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額折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自曾國藩所留不下千萬言的公私文牘當中，精選近300篇長短不一計約50萬言的文字，包括文章、奏疏、書信（含家書）、日記等多種體裁，內容上涉及其政事、軍事、德事、學事、家事等方方面面，反映這個“百科全書式”人物的人生梗概和思想內涵，同時也體現那個特定時代的社會狀貌和世態面相。知人論世，論世知人，本書盡管篇幅有限，但能為讀者獲取這種雙向互動的認知提供助益。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今屬雙峰）人，晚清重臣、名臣，同時也是著名文士和思想家。道光年間中進士，入翰林，擢部堂，歷經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咸豐二年（1852）丁母憂回籍，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借機練成湘軍，統之鎮壓太平天國，歷時十年余。其間于咸豐十年充任兩江總督，后兼榮列“相國”（大學士）。又曾掛帥鎮壓捻軍，“無功”而退返兩江之任。后移調直隸總督，在任近兩年，于同治九年（1870）冬重就兩江之職，之后年余去世。一生統軍理政之外，文事不輟，又重修身、齊家，思想蘊涵豐厚。
編者簡介
董叢林，男，1952年生，河北鹽山人。歷史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多年來一直在高校從事中國近代史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等二十余家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多家機構出版個人著作十余部。晚清湘、淮軍政集團要員研究，是其專重的領域之一，有《曾國藩傳》（43.6萬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多篇關于曾國藩的論文發表，即將面世的有《曾國藩年譜長編》（約150萬字）。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今屬雙峰）人，晚清重臣、名臣，同時也是著名文士和思想家。道光年間中進士，入翰林，擢部堂，歷經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咸豐二年（1852）丁母憂回籍，被任命為湖南“團練大臣”，借機練成湘軍，統之鎮壓太平天國，歷時十年余。其間于咸豐十年充任兩江總督，后兼榮列“相國”（大學士）。又曾掛帥鎮壓捻軍，“無功”而退返兩江之任。后移調直隸總督，在任近兩年，于同治九年（1870）冬重就兩江之職，之后年余去世。一生統軍理政之外，文事不輟，又重修身、齊家，思想蘊涵豐厚。
編者簡介
董叢林，男，1952年生，河北鹽山人。歷史學博士，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多年來一直在高校從事中國近代史專業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報》等二十余家刊物發表論文百余篇，在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多家機構出版個人著作十余部。晚清湘、淮軍政集團要員研究，是其專重的領域之一，有《曾國藩傳》（43.6萬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多篇關于曾國藩的論文發表，即將面世的有《曾國藩年譜長編》（約150萬字）。
目次
目錄
導言
甲編
順性命之理論(道光十八年四月下旬，1838)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記（1840)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記（1841)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42)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
道光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日記選（1842~1843)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
復賀長齡(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致劉蓉(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五箴并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1844)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目錄
導言
甲編
順性命之理論(道光十八年四月下旬，1838)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記（1840)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記（1841)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42)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
道光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日記選（1842~1843)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
復賀長齡(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致劉蓉(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五箴并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1844)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求闕齋記(道光二十五年五月,1845)
書《學案小識》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或1846)
答劉蓉(道光二十五年,1845或1846)
君子慎獨論(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1847)
致澄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847)
答歐陽勛(道光二十七年,1847或1848)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49)
應詔陳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850)
答馮卓懷(道光三十年,1850或1851)
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1851)
備陳民間疾苦疏(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2)
復胡大任(咸豐元年,1851或1852)
乙編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
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咸豐三年正月，1853)
與馮卓懷(咸豐三年正月，1853)
