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風氣(修訂版)（簡體書）

穆濤，1963年生于河北廊坊，《美文》雜志常務副主編；西北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散文委員會委員；陜西省有突出貢獻專家；西安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西安市政協委員。

《先前的風氣》是作家穆濤的散文集，內容涉及經史春秋、歷法農事、道德覺悟、帝皇將相、舊磚新墻、文情書畫、飲食男女……除了少數大篇幅，大多僅為寥寥數百字或千余字。但篇幅短小不等于內容單薄，形體瘦弱不等于思想乏力；相反，穆濤的散文文以載道，言之有物，在小中見大，在綿里藏針。文字磅礴大氣、犀利尖銳，處處閃現著中國傳統士大夫難能可貴的儒雅、抱樸、惜字如金、心憂天下的人性光華。文章重趣味、善用典，節制、內斂、精致、巧妙，語盡而意不盡；以獨特的文白嫁接語言激活“原本已經死去了”的歷史，表面上看，說的全是舊人舊事，但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卻又全在當下社會。總之，作品經緯百態，包容萬象。讀來如看靜水。乍一看表層，是向一個方向流動。細一看底層，卻又是向相反的方向。永遠的層層疊疊，深不見底。直看得人全神貫注，心驚肉跳。及至水落石出，又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悟。

目錄：

信史的溝與壑

信史的溝與壑

信變

玉皇大帝住什么房子

樹和碑

黃帝的三十年之悟

多士

職官

反粒子

道理

匠

敬與恥

苜蓿 蒲桃錦 身毒國

“儒”這個字

誰敢窺天機

局限

自然者默之成之

代價與成本

認了

《漢書》告誡我們的

算緡和告緡

董仲舒的藏身之處

《食貨志》里的一筆良心賬

八政與九疇

采風是怎么一回事

使時見用 功化必盛

劉邦的新農村建設

身體里的風氣

身體器官的服務員

笨人

內裝修

去欲的態度

氣

客氣

會說話

睡覺

心底那個“愚”字

身體里的風氣

正信

正信

敲木魚

覺悟

空指什么

本錢

化和幻

什么樣的樸素什么樣的愛

舊磚與新墻

師和傅

致中和

敬禮

靜雅

標準和榜樣

清談和清議

讀文件

大實話

神話與鬼話

活力源

坊間言

賈平凹記

給賈平凹的一封信

《帶燈》這本小說帶來了什么

兩本書：《秦腔》和《廢都》

創新

立場與觀念

以前

收藏

千字文

另一支筆

履歷

一本文學史著作引發的七個話題

坐船和吃飯

帶著問題讀書

李浩怎么讀《隋書》

事關唐朝的三個問題

我們的地域文化意味著什么

雙軌制或三軌制

史家怎么史

耳食之言

耳食之言解

文學標準和文學生態

李漁的“四期三戒”

《人間詞話》的方法

言者有言

文學的核心

魯迅在西安

虛心實腹

境界

文風

再說文風

解放思想

簡潔

鄉土散文

網絡語言

搜舊書

安黎兄

忘我

再說忘我

夜讀抄

聽說過的兩句話

四月天

河東與河西

清明

秩序

傳神

內涵

描寫

一杯水

小的故事

表面的東西

念舊的水準

回頭看

時代烙印還是時尚趣味

現代精神與民間立場

言立而文明

文學，文風，以及中國文化氣質

文而不化不叫文化

文化是有血有肉的

化是講規律的

在漢代，文學意味著什么

真實 境界 表達

底線

怎么樣理解主見

評論

說穆濤獲獎_賈平凹

穆濤的風氣_李浩

散文，以及穆濤的散文_鮑鵬山

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_呂耜

《先前的風氣》讀札_邢小利

復見天地心_楊輝

訪談:文學寫作，要有良知和良心_穆濤 徐中強

《漢書》告誡我們的

算緡和告緡

緡，是舊時串銅錢的繩子，由此成了量詞，一緡，為一千文。算緡是漢武帝頒行的營業稅種，課征對象是工商業者及手工行當，舊稱“賈人末作”。末作即末業，農為本，商賈為末。

算緡的征收方式是經營者自行申報財產，“各以其物自占”，依財產納稅。“率緡錢二千而算一”，一算是120文，2000文繳120文，稅率為6%，小業主減半，“率緡錢四千算一”。算緡里還有車船稅，“軺車”繳納一算，軺車是以前的豪華私家車，是奢侈品。軺即遙，“四向遠望之車也”。“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的軺車是公務車，不在征收之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如果隱匿不報，或不據實申報，懲罰是嚴厲的，“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算緡令”是公元前119年頒行的，為確保政令暢通，作為配套措施，公元前118年和公元前114年，兩度發布“告緡令”，鼓勵百姓檢舉揭發，“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檢舉人可獲得罰沒金一半的獎勵。

