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美國與朝鮮半島關係研究（簡體書）

本書還原了1945年以後朝鮮半島的分裂過程以及美韓同盟形成的歷史沿革。全書主要探討了韓國政治發展中美國角色的轉變，及美國政府援助政策對韓國的影響，並通過分析“青瓦台事件”、“普韋布洛”號危機秘密談判的過程，對國際危機談判策略提出了國際危機管理機制的新議題。

編輯推薦
1. 本書屬“冷戰國際史研究文庫”書系之一
該系列由冷戰國際史學科創建者之一、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沈志華教授主編，具有很高的權威性。該書系從各個方面反映了冷戰國際史的研究成果。
2. 深層剖析美韓關係，直擊美韓秘密談判
防蘇反蘇：朝鮮半島分裂過程中的美國/朝鮮停戰談判與美韓同盟的形成/美國發展模式的普適性？/論艾森豪政府對韓國的援助政策/美國對外開發援助政策與韓國的經濟“起飛”/美國對韓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與韓國的反美主義/ “青瓦台事件”、“普韋布洛”號危機與美韓關係
作者簡介
梁志，男，吉林長春人。2001年畢業于東北師範大學，獲世界史碩士學位。2006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獲世界史博士學位。2006—2008年，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研究人員。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冷戰國際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冷戰時期美國與朝鮮半島關係和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關係研究。曾出版專著《冷戰與“民族國家建構”——韓國政治經濟發展中的美國因素（1945—1987）》。

代序：冷戰國際史研究：世界與中國
沈志華
在20 世紀的最後10 年，人們驚異地發現，國際史學界有一項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學術成果之多、之新，學術活動之廣泛、之頻繁，令其他研究領域望塵莫及，以至人們不得不考慮賦予這一研究以新的概念，這就是關於冷戰歷史的研究。著名的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交流中心（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於1991 年成立了冷戰國際史專案（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History Project），同時創辦了專業刊物《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CWIHP Bulletin）。此後，“冷戰國際史”這一概念便開始流行，並被國際學界廣為接受。①b 所謂“國際史”，其含義在於，無論是學者隊伍和史料來源，還是研究物件和觀察視角，凡在冷戰史的範圍內，都不能再以某一個或幾個國家為中心，而已經構成了一種國際現象。在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冷戰結束後二十年來，在參與者的人數和國度、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題目的種類和範圍以及檔案資料所涉及的語種和國家等方面，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確為歷史學發展打開了一個新局面。因此，中國《歷史研究》雜誌前主編徐思彥提出的看法——冷戰史研究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②c——毫不為過。在筆者看來，可以進一步指出，冷戰國際史研究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
冷戰國際史研究是國際學術界在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前沿性、跨學科研究領域，當前在世界主要國家已成為發揮重要影響的學術潮流，並受到很多國家相關決策部門的重視。本文打算從學術特徵、熱點問題及發展趨勢等方面談談冷戰國際史的研究狀況及其在中國的表現。
一、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學術特徵
把冷戰國際史看作一個新的學科增長點，是因為在學者隊伍、研究方法、活動方式等方面，它確有一些引起人們注意的學術特徵。這些具有全球化時代學術代表性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以眾多冷戰史研究群構成的國際學者隊伍