與朱孫貽(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53)
與徐嘉瑞(咸豐三年二月，1853)
與江忠源(咸豐三年八月三十日，1853)
與吳文镕(咸豐三年九月初六日，1853)
與張亮基(咸豐三年九月初九日，1853)
與彭洋中曾毓芳(咸豐三年九月十七日，1853)
與王錱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53)
復呂賢基(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853)
與胡林翼(咸豐四年正月十六日，1854)
與郭崑燾(咸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54)
討粵匪檄(咸豐四年正月，1854)
報東征起程日期折(咸豐四年二月初二日，1854)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折(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1854)
官軍大破田家鎮賊折(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54)
曉諭新募鄉勇(約作于咸豐四年，1854或1855)
統籌全局折(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55)
諭紀鴻(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1856)
諭紀澤(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1856)
諭紀澤(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56)
與李元度(咸豐七年閏五月初三日，1857)
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折(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1857)
致胡林翼(咸豐七年八月初三日，1857)
致沅弟(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58)
致沅弟(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1858)
湘鄉縣賓興堂記(咸豐八年五月，1858)
諭紀澤(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1858)
諭紀澤(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1858)
致澄弟季弟(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1858)
致胡林翼(咸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58)
復鄧汪瓊(咸豐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58)
致澄弟沅弟季弟(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折(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1859)
復胡林翼(咸豐九年正月十二日，1859)
圣哲畫像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一日，1859)
諭紀澤(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1859)
咸豐九年五月初八日日記（1859)
復鄧汪瓊(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59)
復葛封泰(咸豐九年八月十九日，1859)
復左宗棠(咸豐九年九月二十五日，1859)
遵旨會籌規剿皖逆折(咸豐九年十月十七日，1859)
致吳廷棟(咸豐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59)
復胡林翼(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9)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記（1859)
復張裕釗(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七日，1860)
致澄弟(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1860)
丙編
致澄弟(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860)
復李續宜(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六日，1860)
預籌淮揚寧國太湖三支水師折(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1860)
遵旨妥籌辦理并酌擬變通章程折(咸豐十年六月初三日，1860)
復劉繹(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復夏炘(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奏請帶兵北上以靖夷氛折(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1860)
致沅弟(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
遵旨復奏借俄兵助剿發逆并代運南漕折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60)
致澄弟(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
致澄弟(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諭紀澤(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復許振祎(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一日，1861)
諭紀澤紀鴻(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861)
復楊岳斌(咸豐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861)
諭紀澤(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61)
箴言書院記(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61)
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日記（1861)
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日記（1861)
復左宗棠(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861)
克復安徽省城賊眾盡數殲滅及攻剿詳細情形折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861)
諭紀澤(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61)