算緡是中國歷史上農業稅之外的首項財產稅，為開拓之屬。功益處在于不加重農民負擔，“富國非一道”“富國何必用本農”“無末業則本業何出”。西漢初年的農業稅是1/10，比較高，文帝免了十二年稅，后降為1/15，景帝再大幅降為1/30。漢武帝是有作為的皇帝，有作為，就是多做大事情。漢武帝北征匈奴，南威夷越，又好大喜功，在賞賜上也是大手筆，“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余萬匹，錢、金以巨萬計”。舉一個漢武帝的實例，漢使赴身毒國（即印度）出訪，中途在昆明國受阻，未遂而返。漢武帝“乃大修昆明池”，在西安西南郊鑿湖四十里，“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造大小戰船幾百艘，“治樓船，高十余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漢武帝有點像今天的美國總統，外交上稍受挫折，即展現武力雄風。大作為是以國庫堅實為前提的，漢武帝沒有增加農業稅，而是把手伸進了商人的口袋。

漢代的商人有“市籍”，即城市戶口。“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國家明文規定，賈人名下不能有土地。早先的城市戶口和今天的農村戶口差不多，不太受人愛戴。

告緡這道法令值得反思。告緡的收效是巨大的，“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但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中國的商貿業在漢武帝一朝陷入了毀滅性的泥沼。比這更可怕的是，告緡使民風敗惡，倡導誠信反而使誠信淪喪，百姓風行給政府打小報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

漢武帝時期有一位納稅楷模叫卜式，洛陽人，以養羊為業，后來發展成規模化養殖，有幾千頭吧。他在兩次戰爭中受到漢武帝重獎，并且被破格提拔為官。一次是北戰匈奴，卜式上書，愿捐出一半家產。“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另一次是南征，卜式又上書，愿“父子……死南越”。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后又拜御史大夫，由地方官晉為京官，但不久卜式就失寵了，因為對車船稅提了反對意見：“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上不說（悅）……貶為太子太傅”，名噪一時的擁軍愛國明星去履任閑職了。

經濟政策是用來富國的，如果淪落為政府斂錢的手段，就是誤國了。

董仲舒的藏身之處

墓，是人最后一個藏身之處。

董仲舒的墓碑，被砌在一堵墻內。墻是一家部隊干休所的，碑面臨街，上書“董仲舒墓，陜西省第一批保護文物，一九五六年八月六日”，另一面在干休所內，上書：“董仲舒，西漢哲學家，其大一統的政治理論，對于西漢的統一與鞏固起了積極的作用，所著《春秋繁露》《董子文集》傳于世。昔漢武帝每幸芙蓉苑，至董仲舒墓下馬，故世人稱之謂‘下馬陵’，明正德時陜西巡撫王 修建陵園，稱為‘董子祠’。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咸寧知縣黃家鼎重建祠堂三間，并于大門前立石，上刻‘下馬陵’三字。乾隆時陜西巡撫畢沅又對陵園重加修繕，以示對這位西漢學者的紀念，墓現存封土高約2.5米，直徑約6米。”在西安老城墻的東南方位，傍著城墻根下，由文昌門至和平門這一段道路長約八百米，叫下馬陵。董仲舒的墓碑就被夾立在這條街上。

關于董仲舒的墓，史志上大體有三種說法。下馬陵是一種。第二種說法是《陜西通志》（明嘉靖）里的記載：“董仲舒墓在城南六里。”班固《漢書·董仲舒傳》為第三種：“仲舒在家（今河北衡水棗強），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家徙茂陵。”《史記·儒林列傳》只是講到“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茂陵是漢武帝陵寢，茂陵以北一華里外有個村莊叫策村，隸屬興平市，幾百戶居民多為董姓，在策村東南，有一封土冢，當代專家考據認定是董仲舒墓。北宋《太平寰宇記》記載：“董仲舒墓，在（興平）縣東北二十里。”這個記載與策村相吻合。