與其他學科不同，冷戰史研究者們沒有組建一個世界性、地區性或全國性的研究會，而是建立起一個個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群。這些機構和群體的建立，或者以各自的學校為依託，或者以不斷設立的研究項目為基礎，但無論是常設機構，還是臨時組合，他們都異常活躍，並經常按照不同的課題相互結合，交換文獻資料，溝通研究資訊，召開各種研討會、書評會、講演會等。各中心（研究組）幾乎都設立了自己的英文網站，用以發佈檔案文獻、研究資訊、學術論文等。網路和會議是世界各地冷戰史研究者溝通和聯繫的主要管道。
位於喬治• 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館（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是另一個引起世人注意的冷戰史研究中心。檔案館致力解密美國政府涉及安全問題的檔案，同時也收藏了大批俄國、東歐、拉美及其他地區的檔案，其中很多檔已經電子化，供研究人員免費訂閱下載。此外，檔案館還為世界其他國家的檔案館就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的程式問題提供諮詢，並成為這些檔的收藏中心。自2001 年以來，該檔案館定期在俄國舉辦冷戰史研究暑期培訓班，每年設立不同的專題。
倫敦經濟學院冷戰研究專案是英國最主要的冷戰史研究中心。該中心重點進行冷戰在歐洲和第三世界的研究，出版的學術刊物（Cold War History）注重刊登各國學者關於冷戰史研究新解釋和新研究的論文，還編輯冷戰研究系列叢書。中心創造跨學科的研究條件，研究人員有機會與國際組織、政府機構以及其他世界範圍的機構就教學和研究問題合作。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與該中心建立了研究生交流項目。
以位於蘇黎世的瑞士聯邦技術學院安全研究中心為依託的合作安全平行歷史項目（The Parallel History Project on Cooperative Security）是歐洲最著名的冷戰史研究中心，主要從軍事史的角度研究冷戰，其聯繫和活動範圍甚廣。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大學冷戰研究中心則重點研究歐洲的冷戰及義大利對外關係。
在美國還有許多以大學為依託設立的冷戰史研究中心，這些中心都開設本科生和研究生冷戰史課程，並舉辦公共講座和研討會、接受訪問學者等。俄國歷史學家一開始就十分關注冷戰史研究，1995 年在俄羅斯科學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的基礎上專門成立了冷戰史研究中心，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以及俄羅斯科學院的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歐洲研究所、斯拉夫研究所，還有一些大學，都有學者參與其中。中東歐各國幾乎都建立了冷戰史研究機構，其中經常在國際學界露面的是匈牙利冷戰史研究中心和保加利亞冷戰研究組，它們分別設在匈牙利科學院1956 年匈牙利革命歷史研究所和保加利亞軍事史協會之下，研究內容集中在冷戰時期有關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問題上。在亞洲，日本的冷戰研究群主要是以申請研究項目為基礎建立的，比較活躍的有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和北海道大學斯拉夫研究中心。這兩個中心通過在日本文部省申請研究專案的方式，重點從事東亞冷戰史研究。韓國目前沒有專門的冷戰史研究機構，參與冷戰史研究的主要是韓戰研究會和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他們經常以朝鮮戰爭研究為題，與各國學者進行討論。慶南大學極東研究所、北韓大學院大學也有一批較為固定的學者參與國際學界有關朝鮮半島統一和危機等問題的研討。新加坡國立大學近年也成立了冷戰研究中心，側重於冷戰在東南亞的歷史研究。香港大學歷史系的美國研究中心經常與各國冷戰中心合作舉辦國際會議，是亞洲冷戰研究的主力之一。在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組建了一個專門研究冷戰時期海峽兩岸關係的研究群，召開會議，並出版了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也在碩士生和博士生中成立了冷戰史研究小組，經常舉辦讀書會。此外，印度學者最近也開始加入了冷戰史的研究隊伍。
