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傳(中學版)（簡體書）

《名人傳》描述了處于不同時代、不同民族的三位偉大藝術家的精神力量和心靈之美。他們是19世紀德國偉大音樂家貝多芬、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開朗琪羅、俄國文壇巨子托爾斯泰。本書的三位傳主都是人類歷史上極富天才而創建至偉的人物，他們的人生豐富多彩，他們的作品精深宏博，他們的影響歷經世代而不衰。作品緊緊把握住這三位不同領域藝術家的共同之處，著力刻畫他們在憂患困頓的人生征途上歷經苦難而不改初衷的心歷路程，凸現他們崇高的人格、博愛的情感和廣闊的胸襟，從而為我們譜寫了一闋“英雄交響曲”。

叢書顧問：溫儒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語文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聘義務教育語文教科書總主編，國家級“高校教學名師”。

叢書主編：蘇立康，中國教育學會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原理事長。北京教育學院教授。曾憲梓獎獲得者。中國中學語文教育資深專家，全國中學生閱讀教育的領軍人物。

執行主編：張在軍，“民族興亡，閱讀有責”的命題提出者。先后被授予 “全國十佳教師”“中國十大杰出教師孺子牛金球獎”等稱號；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朱镕基、李鵬、李瑞環、李嵐清、劉華清、劉云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10多次接見。應邀在全國作報告《超越平凡，成就卓越》等300余場。

作者：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1866-1944），法國思想家、文學家，法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小說家、傳記文學，音樂評論家和社會活動家。著有《名人傳》《約翰·克利斯朵夫》等。

◆新課標推薦；由“中語會”原理事長、全國中學生閱讀教育的領軍人物蘇立康主編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羅曼·羅蘭最引以為榮的作品,一百多年來最具影響力的傳記文學，被譯成100多種文字，暢銷逾上千萬冊
◆以感人肺腑的筆墨，著力刻畫巨人們在擾患困頓的人生征途上歷盡苦難與顛躓而不改初衷的心路歷程
◆被高爾基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
◆精美的插圖，雅致的書簽，凡購書者皆可參加“創新閱讀”大賽
◆小學生閱讀必備，家長為孩子購書時的首選

★羅蘭要為具有巨大精神力量的英雄樹碑立傳，讓世人‘呼吸到英雄的氣息’。尤其是《貝多芬傳》，強調自由精神，作者在音樂方面表現出精湛的修養，吸引了人們的注意。《托爾斯泰傳》頌揚這位俄國作家對愛和真的追求，對全人類的熱望，對藝術壓倒暴力的信念和不抵抗主義。
——鄭克魯
★你只要打開羅曼·羅蘭的《名人傳》，生命的烈火就會撲面而來。
——傅雷

第一卷
■ 貝多芬 ■
貝多芬傳

一心向善，愛自由高于一切。
就是為了御座，也絕不背叛真理。
——貝多芬
他矮小粗壯，一副運動員的結實骨架。一張土紅色的闊臉龐，只是到了垂垂老矣臉色才變得蠟黃，病態，特別是冬季，當他被困于室內，遠離田野的時候。他額頭突起，寬大。頭發烏黑，極為濃密，似乎梳子都從未能梳通過，毛戧立著，似“墨杜薩①頭上的蛇”。他的雙眼閃爍著一種神奇的力，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為之震懾；但大多數人會弄錯其細微差異。由于兩只眼睛在一張褐色悲壯的臉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們一般都以為眼睛是黑的；其實不是黑的，而是藍灰色。這兩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興奮或激憤時會突然變大，在眼眶里轉動，反映出它們夾帶著一種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來。它們常常朝天投去一抹憂愁的目光。鼻頭寬大短方，一張獅面臉。一張細膩的嘴，但下唇趨向于超出上唇。牙床可怕至極，好像連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頜有一個深深的酒窩，使臉極其地不對稱。