今天《辭海》和《辭源》的說法也有差異。《辭海》為：“下馬陵，古地名。在今陜西西安市和平門附近。本西漢董仲舒墓，一說漢武帝游宜春苑，曾在此下馬，一說董的信徒過此皆下馬，因以為名。俗稱蝦蟆陵。”《辭源》為：“蝦蟆陵，地名，在長安城東南，與曲江近，相傳為董仲舒墓，門人過此皆下馬，故稱下馬陵，后人音誤為蝦蟆陵。見唐李肇《國史補》。一說漢武帝幸芙蓉園，至此下馬，遂誤為蝦蟆陵。唐時為妓女聚處，唐白居易《長慶集十二琵琶引》：‘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董仲舒了不起的地方，是奠基了儒學在中國文化里的核心位置，由禮而理，以禮入教。在中國，即使再偏僻的村子，即使是文盲村，沒有人念過什么書，但儒家仁義禮智信那些基本常識也是熟稔的。董仲舒還有一句話，該給予重視，“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限制地方勢力，樹立天子權威。限制天子權力，樹立順天地應自然的法度。天子不是至高無上的，而是受命于天。在董仲舒所處的時代，有這樣的認識，真是挺偉大的。我們多年前有一首歌，開頭的歌詞是，爹親娘親不如什么親，天大地大不如什么大，兩者一比較，認識上的區別就出來了。

尊師重教，是今天的口頭禪。師與教，怎么樣尊，怎么樣才算重，僅靠嘴皮

《食貨志》里的一筆良心賬

《漢書·食貨志》是闡述漢代三農問題及國家財政手段的大文章。食貨的定義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谷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興自神農之世。”

今天有一個時尚詞，叫新農村建設。《食貨志》里講的，是中國的老農村建設。以前的史官，是記錄國家歷史的官員，也是給國家做頂層設計的行家。在《食貨志》里，班固規劃了一個村莊藍圖：

八戶人家，井田一方，九百畝為一村落。每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余二十畝以為廬舍”。八戶人家各擁有兩處屋所，農忙時田野里一處，秋收后邑里一處。“在野曰廬，在邑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于邑。”每戶受十畝公田，是預防鄰里糾紛。誰家房基地寬了，誰家的莊稼爬到別人地里去了，這一類的隱怨可免除。“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

以前的百姓不叫公民，叫子民，皇帝是家長，老有所養，少有所教是國家義務。“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人到七十古來稀，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國家要贍養。十歲以下的孩子，地方政府有責任保護他們健康成長。十一歲到二十歲“受田”之前，地方政府要督促他們奮發好強。教育是政府的重要工作。“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圣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于天子。”在小學學習做人做事的道理，十五歲以后才進行愛國、愛黨以及專業教育。班固的這個設計是合情理的，在小學學習做人，年齡大一些，再學習別的。小學階段是不適宜進行“革命接班人”訓練的。

“理民之道，地著為本”，農民安心生產生活，踏實過日子，國家才會平穩安定。怎么讓農民安心呢？班固為農民說話，也為農民算了一筆良心賬，讀著既怵目，也讓人沉思。以五口人家為例，種田一百畝，以畝產1.5石計，收成是150石，上繳10%的農業稅，15石。月人均口糧1.5石，全家一年需90石填飽肚子。余糧45石。當年每石糧食市場價是30錢，銷售后，收入1350錢。再除去日常開銷、衣物等項，每人每年300錢，需1500錢。教育、祭祀（社閭嘗新，春秋之祠）費用約300錢。五口之家辛苦勞務一年，凈虧450錢，且“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面對農民的這種生存壓力，政府必須介入，這是政府的應盡之責。班固列舉了戰國時期的“魏國模式”，鼓勵增產增收與政府平準糧價相結合。豐收年，政府以高于市場價格收購糧食，作為國家儲備；災年，以低價開倉濟民救市。班固清醒地認識到，平準市價的最大受益者不是農民，而是政府。“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

《食貨志》里還細致地介紹了幾種先進的農耕方法，包括新發明的農用機械，該算作當時的農業高科技。

漢文帝的偉大之舉是減免農業稅。先由1/10減至1/15，后聽從賈誼晁錯諫言，全部免除，“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十三年后，景帝二年，又大幅降為1/30，“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

2004年，中國部分省市試點免除農業稅，2006年起全國免除農業稅，取消煙葉以外的農林特產稅。這是一項大好的政策。但當年一家大報有一句評述：“中國延續了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走進了歷史博物館。”這位作者，可能沒讀過《食貨志》。