中國的冷戰史研究在國際學界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不僅是因為中國本身在冷戰格局演變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毛澤東的外交戰略決策兩次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而且在於中國學界的不懈努力。早在80 年代後期，中國學者就參與了國際舞臺上有關中美關係史的討論。90 年代以來，隨著中國檔案文獻的不斷披露，各級檔案館的陸續開放，中國學者的研究愈來愈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其中，重要的突破就在1996 年1 月美國CWIHP 在香港召開“冷戰在亞洲”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中國學者不僅提交了多篇引人注目的論文，而且就國際學界當時爭論的一個重要問題，即1950 年10 月2 日毛澤東關於出兵朝鮮的電報的真偽問題，回答了俄國學者的質疑，得到與會者的普遍贊同和好評。a 以後不久，凡是涉及亞洲和第三世界的冷戰史國際會議，都會有許多中國學者受到邀請。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開始被大量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表，他們的看法也越來越受到重視。2004 年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評估中央情報局（1948—1976 年）對華情報工作時，專門聘請了4 位中國冷戰史學者出席會議，與中情局官員展開了頗具特色的對話。

代序：冷戰國際史研究：世界與中國
一、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學術特徵
二、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熱點問題
三、冷戰國際史研究發展的新趨勢
防蘇反蘇：朝鮮半島分裂過程中的美國
前奏：“國際託管”構想出臺
間奏：第一次美蘇聯合委員會會議
高潮：第二次美蘇聯合委員會會議
尾奏：朝鮮半島分裂
朝鮮停戰談判與美韓同盟的形成
一、韓國反停戰運動的高漲與美韓結盟問題的凸現
二、羅伯遜—李承晚會談與美韓結盟
三、“拋棄”與“牽連”視野下的美韓同盟
艱難的、漸進的和不徹底的轉變
一、美國對韓政策轉變的背景
二、艱難的、漸進的和不徹底的轉變
三、NSC60181 號檔對甘迺迪、詹森政府對韓政策的影響
美國發展模式的普適性？——以韓國為中心的討論
發展：一個起伏不定的目標
韓國：美國發展模式的“試驗場”
評估：韓國試驗失敗了
韓國政治發展中的美國（1945—1961 年）
一、美式民主制度的建立與反共國家機制的形成
二、反共主義滋養下的獨裁：李承晚政權的倒臺
三、扶植民主的限度：韓國政權再度更替背後的美國
四、美國對第三世界冷戰意識形態外交的內在局限性
論艾森豪政府對韓國的援助政策
一、艾森豪政府的東亞政策
二、艾森豪政府對韓國的援助政策
三、艾森豪政府對韓援助政策的特點及影響
美國對外開發援助政策與韓國的經濟“起飛”
一、羅斯托“經濟增長階段論”與美國對外開發援助政策
二、美國對韓國開發援助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三、美國對韓國開發援助政策中的悖論
美國對韓國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與韓國的反美主義
一、韓國政治發展進程中的美國
二、韓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美國
三、韓國反美主義的歷史根源
“同盟困境”視野下的美韓中立國監察委員會爭端（1954—1956）
減負初衷與冷戰意識
一、NSC5514 號檔與“軍事力量發展優先”原則的確立
二、艾森豪政府裁減韓軍始末
三、美國裁減韓軍計畫中的兩難困境
“青瓦台事件”、“普韋布洛”號危機與美韓關係
國際危機談判策略初探
一、從武力對峙走向秘密談判
二、美朝板門店秘密談判進程
三、從美朝板門店秘密談判看國際危機談判策略
1968 年“普韋布洛”號危機初期的美蘇交涉
一、危機發生前後美國的慣性認知
二、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對話
三、美蘇交涉表像的背後
“普韋布洛”號危機決策與美國的國際危機管理
一、危機發生前後的誤判
二、外交施壓輔以武力威脅
三、從“先放人、後調查”到新的“有條件致歉”
四、“普韋布洛”號危機與美國國際危機管理機制的啟動

防蘇反蘇：朝鮮半島分裂過程中的美國