莫舍勒斯說：“他笑起來很甜，交談時，常帶著一種可愛而鼓舞人的神情。與之相反，他的笑卻是不對勁兒的、粗野的、難看的，但笑聲并不長。”——那是一個不習慣歡樂的人的笑。他平素的表情是陰郁的，是“一種無法醫治的憂傷”。1825年，雷斯塔伯說看見“他溫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時，需要竭盡全力來忍住流淚。一年后，布勞恩·馮·布勞恩塔爾在一家小酒店碰到他，他正坐在一個角落里，抽著一支長煙斗，雙目緊閉，仿佛隨著死神的臨近，他越來越這樣了。有個朋友跟他說話，他凄然地微微一笑，從口袋里掏出一個小小的談話本，并用其聾子常有的尖聲讓對方把想要他干什么寫下來。——他的臉色經常變化，或是他正彈琴時被人撞見的時候，或是突然有靈感出現的時候，有時甚至是在街上，使行人大驚失色。“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變得格外的嚇人；嘴唇發抖；一副被自己招來的魔鬼制伏的巫師的神態。”如同莎士比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烏斯·貝內迪克特說他“像李爾王”。
路德維希·馮·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屋的可憐的閣樓上。他祖籍弗朗德勒。其父是個無才華而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親是個女傭，是一名廚師的女兒，她第一次嫁給一個男仆，喪夫后改嫁貝多芬的父親。
苦難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過家庭的溫情。自一開始，人生就向他顯示出他未來的命運似一場凄慘而殘暴的戰斗。他父親想開拓他的音樂天賦，把他炫耀得如同一個神童。4歲時，父親就把他一連幾個小時地釘在羽管鍵琴前，或給他一把小提琴，把他關在房間里，壓得他透不過氣來。他差一點因此而永遠厭惡藝術。父親必須使用暴力才能使貝多芬學習音樂。年少時的他就得為物質生活而操心，想法掙錢吃飯，為過早的重任而愁煩。11歲時，他進了劇院樂團；13歲時，他當了管風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親。“對我來說，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愛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當我會喊‘媽媽’這個甜蜜的稱呼，而她又能聽見的時候，誰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結核；貝多芬以為自己也染上了這個病；他已常常覺得不適；再加上比病痛更加殘酷的憂郁。17歲時，他成了一家之主，擔負起對兩個弟弟進行教育的責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親退休，后者已無力掌管門戶：人家把父親的養老金都交給了兒子，免得他亂花。這些悲慘事在他心中留下了一個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個親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終珍視的布勒寧一家。可愛的埃萊奧諾雷·德·布勒寧小他兩歲。他教她音樂，并領她走向詩歌的路。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許二人之間有了一種挺溫柔的感情。埃萊奧諾雷后來嫁給了韋格勒醫生，后者也是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們之間的一種恬靜友情都一直保持著，韋格勒和埃萊奧諾雷與忠實的老友之間的書信可資為證。當三個人都垂垂老矣時，友情更加的動人，而且心靈仍如從前一樣的年輕。
盡管貝多芬的童年如此悲慘，但他對童年，對童年待過的地方，始終留有一種溫馨而凄涼的回憶。他被迫離開波恩，前往幾乎度過了其整個一生的維也納，在大都市維也納極其無聊的近郊，他從未忘懷過萊茵河谷以及他稱之為“我們的父親河萊茵河”；的確，它是那么的活躍，幾乎帶有人性，仿佛一顆巨大的靈魂，無數的思想和力量從河里流過，沒有任何地方比親切的波恩更加美麗，更加威武，更加溫柔，萊茵河以它那既溫柔又洶涌的河水浸潤著它那濃陰掩映、鮮花遍布的堤坡。