還有一點需警惕，當下農用物資的亂漲價，是給這項好國策打折扣的。

八政與九疇

《洪范》一文出自《尚書》，講帝王術的，是對話體例。

武王克服殷商典立周朝，向箕子問政，箕子以大禹治水，洪水就范開題，講述了天子必須具備的九門學問。后人稱之為洪范九疇。“洪范”這個詞由此被引申為崇高規范。

箕子是商朝的持不同政見者。《論語》里有一句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這句話有點籠統，但微言大義，點出了殷商失國的最大癥結是失仁。《史記·微子世家》講得具體，也形象生動。微子、箕子、比干是殷商重臣，也是紂王的反對黨。微子是紂王的長兄，箕子和比干輩分高，是親叔叔。三位政治人物三種人生走向，三種結局。微子先流亡，后投誠武王，“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于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微子后來鼻祖宋國。比干因直諫遭挖心而慘死。箕子先裝瘋，再為奴，后遠走東北，開疆拓土，建立了朝鮮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史記·微子世家》）。這次訪問的成果就是留傳下了《洪范》這個大文章。武王給箕子的報酬也是巨大的，“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史記·微子世家》）。中國與朝鮮是兄弟國家自武王封箕子始。

《洪范》九疇的具體內容是：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敬用五事（貌言視聽思）；農用八政（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禮、兵）；協用五紀（歲、月、日、星辰、歷數）；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正直、剛克、柔克）；明用稽疑（卜筮）；念用庶征（天地的預兆征象）；向用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孝終命）；威用六極（兇、疾、憂、貧、惡、弱）。《洪范》一文濃縮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被后朝高度重視，是太子的必讀書，也是皇帝的工具書。

九疇里的農用八政，講國家管理的八個層面，是最早的“國八條”。食，泛指農業。貨，金融、財稅、工商貿易。祀是敬，是謝天謝地。“天子祭天地，祭四方，諸侯祭域內山川。”古人很少講重整舊河山、人定勝天這一類硬茬子話。我們這一時代建國六十余年，在江河治理上下手太重，黃河時而斷流，一些中小河流嚴重縮水甚至干涸的問題應視為教訓被汲取。司空是城鄉基本建設。司徒是教育。司寇即司法。禮是法律行規，政府的文風，百姓的民風及精神文明。兵指軍事。古代的干部考核，也是以“八政”做基礎的，比如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考核官員業務能力的各項指標規定得很具體。在古人的認識里，一個公務員，僅有政治覺悟，是不稱職的。

《洪范》九疇，是《漢書》寫作的指導思想，也是《漢書》成為一部中國大書的基本所在。我們今人修史或著書，用什么作為指導思想，我覺得到了需要認真思考和慎重對待的時候了。

采風是怎么一回事

采風的正義，是民意調查。

早先的君王，與后世的情景差不多，從身邊人嘴里聽到的，基本上全是好聽的，動聽的，耐聽的，真話與實情基本上聽不到。為防止被與世隔絕，就開通了這條洞察民間冷暖的文路。采風主要是采詩，采集老百姓創作的反映日常甘苦的詩。早先的詩，與后來的詩也有點區別，后來人寫詩，多顯示文學上的才能，是文學創作，為做詩人而寫，為出版詩集而寫。早先的詩主要是抒寫人活著各種各樣的難受，各種各樣的不容易。是即興的，是有感而發的，是有的放矢的。有點類似今天的手機短信，國家出臺了新政策，或者社會上有了突發事件，百姓里的智者就及時地做出導讀或點評。

典籍里是這樣記述“采詩”以及詩的定義的：

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春秋公羊傳注疏》）

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漢書·藝文志》）

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漢書·食貨志》）

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漢書·藝文志》）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漢書·藝文志》）