復毛鴻賓(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61)
瀝陳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勛績折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61)
懇辭節制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情折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
復龐鐘璐(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1862)
復袁甲三(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62)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1862)
復汪士鐸(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2)
遵旨籌議五省合力會剿先陳大概情形折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62)
議復借洋兵剿賊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862)
復毛鴻賓(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2)
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日記（1862)
遵旨統籌全局折(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1862)
李鴻章改由輪船赴滬折(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籌議借洋兵剿賊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1862)
復奕桂良(同治元年四月初九日，1862)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記(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
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記(1862)
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1862)
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862)
議復調印度兵助剿折(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
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記(1862)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日記(1862)
復吳廷棟(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1862)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日記(1862)
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日記（1862)
諭紀澤(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1862)
復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1863)
密陳購買外國船炮預籌管帶員弁折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63)
復王家璧(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3)
復夏教授(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
復彭毓橘(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1863)
復薛煥(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1863)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記(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1863)
懇辭曾國荃補授浙撫并謝恩折(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63)
密陳近日大江南北軍情及餉缺兵逃大局決裂可虞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63)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記（1863)
復李榕(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1863)
南洋通商大臣一缺仍請裁撤折(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1863)
復奕(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1863)
遵旨復陳江南防務緊
導言
甲編
順性命之理論(道光十八年四月下旬，1838)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記（1840)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記（1841)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42)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
道光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日記選（1842~1843)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
復賀長齡(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致劉蓉(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五箴并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1844)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目錄
導言
甲編
順性命之理論(道光十八年四月下旬，1838)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七日日記（1840)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日記（1841)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1842)
稟祖父母(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1842)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1842)