在這里，貝多芬度過了他的頭二十年；在這里，他少年心靈之夢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似懶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霧氣籠罩著的白楊、矮樹叢和垂柳，以及果樹，都把它們的根浸在平靜但湍急的水流中——還有那些村莊、教堂、甚至墓地，懶洋洋地睜著好奇的眼睛俯瞰著河岸——而在遠處，泛藍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繪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廢墟的古堡矗立著，顯現出瘦削而古怪的輪廓。對于這片土地，他的心永遠地維系在上面；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夢想著再見到它，但始終未能如愿。“我的祖國，我出生的美麗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終與我離開它時一樣的美麗，一樣的明亮。”
大革命爆發了；它開始席卷歐洲；它占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中心。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冊入學；他聽未來的下萊茵州檢察官、著名的厄洛熱·施奈德教授在該校上的德國文學課。當攻克巴士底獄的消息傳到波恩時，施奈德在課堂上朗誦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詩，激起了同學們的熱情。第二年，他發表了一本革命詩集。在預訂者的名單中，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勒寧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正當戰爭逼近時，貝多芬離開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樂之都維也納定居下來。途中，他遇到向法國挺進的黑森軍隊。想必他的愛國之情又油然而起。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貝格的戰斗詩篇譜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頌大革命的敵人純屬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貝多芬。自1798年起，盡管奧地利和法國的關系緊張，但貝多芬仍同法國人，同使館，同剛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特將軍過從甚密。在交往之中，他擁護共和的情感愈發堅定，而且人們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歲月中，這種情感得到了強有力的發展。
這一時期，施坦豪澤替他畫的一張像，較準確地表現了他當時的形象。與貝多芬以后的畫像相比較，這幅畫像無異于蓋蘭①的拿破侖像之于別的拿破侖畫像，那張嚴峻的臉，充滿著拿破侖似的野心勃勃的烈焰。畫中的貝多芬比實際年齡顯得小，瘦瘦的，筆挺的，高領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緊張。他知道自身的價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1796年，他在筆記里寫道：“勇敢不屈！盡管身體虛弱，但我的天才將會得勝的……25歲！這不已經到了嗎！我25歲了……人必須在這一年顯示出他的完整來。”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說他很傲慢，舉止粗俗，陰郁，說話時帶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有幾個密友了解他藏匿在這種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給韋格勒寫信時，第一個念頭便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手頭拮據，而我一時又湊不夠錢的話，我就只需要往桌前一坐，不多的一會兒工夫，我就能使他擺脫困境……你看這有多美。”在稍遠處，他又寫道：“我的藝術應該為窮人們的利益作出貢獻。”
苦痛已經敲響了他的門；它纏住了他，不再離去。在1796年到1800年之間，重聽①開始嚴重起來。耳朵晝夜不停地嗡嗡直響；他的內臟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聽力越來越差。有好幾年工夫，他都沒把這事告訴任何人，甚至他最親愛的朋友；他總躲著別人，免得自己的殘疾被人發現；他獨自深藏著這個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時，他無法再隱瞞了；他絕望地告訴了他朋友中的兩位：韋格勒醫生和阿曼達牧師：