“官衣食之”，穿著官服，領著官員俸祿，用今天的話講，叫比照公務員。采詩機構，相當于文聯這樣的部門。“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采詩官搖著木鐸沿路采詩。木鐸，是早先的響器，大鈴，銅制木舌。古代有重要政令出臺，或重大節點日子才使用木鐸，“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比如春分這個節令，春分早先的稱呼叫日夜分，“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兇災’”。這是禮記里的話，意思是，進入春分，雷聲發作，間或閃電，冬眠蟲類覺醒，破土而出。春分前三天，要搖著木鐸警示百姓，“雷聲即將發作，言行舉止有不守禮儀規則的（天將懲戒），生下的孩子會有缺陷，還會有別的兇象”。日夜分，是天循法則，人也要守社會的法則。以這個層面為出發點，就容易理解《論語》里的這句話了：“天下之失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以前詩官采詩，側重“怨刺之詩”，如果國家沒有發生重大功德事情，沒來由地對政府或領導歌功頌德，被視為詩里的下作，不被采信。當年的君王真夠了不起的，他們進行民意調查，不是往各地派出工作組，工作組收集上來的意見大概不夠鮮活，百姓因為有所顧慮也不一定敢說實話，在信息交通手段那么差的時代，有采詩這樣的政策，應視為大的政治智慧。

采詩制度真正的實施，其實也是很有限的。在隋朝已經有人發出了感慨：“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清朝的畫家俞蛟也有調侃的句子：“采風問俗，紀載宜詳；品翠題紅，篇章爭麗。”今天也倡行采風，說“采風問俗，紀載宜詳”有些奢望，但愿“品翠題紅，篇章爭麗”少一些，盡可能地說幾句真話和實話吧。

使時見用 功化必盛

文章當合時宜而著。

合時宜，是切合社會進程的大節奏，而不是一時的節拍或鼓點。寫文章的人，宜心明眼亮心沉著，看出世態的焦點所在，看出社會的趨勢之變。文章一旦失去時代與社會的實感，失去真知和真情，就衰落了。

《食貨志》里引述了賈誼的《論積貯疏》和《諫鑄錢疏》以及晁錯的《論貴粟疏》。《論積貯疏》著眼于國家儲備，《論貴粟疏》講國家糧食安全的迫切。漢代建立在暴政之后，說好聽一點叫百廢待興，實際上是國力疲敝，民不聊生，當務之急是安農務業，明白“理民之道，地著為本”的道理。“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漢之為漢凡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茍粟多而財有余，何為而不成？”“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這些金玉良言是真知灼見，也是漢代文景之治的基石。

《諫鑄錢疏》講貨幣改革。漢朝立國，貨幣上仍襲秦制，用的是“十二銖錢”，百姓俗稱“秦半兩”，古制一兩二十四銖。呂后掌權柄后，銅資源匱乏，縮水為“八銖錢”，漢文帝再縮，為“四銖錢”，當時的貨幣不由國家銀行統一發行，而是允許私鑄，銅礦掌握在幾位王公貴胄手中，大的利益被他們霸占了，小商人也是各出奇招，甚至用銼刀把銅錢銼薄銼窄，用銅屑再鑄。當時的錢質量不一，有的不足一銖錢，大小如“榆莢”，被譏為“榆莢半兩”。賈誼上奏，據陳弊害，力主廢止私鑄，由中央統一制行。但礙于時政，文景二帝均未能實施，直到漢武帝元狩四年，才頒令禁私鑄，先制“三銖錢”，僅發行一年又廢止，再發行“五銖錢”，沿行七百余年，成為世界上被使用最久的一種貨幣。

賈誼和晁錯的文章之大，就大在合時宜。

賈誼是洛陽人，十八歲“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二十一歲被漢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超遷，是破格提拔。但“宮廷水深，惟定力能夠”，僅僅兩年，賈誼因“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貶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時，寫了《吊屈原賦》。在長沙期間，一天黃昏，有 鳥飛入其室， 鳥是不祥鳥，傷時嘆歲之余又寫出《 鳥賦》。

28歲時，賈誼回到長安，轉任文帝幼子梁懷王劉揖太傅，這一時期又振奮起來，寫出了備受毛澤東推崇的《陳政事疏》，又稱《治安策》。32歲時候，梁懷王墜馬身亡。第二年，賈誼亦憂郁而終。

司馬遷給賈誼的評語是：“讀 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班固《賈誼傳》的結論為：“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系單于，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傳云。”

毛澤東有兩首詩，是專寫賈誼的，一首七律，一首七絕。

少年倜儻廓廟才，壯志未酬事堪哀。

胸羅文章兵百萬，膽照華國樹千臺。 

雄英無計傾圣主，高節終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長沙傅，空白汩羅步塵埃。

賈生才調世無倫，哭泣情懷吊屈文。

梁王墜馬尋常事，何用哀傷付一生。

晁錯是潁川人，在今天的禹川一帶。

晁錯先治刑名之學，再拜儒家，敢言敢諫敢為，政治資歷也厚實。文帝時“以文學為太常掌故”，之后，“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文帝山崩，太子即位為景帝，“以錯為內史”。內史位高權重，是皇帝秘書，后升遷御史大夫。