道光二十二年十至十二月日記選（1842~1843)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1843)
復賀長齡(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致劉蓉(道光二十三年，1843或1844)
五箴并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初二日,1844)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1844)
求闕齋記(道光二十五年五月,1845)
書《學案小識》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1845或1846)
答劉蓉(道光二十五年,1845或1846)
君子慎獨論(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1847)
致澄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1847)
答歐陽勛(道光二十七年,1847或1848)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1849)
應詔陳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1850)
答馮卓懷(道光三十年,1850或1851)
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51)
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咸豐元年五月十四日,1851)
備陳民間疾苦疏(咸豐元年十二月十八日,1852)
復胡大任(咸豐元年,1851或1852)
乙編
敬陳團練查匪大概規模折(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53)
與湖南各州縣公正紳耆書(咸豐三年正月，1853)
與馮卓懷(咸豐三年正月，1853)
與朱孫貽(咸豐三年二月二十七日，1853)
與徐嘉瑞(咸豐三年二月，1853)
與江忠源(咸豐三年八月三十日，1853)
與吳文镕(咸豐三年九月初六日，1853)
與張亮基(咸豐三年九月初九日，1853)
與彭洋中曾毓芳(咸豐三年九月十七日，1853)
與王錱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六日，1853)
復呂賢基(咸豐三年十一月十七日，1853)
與胡林翼(咸豐四年正月十六日，1854)
與郭崑燾(咸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54)
討粵匪檄(咸豐四年正月，1854)
報東征起程日期折(咸豐四年二月初二日，1854)
靖港敗潰自請治罪折(咸豐四年四月十二日，1854)
官軍大破田家鎮賊折(咸豐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854)
曉諭新募鄉勇(約作于咸豐四年，1854或1855)
統籌全局折(咸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1855)
諭紀鴻(咸豐六年九月二十九日，1856)
諭紀澤(咸豐六年十月初二日，1856)
諭紀澤(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1856)
與李元度(咸豐七年閏五月初三日，1857)
瀝陳辦事艱難仍吁懇在籍守制折(咸豐七年六月初六日，1857)
致胡林翼(咸豐七年八月初三日，1857)
致沅弟(咸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858)
致沅弟(咸豐八年正月十九日，1858)
湘鄉縣賓興堂記(咸豐八年五月，1858)
諭紀澤(咸豐八年八月初三日，1858)
諭紀澤(咸豐八年八月二十日，1858)
致澄弟季弟(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二日，1858)
致胡林翼(咸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858)
復鄧汪瓊(咸豐八年十一月初二日，1858)
致澄弟沅弟季弟(咸豐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58)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折(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1859)
復胡林翼(咸豐九年正月十二日，1859)
圣哲畫像記(咸豐九年正月二十一日，1859)
諭紀澤(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1859)
咸豐九年五月初八日日記（1859)
復鄧汪瓊(咸豐九年六月二十四日，1859)
復葛封泰(咸豐九年八月十九日，1859)
復左宗棠(咸豐九年九月二十五日，1859)
遵旨會籌規剿皖逆折(咸豐九年十月十七日，1859)
致吳廷棟(咸豐九年十月二十一日，1859)
復胡林翼(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9)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二日日記（1859)
復張裕釗(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七日，1860)
致澄弟(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1860)
丙編
致澄弟(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1860)
復李續宜(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六日，1860)
預籌淮揚寧國太湖三支水師折(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1860)
遵旨妥籌辦理并酌擬變通章程折(咸豐十年六月初三日，1860)
復劉繹(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復夏炘(咸豐十年八月二十一日，1860)
奏請帶兵北上以靖夷氛折(咸豐十年九月初六日，1860)
致沅弟(咸豐十年九月初十日，1860)
遵旨復奏借俄兵助剿發逆并代運南漕折
(咸豐十年十一月初八日，1860)
致澄弟(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1)
致澄弟(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諭紀澤(咸豐十一年正月初四日，1861)
復許振祎(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一日，1861)
諭紀澤紀鴻(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三日，1861)
復楊岳斌(咸豐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861)
諭紀澤(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1861)
箴言書院記(咸豐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61)
復陳購買外洋船炮折(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十日日記（1861)