“我親愛的、我善良的、我真摯的阿曼達……我多么希望你能經常待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最寶貴的部分，我的聽力，大大地衰退了。早在你還在我身邊的時候，我已感覺到征兆了，可我一直瞞著；后來，情況就越來越糟糕了……我能治好嗎？我當然是抱有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因為這類疾病是最無法醫治的。我不得不悲慘地生活著，避開我所珍視的一切，而這又是在一個如此悲慘、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得隱藏在凄慘的聽天由命之中！無疑，我是想過要戰勝所有這些災禍的；但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說：“……我在過著一種凄慘的生活。兩年來，我避免一切交際，因為我不可能與人交談：我是個聾子。如果我干著其他什么職業，這也許還有可能；但干我這一行的，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況。我的仇敵可不少，他們對此會說些什么！……在劇院里，我不得不坐在貼近樂隊的地方，這樣才能聽明白演員們在說些什么。要是稍微坐得遠一點的話，我就連樂器和歌聲的高音都聽不見……當別人輕聲說話時，我幾乎聽不見，但要是別人大聲喊叫時，我又難以忍受……我經常詛咒我的一生和造物主。普魯塔克①引導我走向隱忍。但只要有可能，我就要向我的命運挑戰；但是，在我一生中的一些時刻，我是上帝最可憐的造物……聽天由命！多么可悲的逃避啊！然而，這卻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
這種悲劇式的愁苦在這一時期的一些作品中有所表現，如作品第十三號的《悲愴奏鳴曲》（1799年），尤其是作品第十號的鋼琴曲《第三奏鳴曲》的廣板（1798年）。奇怪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帶有這種愁苦，還有許多作品，諸如歡快的《七重奏》（1800年）、清澈的《第一交響樂》（1800年）等，都反映著一種年輕人的無憂無慮。想必是一定得有一段時間才能讓心靈習慣于痛苦。心靈極其需要歡樂，所以當它沒有歡樂時，它就得自己制造歡樂。當“現在”太殘酷的時候，它就在“過去”生活。過去的幸福時光不會一下子消失；它們的光芒在不復存在之后仍將長久地照耀著。在維也納單寒羈旅②的貝多芬，常沉湎于對故鄉的回憶之中；他當時的思想中充滿了對故鄉的思念。《七重奏》中以變奏曲出現的行板的主題就是一支萊茵歌謠。《第一交響曲》也是一個贊美萊茵河的作品，是青少年笑迎夢幻的詩歌。它是快樂的，慵懶的；人們在其中可以體味出取悅于人的那種欲念和希望。但是，在某些段落中，在《引子》里，在某些低音樂器的明暗對比里，在荒誕的諧謔曲里，人們多么激動地發現那青春的面龐上顯露出未來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③在《圣家庭》中所畫的嬰孩的眼睛，人們認為從中已經可以看出不久將至的悲劇了。
除了這些肉體的痛苦而外，又增添了另一種苦痛。韋格勒說他從未見過未帶強烈熱情的貝多芬。這些愛情似乎一直是純潔無邪的。激情和歡娛毫不搭界。人們今天將二者混為一談，那證明大多數人愚昧無知，不懂得激情及其難求。貝多芬在心靈中有著某種清教徒的東西；粗俗的談論和思想令他厭惡；在愛情的神圣方面，他有著一絲不茍的看法。據說他不能原諒莫扎特，因為后者糟蹋自己的才華去寫《堂·璜》。他的摯友辛德勒肯定地說：“他帶著一種童貞走過了一生，從未有過因任何脆弱而需要責備自己的。”這樣的一個人生就是要受愛情的欺騙，是愛情的受害者。他就是這樣。他不斷癡情地去戀愛，他不斷地夢想著幸福，但幸福一旦破滅，隨即便是痛苦的煎熬。必須在那種愛情和高傲的反抗的交替之中去尋找貝多芬最豐富靈感的源泉，直到他性格之激昂隱忍于悲苦之中的年歲為止。