《漢書·藝文志》把賈誼列為諸子，把晁錯歸入法家，晁錯文章存目三十一篇，但多數佚失，現存的散見于《漢書》里，有《論貴粟疏》《言兵事書》《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

司馬遷給晁錯的評價是“峭直刻深。”《史記》有《袁盎晁錯列傳》。司馬遷把袁盎和晁錯排放在一起是有用心的，兩個人同為股肱大臣，卻是政敵，是死對頭。“盎素不好晁錯，晁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晁錯借吳楚七國之亂想除掉袁盎，但袁盎功力更勝一籌，搶先一步，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說服景帝，“上令晁錯衣朝衣斬東市”——穿著官服在長安東市被腰斬。

晁錯政治見解高明，但政治技術一般，性格也糙一些，“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史記》里記載了兩個細節，略可見晁錯生硬的一面。任職皇帝秘書時，內史府緊鄰太廟，門朝東，出入不太方便，晁錯便鑿了太廟的墻從南門出。太廟是皇帝奉祖的地方，鑿太廟是大不敬，是死罪。宰相申徒嘉也是不太待見晁錯，如果不是皇帝出面調和，這件事足以要了晁錯的命。

景帝時期，地方諸侯勢力頗大，晁錯上書請求削藩。此事在朝中爭議很大，晁錯父親聽說后，從潁川急匆匆趕到京城長安，力勸晁錯停止這件事，晁錯堅持己見。“錯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余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晁錯為國家謀事辦差，是背著逆父害父的惡名聲的。

賈誼和晁錯都是興國的曠世人才，漢代有文景之治的大好局面，是得到這兩位人物的智慧因果的。興國人才，不一定是治國人才，難免有不全備之憾，還是班固概括得好，評價也中肯到位——“使時見用，功化必盛”。

劉邦的新農村建設

漢高祖劉邦即位后，在長安城東郊酈邑，今西安市臨潼區內，依照老家模樣，為父親劉煓克隆興建了一個村子。劉邦的出生地是“沛豐邑中陽里”，今天徐州豐縣境內。公元前197年，高祖十年甲辰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劉邦頒詔：“更名酈邑曰新豐”。

《西京雜記》是這么記載這個新農村的：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凄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斗雞蹴鞠，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 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于通涂，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余，致累百金。

劉邦是孝子，見父親因想念農家樂而郁悶，很是心急。如果是普通人家的兒子，頂大了會陪父親回老家住些日子。但他是皇帝，他可以再造一個村子，連父老鄉親一并搬遷過來，“移諸故人實之”，而且是高仿真的，雞狗鴨羊都能找到各自的家門，皇威浩蕩，雞犬升天。只是這個村子不太注重文化建設，“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衣冠子弟指的是有教養的年輕人，劉邦當時真應該建一所希望小學和希望中學的。他一輩子看輕讀書之樂，他打小就敬重土地。“高祖少時，常祭 榆之社”，社是土地廟，枌榆是他老家一個鄉里地名，因此建新村時，家鄉的土地爺也被請過來了。

胡寬是建筑師，他把新村子復原到這般地步，修舊如舊，傳形也傳神，是大手筆，收點禮金是該得的。

關于劉邦的父親劉煓，有兩件具體事，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均作了記載。其一,劉邦不是他親播的種子。“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大澤之陂”，湖邊的意思。“太公往視”，他是親眼目睹他老婆神交過程的，正史膽敢這么寫，真是史家的驕傲。

其二，劉邦即位后，劉煓對兒子也是常端嚴父架子的，劉邦設置一個官位，“太公家令”，即太公辦公室主任，這位主任深明大義，勸諫太公：“天亡二日，土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太公知錯即改。劉邦頒詔“人之至親，莫親于父子……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劉煓成為中國歷史上活著被尊為太上皇的第一人。劉邦在建國治國上不拘一格，在治家上也夠創新的。

新豐村是被皇恩照耀著建成的，是國家直轄村。外在建設是一流的，但雞狗有著落，民心無著落，“新豐村多無賴”，史評如此真夠露骨的。劉邦建這個村子的初衷也不在民心上，他盡的是孝心，全村人是幫著他盡孝的。因此他父親百年之后，這個村子差不多也就壽終正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