咸豐十一年八月十七日日記（1861)
復左宗棠(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861)
克復安徽省城賊眾盡數殲滅及攻剿詳細情形折
(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861)
諭紀澤(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日，1861)
復毛鴻賓(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1861)
瀝陳前湖北撫臣胡林翼忠勤勛績折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61)
懇辭節制浙省各官及軍務等情折
(咸豐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861)
復龐鐘璐(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初八日，1862)
復袁甲三(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862)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記（1862)
復汪士鐸(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2)
遵旨籌議五省合力會剿先陳大概情形折
(咸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862)
議復借洋兵剿賊片(同治元年正月二十二日，1862)
復毛鴻賓(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1862)
同治元年二月初一日日記（1862)
遵旨統籌全局折(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1862)
李鴻章改由輪船赴滬折(同治元年三月初八日，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籌議借洋兵剿賊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1862)
復奕桂良(同治元年四月初九日，1862)
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日記(1862)
復李鴻章(同治元年四月二十日，1862)
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記(1862)
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1862)
復多隆阿(同治元年五月十八日，1862)
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1862)
議復調印度兵助剿折(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1862)
同治元年七月初四日日記(1862)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日記(1862)
復吳廷棟(同治元年閏八月二十三日，1862)
同治元年九月十四日日記(1862)
同治元年十月初十日日記（1862)
諭紀澤(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1862)
復奕(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三日，1863)
密陳購買外國船炮預籌管帶員弁折
(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863)
復王家璧(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3)
復夏教授(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
復彭毓橘(同治二年正月初一日，1863)
復薛煥(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正月二十日，1863)
同治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日記(1863)
致沅弟(同治二年四月十六日，1863)
懇辭曾國荃補授浙撫并謝恩折(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63)
密陳近日大江南北軍情及餉缺兵逃大局決裂可虞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1863)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日記（1863)
復李榕(同治二年五月初十日，1863)
南洋通商大臣一缺仍請裁撤折(同治二年六月十二日，1863)
復奕(同治二年八月十二日，1863)
遵旨復陳江南防務緊
書摘/試閱
本書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中的《曾國藩卷》，有必要先對曾國藩其人生平脈絡和思想、行事作個梗概性交代，并簡要說明本書編選的相關事項。
一
曾國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號滌生。曾祖竟希，祖父玉屏，父麟書，母江氏。其本人生于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前溯其家累世為農，既無仕宦，亦無科名，所謂“五六百載，曾無人與于科目秀才之列”《曾國藩全集(修訂本)》，詩文，365頁，長沙，岳麓書社，2011。。靠勤苦治家，至不為貧，從其父輩即有讀書條件，到國藩更為家人在科名仕途上寄予厚望，自幼盡心培養。他也努力進取，不但走通了科舉之路，而且終成就為同治“中興名臣”之冠，在晚清歷史上有著重大影響，也為后世留下了頗受關注的思想文化遺產。
從其讀書和科舉的歷程看：九歲即“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黎庶昌編：《曾國藩年譜》，2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最初是跟從父親在家塾讀書，后出外就學于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23歲(虛歲，下同)上考取生員(秀才)，這年里完婚，妻本省衡陽歐陽氏。次年入著名學府岳麓書院肄業，當年報捷鄉試，考中舉人。道光十五、六兩年(1835、1836年)兩次會試(后屆為恩科)不售，回家愈行發憤準備，有謂其“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戶”同上書，4頁。。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闈得中，且因朝考作文《順性命之理論》得皇帝賞識被擢拔名次，獲點翰林院庶吉士，奠定了科舉入仕的優勢初基。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庶吉士“畢業”)后，曾國藩從最低級別的翰林官做起，后連連擢升，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歲時，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隔年，正式任禮部右侍郎。以后數年中，還兼任過幾個部的侍郎。總之，他任京官后不到十年間，就“七次升遷，連躍十級”，升至二品大員。這在漢族官員中并不是很多見，連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有幾分驚異，家書中有“顧影捫心，實深慚悚”、“德薄才劣，何以堪此”《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家書之一，133頁。之言。