1801年時，他激情的對象好像是朱麗埃塔·居奇亞迪，他把他那著名的名為《月光奏鳴曲》的佳作題獻給了她。他在給韋格勒的信中寫道：“我現在以一種更溫馨的方式在生活，并且與人接觸得也多了……這一變化是一位親愛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愛我，我也愛她。這是我兩年來所擁有的初次幸福時光。”他為此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首先，這段愛情使他更加感受到自己殘疾之苦，以及使他陷入不可能娶這個他所愛的女子的艱難之境況。再者，朱麗埃塔風騷，稚氣，自私；她使貝多芬很痛苦，而且，1803年11月，她嫁給了加倫貝格伯爵。這類激情摧殘心靈；而像貝多芬那樣，在心靈已經被病魔弄得脆弱了的時候，這類激情有可能把心靈給毀滅了。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似乎要一蹶（jué）不振①的時刻。他經歷了一場絕望的危機，他的一封信使我們了解了這一點，那是他那時寫給兩個弟弟卡爾和約翰的遺囑，上面注明“待我死后方可拆閱并執行”。這是反抗的和撕心裂肺的痛苦的吶喊。聽見這種吶喊不能不讓人悲從中來。他幾近結束自己的生命了。只是他那不屈的道德情操阻止了他。他痊愈的最后希望破滅了。“甚至曾一直支撐著我的那崇高的勇氣也消失了。噢，主啊，給我一天真正的歡樂吧，就是一天也好！我已那么久沒有聽到歡樂那深邃的聲音了！什么時候，啊！我的上帝，什么時候我再能見到它啊？……永遠也見不到？——不，這太殘忍了！”
這是一種垂死的悲鳴；不過，貝多芬又活了25年。他那堅強的性格不可能屈服于挫折。“我的體力隨著智力的發展比以往更加增強……我的青春——是的，我感覺到它了——才剛剛開始。我每天都在接近我一直窺見而又無法確定的目標……啊！如果我能擺脫這病魔，我將擁抱世界！……沒有任何歇息！除了睡眠，我不知什么是休息；可我挺不幸的，不得不比以前花更多的時間睡覺。只要我能從我的病魔中解脫出來一半，那就睡吧！……不，我將忍受不了病痛了。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它將無法使我完全屈服……啊！千百次地享受人生是多么美妙啊！”
這愛情、這痛楚、這意志、這頹喪和傲岸的交替、這些內心的悲劇，都反映在1802年所寫的偉大作品之中：附有《葬禮進行曲》的《奏鳴曲》（作品第二十六號）；稱作《月光曲》的《幻想奏鳴曲》（作品第二十七號）；《第二奏鳴曲》（作品第三十一號），包括仿佛一場雄偉而哀婉的獨自戲劇化的吟誦；題獻給亞歷山大大帝的提琴奏鳴曲（作品第三十號）；《克勒策奏鳴曲》（作品第四十七號）；根據格萊爾的詞編制的六支英勇悲壯的宗教曲（作品第四十八號）。1803年的《第二交響曲》更多反映的是他年少時的愛情：可以感覺得到，他的意志占了上風。一種無法抗御之力把他那陰郁的思想一掃而光。生命的沸騰掀起了音樂的終曲。貝多芬渴望幸福；他不愿相信自己的不幸是無法醫治的；他渴望治愈，他渴求愛情；他充滿著希望。
在這些作品的好幾部中，人們為其進行曲中所表現出的戰斗節奏之強烈和緊湊所震撼。這在《第二交響曲》的快板和終曲中尤為明顯，但特別是在獻給亞歷山大大帝的奏鳴曲的第一章中，更加突出。這種音樂所特有的英雄氣概使人聯想到產生它的那個時代。大革命正在抵達維也納。貝多芬為它所激動。賽弗里德騎士說道：“他在親朋好友中間主動談論政局，他用罕見的聰穎、清晰明確的目光評判著。”他所有的同情都傾注于革命思想。他晚年時最了解他的朋友辛德勒說：“他喜歡共和原則。他支持無限制的自由和民族的獨立……他希望大家齊心協力創建共和的政府……他希望在法國舉行全民選舉，希望波拿巴能搞起它來，從而奠定好人類幸福的基礎。”他如同革命的古羅馬人，受著普魯塔克思想的熏陶，夢想著一個由勝利之神——法國的第一執政——建立的英雄共和國，因而他接二連三地寫出了《英雄交響曲：波拿巴》（1804年）、帝國的史詩和《第五交響曲》的終曲，光榮的史詩。第一支真正的革命的樂曲——時代之魂——在其中再現了，巨大的事件在偉大的孤獨心靈中顯得極其的強烈和純潔，即使與現實接觸也毫不減弱。貝多芬的面容在其中顯現著，帶著這些戰爭史詩般的色彩。在他這一時期的作品中，到處都有它們的蹤影，也許他自己并不知曉：在《科里奧蘭序曲》（1807年）中，暴風雨在呼嘯；在《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號）中，其第一章就與這個序曲有許多的相似之處；在俾斯麥談到的《熱情奏鳴曲》（作品第五十七號，1804年）中亦然，俾斯麥說：“假如我經常聽它，我會永遠英勇頑強的。”在《埃格蒙特序曲》，直至《降E大調鋼琴協奏曲》（作品第七十三號，1809年）中，甚至技巧的炫耀都是壯烈的，仿佛千軍萬馬在奔騰。——這又有何驚訝的呢？貝多芬在寫關于一位英雄之死的《葬禮曲》（作品第二十六號）時，比《英雄交響曲》中的英雄更加值得歌頌的將軍霍赫即將戰死在萊茵河畔，其紀念碑仍矗立在科布倫茲和波恩之間的一座小山丘上——貝多芬就是在維也納也目睹了兩次革命的勝利。1805年11月，《菲岱里奧》首演時，是法國軍官前往觀賞的。住在洛布科維茲家里的是巴士底獄的攻克者于蘭將軍，洛布科維茲是貝多芬的朋友和保護人，他把他的《英雄交響曲》和《第五交響曲》題獻給了他。1809年5月10日，拿破侖駐軍舍恩布倫。不久，貝多芬便仇恨起法國的征服者們來。但他法國人史詩般的狂熱仍沒減弱；但凡不能像他一樣去感受這種狂熱的人將只能對他的這種行動與勝利的音樂一知半解。
