址或遷址不可能一味地顧及所謂“文明之方”的全局性因素，而對變化繁復的地方狀況置若罔聞，諸如城市地理、孔廟周邊環境、行政區劃等級變動等，皆會影響之，如： 
（1）城市地形的影響，或依山麓走勢（圖4），或困于卑下湫隘而遷往爽塏，或為交通便利。又或是借城中河湖之活水，孔廟一般建在河渠之北，南側河流恰好與廟中泮池溝通，抑或直接借河為泮。
（2）若鄰近市場或民居密集區，其“喧囂混淆”不僅“失夫古人處士于燕閑之義”， 且不利孔廟的肅靜氣氛和教學的進行。
（3）其它的城市職能建筑的迫近遮擋，或移之，或遷孔廟。
且諸般因素，往往疊加施與。如徽州府文廟，自唐至宋“在城之東北隅”，太平興國三年（978年）、熙寧四年（1071年）兩遷于烏聊山，“山高地狹，不足以容眾；”嘉祐四年（1059年）、元祐元年（1086年）兩遷于南園，“瀕江地卑，常有泛濫之患；”紹圣二年（1095年）復遷“東北隅，既足以容眾，且無水患，蓋其勢不得不遷，非好異也。新學據山川形勢之勝，得陰陽向背之宜，自今以往，取高科、登顯仕者比比相望”； 幾乎遭遇了以上陳列的所有牽制。 
概括而言，孔廟擇址的所謂風水考量是較為樸素的，不似諸如陽（陰）宅堪輿中的眾多忌諱或講究，回溯風水本源《周易》即明：“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亦可視為孔廟選址的理論注腳。或征諸《禮記》，則“獨記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 小至縣城，“亦國也，子男之制，其可忽哉？” 
對于并無所謂科學世界觀的古代社會，將孔廟定位在朝氣蓬勃的日出之向，或是山環水繞的優雅之境，恰是古人真誠愿景的付諸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