京官期間，曾國藩履職之外，于讀書和修身方面亦頗致力，并且是將兩者密切結合進行。任初級翰林官時，就拜同為湘籍的當時理學名流唐鑒為師，被教以“讀書之法”：專重理學，“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最宜熟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又被告以“檢身之要”：“檢攝于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于內，只有‘主一無適’(專一，無雜念)四字”同上書，日記之一，92頁。。還被薦以效法同是從學于唐氏的倭仁記省察日記，即經常反省自己，記下“私欲不克”有失檢點之處，勉力改之，曾國藩也曾認真遵行。檢其當時日記，對諸如愛出游串門、多語巧舌、欠篤欠誠、謔浪無節等項多有反省記載。甚至連睡夢中見別人得利而覺羨慕，以及聽別人談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動這等事情，也不避記出，寫下“真禽獸矣”之類的自詈之詞。他曾立“三戒”，即“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同上書，日記之一，130頁。。又曾立“課程”十二條，即(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參見上書，日記之一，137頁。盡管類似刻板的省察方式曾國藩并未長久堅持，但修身養性的意旨終生不棄，目標就是所謂“內圣外王”，“修齊治平”。在為學方面，注重理學也是其終身性的，只是并非僅僅膠著于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之交，他因病僦居城南報國寺休養，與精于考據的湖北籍人士劉傳瑩交流學問，兼取漢學。此后，視野和路徑上愈趨開豁。
在為官本職上，京官時期的曾國藩在升遷順境中更想“錦上添花”，有搶眼和驚人之舉。咸豐元年(1851年)夏間，他向新皇帝激言進諫、險些惹禍之事，即不失為典型事例。此時清朝危機日益明顯暴露，太平天國起義已在廣西爆發。曾國藩上奏進諫，在“敬陳圣德”而“預防流弊”的名義下，旨在要新帝警惕和戒除“瑣碎”、“文飾”和“驕矜”之弊。據說咸豐帝覽奏大怒，“擲折于地”，欲行問罪，是因有親近大臣說項方罷，只是在諭中責其奏言“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14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而未予處分。曾國藩雖有“折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的說法，但還是以未被追究而深感僥幸，從中接受教訓，在家書中就說，“此后奏折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家書之一，190頁。。他隨后所上的奏折，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之類，從標題上即可看出所陳說事情的主題，關注國計民生而又不冒犯皇帝，自不會再有風險。
至于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的生活狀況，可以用“貴而不富”四字概括。當時官員的正式薪俸不高，京官一般又沒有地方官那樣的“養廉銀”，并且曾國藩也屬較為清廉之輩。官場常規生活所需以及交往應酬費用，使他常常入不敷出，靠借債貼補。即使他身為部堂之后，這種狀況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京官赴外省充當鄉試考官，公發路費、補貼之外，接受“門生”所送“份子”是不算“貪腐”的一種慣例，故而一趟試差下來會有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曾國藩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做過一次四川鄉試主考官，對改善經濟條件有所補益。及至咸豐二年(1852年)，又獲派充江西鄉試主考官，并且這一次還打算在完差之后，繞路順便回湖南老家省親，也被皇帝批準。不料在他赴差途中，接到母親去世的訃告，未能到差便改道奔喪回籍。陰差陽錯，由此不但結束了他的京官生涯，而且促成他由“文”到“武”的一個節點性轉折。
二
曾國藩理喪完畢在家“守制”，不久就接到了讓他赴省城出辦“團練”的諭旨。當時在太平天國起義規模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清廷正實施讓相關省份興辦團練以配合防御的決策，在籍較高級別的卸任官員，往往被選充此等職事。曾國藩不過是其中之一員，他卻借此走上了“移花接木”的練兵之路。當然，所練是不同于當時國家“經制兵”(“八旗”及“綠營”)的湖南“勇營”，也就是通常所謂“湘軍”的濫觴。
曾國藩編練湘軍，自有獨特的原則、方法。譬如對官弁和兵勇，有著特定的要求條件。對軍官，所持條件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為根本的是要有“忠義血性”。在曾國藩看來，有了“忠義血性”，那四點也就有隨之而具的可能，若無“忠義血性”，其余的則一概談不上。那么，具備這種條件的人員何處尋覓?曾國藩認定，本省志同道合的讀書人中就是富源。其實，在他出山就武以前，鄉人中已不乏書生充當“武將”的先例，像更先出領團練的王錱、羅澤南等人即是。也正是從他們身上，曾國藩更看到書生為將的現實可能性，相信讓有“忠義血性”的士人來領兵，比那些出身舊行伍、平日驕悍而臨陣怯懦的“經制軍”官弁要強百倍。那么士兵呢?他所把握的條件也很特別，就是以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者為上，而對油頭滑面、有市井氣、有衙門氣的人員概不收用。為了便于募集這種理想的兵員，他指示募兵地點要特別注重于偏僻山區，而盡量避開交通便利的市鎮和水鄉。所謂“選士人，領山農”，成為湘軍的一條基本組織原則，體現著曾國藩此番練兵所謂“掃除陳跡，別開生面，赤地新立”的深意。并且，從官到兵逐層私人選置，形成“兵為將有”、層層“私屬”的關系，這也是與國家“經制兵”的重大區別。還有，其軍費、軍餉方面，也不同于官軍的完全由國家撥發，而主要靠在地方自籌，這是與官兵不同的又一重要方面。從軍種上說，湘軍不但練有陸師，而且還練有水師，水陸配合，也是湘軍的一大特征。
曾國藩在編練湘軍的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除了人力、經費等練兵本身方面外，本省官場上的矛盾和掣肘是更大的影響因素。有些官員看不上曾國藩當時那種特立獨行的派頭，故意與他為難。而曾國藩對湖南綠營兵的松懈、腐敗氣習則很不滿，想借機能對其有所矯正。他著力籠絡利用一個叫塔齊布(滿洲旗人)的原綠營軍官，這個人在他心目中正派、忠勇，非同尋常，他想樹之為榜樣擴大影響。再者，是讓綠營參加他勇營的集訓。可綠營兵受不了這個約束，更要緊的是綠營軍官不容他插手其軍越俎代庖，遂與之公開交惡，并放縱乃至教唆部下發難。咸豐三年(1853年)秋季的一天，綠營兵竟成群結隊、明火執仗地尋殺塔齊布，未果之下，又氣勢洶洶地闖到曾國藩公館鬧事。而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則裝聾作啞，即使曾國藩告明后也并不認真處置。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為“退避”計，離開省城長沙而移駐衡州，水師便主要是于此編練。盡管困難重重，但曾國藩發奮而為，終有所成。