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響曲》，摒棄習慣手法，一口氣寫出了《第四交響曲》。幸福在他面前顯現。1806年5月，他與泰蕾茲·德·布倫威克訂了婚。她早就愛上了他——自從貝多芬來維也納的最初的日子里，還是個小姑娘的她（貝多芬是她哥哥弗朗索瓦伯爵的朋友）跟著貝多芬學習鋼琴時起，她就愛上了他。
1806年，貝多芬與兄妹倆在匈牙利的馬爾車瓦薩家里做客，在那里他們相愛了。他對那些幸福時日的回憶保存在泰蕾茲·德·布倫威克的一些敘述中。她說道：“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晚餐過后，在月光下，貝多芬坐在鋼琴前。他先是用手平撫了一遍琴鍵。弗朗索瓦和我都了解他的這一習慣。他總是這么弄一下再彈奏的。然后，他在低音部敲了幾個和音；接著，他緩緩地帶著一種神秘的莊重神情，彈奏一曲塞巴斯蒂安·巴赫的作品：‘如果你把心獻給我，先悄悄地相傳；我倆心靈相通，勿為別人所知。”
“我母親和教士都已入睡；我哥哥凝神遠望；而我，被他的歌聲和目光穿透，感到生活幸福無比。——第二天早上，我們在花園中相遇。他對我說道：‘我正在寫一部歌劇。那個主角已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論我到何處，不論我在何處駐足。我從未達到過這么高的境界。一切都充滿著光明、純潔、明亮。在這之前，我如同童話中的那個孩子，只顧撿石子，不看路上盛開著的鮮花……’那是1806年5月，征得我親愛的哥哥弗朗索瓦的同意，我成了他的未婚妻。”
在這一年寫成的《第四交響曲》是一朵純凈的鮮花，蘊藏著他一生中的這些平靜日子的芬芳。人們從中正確無誤地發現，貝多芬那時節正在竭盡全力地把自己的才華與一般人在前輩們所傳下來的形式中所認識和喜愛的東西協調一致。源自愛情的這種同樣的調和精神對他的行為和生活方式發生著影響。賽弗里德和格里爾巴澤說，他興趣盎然①，心情開朗，幽默風趣，待人接物彬彬有禮，對討厭的人也能容忍，穿著頗為考究；他在迷惑他們，竟致未能察覺他的重聽；他們說他很健康，只是有點近視而已。梅勒當時為他畫的一張肖像，也是一副帶有一種浪漫的高雅、稍微有點不自然的神態。貝多芬希望詩人喜歡，并且知道自己已博得歡心。獅子在戀愛：它藏起自己的爪子。但是，人們從他的眼睛里，甚至從《第四交響曲》的夢幻和溫柔之中，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量，那任性的脾氣，那慍怒的俏皮話。
這種深邃的平靜并未持續多久；不過，愛情的美好的影響倒是一直延續到1801年。無疑，多虧了這一影響，貝多芬才獲得了自制力，使他的才華結出了最美好的果實，諸如：古典悲劇《第五交響曲》；那夏日的神圣之夢——《田園交響曲》（1808年）；還有《熱情奏鳴曲》，那是受到莎士比亞的《暴風雨》的啟迪寫成的，他把它視作他的奏鳴曲中最強勁有力的奏鳴曲，發表于1807年，并題獻給泰蕾茲的哥哥。他把富于夢幻和暢想的奏鳴曲（作品第七十八號，1809年）題獻給了泰蕾茲。并附有一封沒有日期的信，寫上“致永遠的愛人”，與《熱情奏鳴曲》一樣，表達了他的愛情之熾熱：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中裝滿了要對你說的許許多多的話語……啊！不論我在哪里，你都同我在一起……當我想到你可能在星期日之前得不到我最新的消息時，我哭了。——我愛你，如同你愛我一樣，但更加強烈……啊！上帝！——沒有你的日子里，那是什么樣的日子啊！——如此近，又如此遙遠……我的思緒涌向你，我永遠的至愛，那思緒有時是快樂的，然后就憂郁了，在詢問命運，問它是否會接受我們。——我只能同你一起活著，不然我就活不成……另外的女人絕不會占有我的心。絕不會！——絕不會！——噢，上帝！為什么相愛的人兒要分離？可是，我現時的日子是憂愁的日子。你的愛使我成了最幸福又最不幸的男人。——少安毋躁……安靜下來——愛我！——今日——昨日——多么強烈的渴望、多少熱淚拋向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別了！——啊！繼續愛我吧——永遠也別誤解你親愛的人的心。——永遠忠于你——永遠忠于我——永遠忠于我們。”
是什么神秘莫測①的原因阻撓了這兩個相愛的人的幸福？——也許是沒有財產，是條件的差異。也許貝多芬對人家強迫他長期等待，對讓他保持愛情的秘密的屈辱進行了反抗。
也許粗暴、染病、憤世的他，不知不覺之中使他所愛的女人感到痛苦，而他也對此感到絕望——婚約毀了；然而雙方似乎誰也沒有忘記這段愛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時刻（她直到1861年才去世），泰蕾茲·德·布倫威克仍愛著貝多芬。