對德國、奧地利、日本和朝鮮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五到十年是一段極為特殊且影響深遠的歷史時期，外國軍隊的進駐及其實施的改造極大地改變了當地的政治形態（包括政治制度、政治力量格局和人民的政治思想意識等）和經濟發展模式，甚至造成國家分裂。不過，四國最終的命運卻大相徑庭：通過《三藩市和約》、《日美安保條約》和新《日美安保條約》，日本不但獲得了國家獨立，而且借助美國的軍事保護和經濟援助迅速走向復興；1955 年《奧地利國家條約》的簽訂賦予奧地利國家主權和“永久中立化”地位；冷戰時期分屬於兩大陣營的東德和西德隨著東西方對抗的終結而實現統一；而朝鮮至今仍深受南北分立敵對的困擾。與前三者相比，朝鮮半島的冷戰當屬“烈性”——一度爆發戰爭，數次陷入危機，小規模的武裝衝突難以計數，長達數十年的面對面的制度優越性競爭。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那裡冷戰時代遺留下來的某些特質直至後冷戰時代依然存在。或許正因為如此，朝鮮才被稱為“冷戰活化石”。面對以上現象，人們不禁會產生這樣的疑問：朝鮮半島的冷戰到底始於何時？究竟是怎樣的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促成了朝鮮半島的分裂？朝鮮半島冷戰的主要特徵又是什麼？長期以來，冷戰國際史學界對此爭論不休。筆者也有意參與其中，從1943—1948 年美國對朝鮮政策的角度針對這些論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加深對朝鮮半島冷戰起源問題的認識。前奏：“國際託管”構想出臺
“珍珠港事件”的爆發促使美國對日宣戰，但華盛頓並未立即將解放朝鮮列為政策目標，原因是朝鮮解放與早日打敗日本之間沒有必然聯繫。 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猶豫遲疑，出於順應亞太地區民族解放潮流和控制日本在亞太地區的殖民地和委託統治地的考慮，美國總統佛蘭克林• 羅斯福終於提出對朝鮮實施國際託管的設想。1943 年3 月，羅斯福在會見來訪的英國外務大臣安東尼• 艾登時首次明白無誤地指出，戰後朝鮮應被置於國際託管之下，託管國包括中國、美國和“其他一兩個國家”。
此後不久，美國又在“國際託管”構想中加入了遏制蘇聯這一新的因素。1943年下半年，國務院遠東司明確地將朝鮮問題與戰後蘇聯在遠東的地位聯繫在一起：不管蘇聯最終是否參與太平洋戰爭，日本的戰敗都會促使蘇聯填補朝鮮半島出現的權力真空。蘇聯很可能會以朝鮮為例鼓吹其在處理殖民地問題上的一貫主張，借此攫取更多的當地資源，獲得不凍港，謀求比中日兩國更有利的戰略地位。“蘇聯對朝鮮的佔領將會在遠東造成一個全新的戰略態勢，此舉給中國和日本帶來的震動將是長遠的”。莫斯科這樣做“不但會嚴重挫傷中國對戰後和平的信心，並且會挑起中國在東北亞或其他地區採取類似的單邊行動”。1944 年3 月29 日，國務院遠東司際委員會(Inter-Divisional Area Committee on the Far East) 在一份關於對朝鮮實施軍事佔領的備忘錄中聲稱，假使蘇聯對日宣戰，它最有可能從朝鮮半島北部向日本人發動進攻，並因此佔領相當一部分朝鮮領土。朝鮮海外軍隊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蘇聯遠東紅軍訓練出來的那批朝鮮人。他們完全接受了蘇聯的意識形態和政府管理模式，訓練有素，裝備精良。一旦時機成熟，這些人便會立即參加到解放朝鮮的軍事行動中去。考慮到以上因素，美國應與中國和英國一道對朝鮮實施軍事佔領。倘若蘇聯也加入太平洋戰爭，佔領國還將包括蘇聯。5 月4 日，該委員會在另一份有關朝鮮臨時政府問題的備忘錄裡進一步指出，長期的封建等級制度和日本人的殖民統治使朝鮮人幾乎沒有自治經驗可言，因此獨立後的朝鮮應暫時接受國際託管。為防止一國在朝鮮事務上獨斷專行，一般來說要儘量採取多國託管的形式。託管國可能包括美國、中國、蘇聯和英國。反之，如果由蘇聯單獨監管朝鮮，朝鮮的蘇化會令中國憂心忡忡，美國或許也認為這樣做不利於太平洋地區未來的安全。1945 年2 月羅斯福參加雅爾達會議之前，國務院向他介紹相關情況時依舊對蘇聯在遠東的影響持懷疑態度，並再次強烈建議不管蘇聯是否參加太平洋戰爭美國都應在日本戰敗後與其他盟國一起佔領朝鮮。4 月12 日羅斯福突然去世，國務院不再像以往那樣關注託管，轉而更加強調防止蘇聯主導朝鮮事務的重要性。隨著美蘇兩國在東歐問題上日益互不信任和彼此敵視，國務院堅決要求參與對朝鮮的軍
事佔領。
戰時美國對朝鮮政策構想表明，在國務院看來，決定何時和如何賦予朝鮮獨立地位需要考慮的首要因素絕非當地人的自治能力，而是怎樣遏制蘇聯單獨佔領朝鮮的野心，防止社會主義制度在朝鮮“登陸”，進而確保美國導引中日兩國未來走向的能力及其在整個遠東地區的實力地位和安全利益。抑或說，雖然此時戰爭尤酣，蘇聯依舊是美國的重要盟友，華盛頓卻早已未雨綢繆，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意識形態對立的角度出發，決意阻斷“蘇式紅色病毒”戰後在朝鮮的傳播。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之所以接受對朝鮮實施國際託管的建議， 很可能是因為莫斯科希望通過這一制度參與戰後朝鮮事務，將朝鮮變成蘇聯的安全緩衝帶。兩相對照，不難發現：在朝鮮獨立問題上，美蘇兩國贊同的是同一種方式，但希望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結局。這一切似乎意味著國際託管方案最終必然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