至咸豐四年(1854年)春間，所練湘軍正式所謂“建旗東征”，投赴鎮壓太平天國的戰場。這時其軍規模，陸師十營，水師十營，連上隨軍夫役，共有一萬七千余人。出征之時，曾國藩發布題曰《討粵匪檄》的文告。其內容很有特色，基調不在于聲討“粵匪”反清作亂(當然其中也包含有這樣的意思)，而最主要是從“衛道”的角度立論。除了污蔑太平軍如何殘暴外，特別強調的是它所謂“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說這不僅是“大清之變”，更是“名教之奇變”。顯然是要最廣泛地進行社會動員，特別是號召“讀書人”起而投身鎮壓“粵匪”的行列。
湘軍出戰后，并沒有立馬顯出《討粵匪檄》中所謂“大兵一壓，玉石俱焚”的威力，從其最初幾年的戰況看，可謂有勝有負，勝少負多，并且有時敗得很慘。像出戰不久的當年四月間，在離省城長沙不遠靖港地方的戰事中，曾國藩親自督率之部便遇敵大潰，他下死令都沒法遏制，自己羞憤難耐之下竟投水自殺，是被隨從救了起來。返至長沙后他還是執意不活，連遺折都寫下了，只因在湘潭的湘軍另部捷報傳來，才了卻一死念頭，重新振作起來。及至八月下旬，所部取得奪下湖北武昌、漢陽的勝利。咸豐皇帝接報高興之下，有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之命。據說，時有大臣提醒，謂“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25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意思是怕有尾大不掉之患。這樣被提醒之下，咸豐帝遂即收回成命，令曾國藩帶兵東下作戰。湖北巡撫之職，在排除由曾國藩擔任后，所用的自是非湘系人員，但任者無法控制局面，變故多生。至咸豐五年(1855年)，清廷改讓曾在曾國藩手下為部將的胡林翼擔任(先署理，次年實授)。胡林翼也是一大干才，把湖北經營成湘系勢力的重要基地，不管是對湘系群體還是曾國藩個人，都起到至關重要的支持作用。
而曾國藩未獲署理鄂撫率軍東下后，先是在鄂、贛交界地區的田家鎮(屬湖北)一帶獲勝，隨后于當年十二月(1855年1月)在江西湖口戰役中則遭受慘敗。其水師被太平軍分割成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個部分，不能相互援應。太平軍抓住戰機，巧攻猛襲，致其損失慘重，連“大帥”座船也被俘獲。曾國藩既憤且慚，又不止一次地要尋死，被人勸止。此番也許做做樣子的成分不小，并不像前次那樣真心，但其因戰敗而深感窘迫羞憤顯而易見。
曾國藩移駐江西后的磨難，遠不止是軍事上的，更有清朝陣營內部的斗法。他率部在該省數年間，處于“客寄虛懸”的地位，相當難堪和被動，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為困厄的一個階段。按照他向清廷上奏中總結的此期“艱難情狀”，有這樣三大方面：一是部下在升遷補官方面受巡撫和提督的排擠，自己卻無能為力，“雖據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提督和總兵的合稱)”。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層層相屬，自為一體，大都把他曾國藩看作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這樣，辦起事來呼應不能靈通，特別是籌餉之事，更處處受到阻撓。自己說話，州縣不肯聽從，百姓也不相信。三是自己的關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換，讓人懷疑，屢次發生有部屬被羈押刑辱，而他出示印札無效的事情，甚至連給人發放的收捐憑證，地方上都不予承認。在另外言論場合，他甚至有過“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曾國藩全集(修訂本)》，詩文，156頁。的痛說。
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藩在軍中接到父親去世的訃告，這似乎為他擺脫困境提供了一個機會，在向朝廷奏報丁憂并請求開缺后，不等諭旨批準，就棄軍回籍，并接二連三地要求在籍守制(軍務需要本是不必按常規之制的)。他這樣做，表示重孝之外，更是要借機向清廷表明在軍之艱難(上面述及的“艱難”三大方面，即此間奏言)而要挾地方事權。朝廷鑒于當時江西軍情不是特別急迫，便來個順水推舟，允準他暫時在家守制，使得曾國藩以退為進的籌謀落空，有苦難言。輿論上則不但對他不予憐憫，許多人反而落井下石，朝中官員多以他擅自委軍為非，湖南地方上對他也頗有微詞。不要說政敵之輩，即使湘系同黨人物左宗棠，對他也大加責難。這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是個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幕主的“特殊幕僚”。其人的做法使曾國藩頗感惱火，兩人因此交惡，甚至到了“不通音問”的地步。
此番曾國藩在籍期間，是他心理上備受煎熬的一段時日。他既負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非議，百不遂意，憂郁難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癥。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穩嚴肅的他，這時也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謾罵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反常地粗暴起來，簡直是顯出一種病態。
不過，曾國藩并沒有真的在籍“終制”，由于同黨要員(特別是胡林翼)的幫助和前敵軍事上的需要，清廷在咸豐八年(1858年)夏間終于讓其復出。由此，曾國藩改變了官場處事策略。就復出之事本身而言，可謂毫不拖泥帶水，沒有半點討價還價，聞命即行。路過省城長沙時，便主動面見左宗棠以示和解，還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請左氏為他書寫篆聯，實際上是隱示自己“守雌”讓步的態度，兩人之間迅速改善了關系。如果說他們之間的這種關系改善，難免有一種“湘人同黨”間顧全大局的寬容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在與非湘系同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曾國藩也同樣有著明顯的策略改變，并對此非常看重也頗覺有效。在當年十二月間的一封家書中他就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家書之一，400頁。更后他還曾總結說，改弦易轍后他“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并具體解釋，“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同上書，家書之二，476頁。。看來，在官場人際關系調節方面
一
曾國藩，初名子城，字居武，又字伯涵，號滌生。曾祖竟希，祖父玉屏，父麟書，母江氏。其本人生于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前溯其家累世為農，既無仕宦，亦無科名，所謂“五六百載，曾無人與于科目秀才之列”《曾國藩全集(修訂本)》，詩文，365頁，長沙，岳麓書社，2011。。靠勤苦治家，至不為貧，從其父輩即有讀書條件，到國藩更為家人在科名仕途上寄予厚望，自幼盡心培養。他也努力進取，不但走通了科舉之路，而且終成就為同治“中興名臣”之冠，在晚清歷史上有著重大影響，也為后世留下了頗受關注的思想文化遺產。