1816年，貝多芬說：“每當我想起她時，我的心仍像初次見到她時跳得那樣激烈。”就在這一年，他寫下了六支樂曲，名為《獻給遙遠的愛人》，生動感人，深邃真切。他在筆記中寫道：“一見到這個可愛的人兒，我便心潮澎湃，然而她并不在這兒，不在我的身邊！”泰蕾茲曾把自己的肖像送給貝多芬，并題獻云：“送給罕見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善良的人。泰·布贈。”在貝多芬的晚年，一位友人見貝多芬形單影只地抱著這幅肖像痛哭流涕，并如習慣的那樣大聲說著：“你那么美麗，那么偉大，宛如天使一般！”那位友人退了出來，稍后復又返回，看見他坐在鋼琴前，便對他說道：“今天，我的朋友，您的臉上毫無可怕的氣色。”貝多芬回答道：“那是因為我的天使來看望過我了。”——創傷是很深的。他自言自語地說：“可憐的貝多芬，在這個世界上是沒有你的幸福的。只有在理想的境界中，你才會找到朋友。”
他在筆記中寫道：“屈服，深深地屈服于你的命運：你已不能再為自己而存在，只能為他人而存在；對于你來說，只有在你的藝術中才有幸福。啊，上帝，賦予我力量吧，讓我戰勝自己！”
他被愛情拋棄了。1801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榮來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渾身是勁了。他正值壯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氣發泄，不再顧忌人言、習俗、社會等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愛情不再，雄心已無。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歡樂和消耗，幾乎是濫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精神！”他又不修邊幅了；他的行為舉止比從前更加大膽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權想說什么就說什么，甚至對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寫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認還有其他什么高貴的品質。”那時見過他的貝蒂娜·布倫塔諾說：“沒有任何一個皇帝，任何一個國王對自己的力量有這樣的一種體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懾服。她在寫給歌德的信中說：“當我第一次見到他時，我覺得整個世界全都消失了，貝多芬使我忘記了世界，甚至忘記了你，啊，歌德……我不覺得自己搞錯了，我覺得此人遠遠地走在當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結識貝多芬。他倆于1812年在特普利茲的波希米亞浴場相見了，卻話不投機。貝多芬對歌德的才華倍加贊賞；但是，他的性格過于自由和暴躁，與歌德的性格難以相融，而且難免會傷害后者。他講述了他倆一起散步的情況：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瑪大公的樞密參議教訓了一通，使后者永遠不原諒他了。
他在寫給貝蒂娜的信中說：“君主們和親王們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機要參議；他們可以給后者以各種各樣的頭銜和勛章；但是他們無法造就偉大的人物，無法造就超脫于庸俗社會的心靈——而當像我和歌德這樣的兩個人在一起時，這幫大人先生們應該感覺到我們的偉大。——昨天，在歸來的路上，我們遇見全體皇族。我們老遠地就看見他們了。歌德便掙開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費口舌地對他說了我想說的所有的話，但我就是未能讓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壓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紐扣，倒背著雙手，鉆進密集的人群中去。親王們和朝臣們排隊恭迎；太子魯道夫向我脫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們認識我。——我好玩地看著皇家車馬在歌德面前經過。他立于路邊，低低地彎著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訓斥了一通……”
歌德對此也耿耿于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