從其讀書和科舉的歷程看：九歲即“讀五經畢，始為時文帖括之學”黎庶昌編：《曾國藩年譜》，2頁，長沙，岳麓書社，1986。。最初是跟從父親在家塾讀書，后出外就學于書院。道光十三年(1833年)23歲(虛歲，下同)上考取生員(秀才)，這年里完婚，妻本省衡陽歐陽氏。次年入著名學府岳麓書院肄業，當年報捷鄉試，考中舉人。道光十五、六兩年(1835、1836年)兩次會試(后屆為恩科)不售，回家愈行發憤準備，有謂其“侵晨起讀，中夜而休，泛覽百家，足不出戶”同上書，4頁。。道光十八年(1838年)春闈得中，且因朝考作文《順性命之理論》得皇帝賞識被擢拔名次，獲點翰林院庶吉士，奠定了科舉入仕的優勢初基。
道光二十年(1840年)散館(庶吉士“畢業”)后，曾國藩從最低級別的翰林官做起，后連連擢升，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37歲時，升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隔年，正式任禮部右侍郎。以后數年中，還兼任過幾個部的侍郎。總之，他任京官后不到十年間，就“七次升遷，連躍十級”，升至二品大員。這在漢族官員中并不是很多見，連他自己也不免感到有幾分驚異，家書中有“顧影捫心，實深慚悚”、“德薄才劣，何以堪此”《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家書之一，133頁。之言。
京官期間，曾國藩履職之外，于讀書和修身方面亦頗致力，并且是將兩者密切結合進行。任初級翰林官時，就拜同為湘籍的當時理學名流唐鑒為師，被教以“讀書之法”：專重理學，“當以《朱子全書》為宗”，“最宜熟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又被告以“檢身之要”：“檢攝于外，只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于內，只有‘主一無適’(專一，無雜念)四字”同上書，日記之一，92頁。。還被薦以效法同是從學于唐氏的倭仁記省察日記，即經常反省自己，記下“私欲不克”有失檢點之處，勉力改之，曾國藩也曾認真遵行。檢其當時日記，對諸如愛出游串門、多語巧舌、欠篤欠誠、謔浪無節等項多有反省記載。甚至連睡夢中見別人得利而覺羨慕，以及聽別人談及女色自己有所心動這等事情，也不避記出，寫下“真禽獸矣”之類的自詈之詞。他曾立“三戒”，即“一戒吃煙，二戒妄語，三戒房闥不敬”同上書，日記之一，130頁。。又曾立“課程”十二條，即(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門。參見上書，日記之一，137頁。盡管類似刻板的省察方式曾國藩并未長久堅持，但修身養性的意旨終生不棄，目標就是所謂“內圣外王”，“修齊治平”。在為學方面，注重理學也是其終身性的，只是并非僅僅膠著于此。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夏秋之交，他因病僦居城南報國寺休養，與精于考據的湖北籍人士劉傳瑩交流學問，兼取漢學。此后，視野和路徑上愈趨開豁。
在為官本職上，京官時期的曾國藩在升遷順境中更想“錦上添花”，有搶眼和驚人之舉。咸豐元年(1851年)夏間，他向新皇帝激言進諫、險些惹禍之事，即不失為典型事例。此時清朝危機日益明顯暴露，太平天國起義已在廣西爆發。曾國藩上奏進諫，在“敬陳圣德”而“預防流弊”的名義下，旨在要新帝警惕和戒除“瑣碎”、“文飾”和“驕矜”之弊。據說咸豐帝覽奏大怒，“擲折于地”，欲行問罪，是因有親近大臣說項方罷，只是在諭中責其奏言“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144頁，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而未予處分。曾國藩雖有“折子初上之時，余意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的說法，但還是以未被追究而深感僥幸，從中接受教訓，在家書中就說，“此后奏折雖多，亦斷無有似此折之激直者”《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家書之一，190頁。。他隨后所上的奏折，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之類，從標題上即可看出所陳說事情的主題，關注國計民生而又不冒犯皇帝，自不會再有風險。
至于曾國藩做京官期間的生活狀況，可以用“貴而不富”四字概括。當時官員的正式薪俸不高，京官一般又沒有地方官那樣的“養廉銀”，并且曾國藩也屬較為清廉之輩。官場常規生活所需以及交往應酬費用，使他常常入不敷出，靠借債貼補。即使他身為部堂之后，這種狀況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當時京官赴外省充當鄉試考官，公發路費、補貼之外，接受“門生”所送“份子”是不算“貪腐”的一種慣例，故而一趟試差下來會有一筆較為可觀的收入。曾國藩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做過一次四川鄉試主考官，對改善經濟條件有所補益。及至咸豐二年(1852年)，又獲派充江西鄉試主考官，并且這一次還打算在完差之后，繞路順便回湖南老家省親，也被皇帝批準。不料在他赴差途中，接到母親去世的訃告，未能到差便改道奔喪回籍。陰差陽錯，由此不但結束了他的京官生涯，而且促成他由“文”到“武”的一個節點性轉折。
二
曾國藩理喪完畢在家“守制”，不久就接到了讓他赴省城出辦“團練”的諭旨。當時在太平天國起義規模不斷擴大的形勢下，清廷正實施讓相關省份興辦團練以配合防御的決策，在籍較高級別的卸任官員，往往被選充此等職事。曾國藩不過是其中之一員，他卻借此走上了“移花接木”的練兵之路。當然，所練是不同于當時國家“經制兵”(“八旗”及“綠營”)的湖南“勇營”，也就是通常所謂“湘軍”的濫觴。
曾國藩編練湘軍，自有獨特的原則、方法。譬如對官弁和兵勇，有著特定的要求條件。對軍官，所持條件是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而最為根本的是要有“忠義血性”。在曾國藩看來，有了“忠義血性”，那四點也就有隨之而具的可能，若無“忠義血性”，其余的則一概談不上。那么，具備這種條件的人員何處尋覓?曾國藩認定，本省志同道合的讀書人中就是富源。其實，在他出山就武以前，鄉人中已不乏書生充當“武將”的先例，像更先出領團練的王錱、羅澤南等人即是。也正是從他們身上，曾國藩更看到書生為將的現實可能性，相信讓有“忠義血性”的士人來領兵，比那些出身舊行伍、平日驕悍而臨陣怯懦的“經制軍”官弁要強百倍。那么士兵呢?他所把握的條件也很特別，就是以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民土氣者為上，而對油頭滑面、有市井氣、有衙門氣的人員概不收用。為了便于募集這種理想的兵員，他指示募兵地點要特別注重于偏僻山區，而盡量避開交通便利的市鎮和水鄉。所謂“選士人，領山農”，成為湘軍的一條基本組織原則，體現著曾國藩此番練兵所謂“掃除陳跡，別開生面，赤地新立”的深意。并且，從官到兵逐層私人選置，形成“兵為將有”、層層“私屬”的關系，這也是與國家“經制兵”的重大區別。還有，其軍費、軍餉方面，也不同于官軍的完全由國家撥發，而主要靠在地方自籌，這是與官兵不同的又一重要方面。從軍種上說，湘軍不但練有陸師，而且還練有水師，水陸配合，也是湘軍的一大特征。
曾國藩在編練湘軍的過程中，并非一帆風順。除了人力、經費等練兵本身方面外，本省官場上的矛盾和掣肘是更大的影響因素。有些官員看不上曾國藩當時那種特立獨行的派頭，故意與他為難。而曾國藩對湖南綠營兵的松懈、腐敗氣習則很不滿，想借機能對其有所矯正。他著力籠絡利用一個叫塔齊布(滿洲旗人)的原綠營軍官，這個人在他心目中正派、忠勇，非同尋常，他想樹之為榜樣擴大影響。再者，是讓綠營參加他勇營的集訓。可綠營兵受不了這個約束，更要緊的是綠營軍官不容他插手其軍越俎代庖，遂與之公開交惡，并放縱乃至教唆部下發難。咸豐三年(1853年)秋季的一天，綠營兵竟成群結隊、明火執仗地尋殺塔齊布，未果之下，又氣勢洶洶地闖到曾國藩公館鬧事。而當時的湖南巡撫駱秉章則裝聾作啞，即使曾國藩告明后也并不認真處置。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為“退避”計，離開省城長沙而移駐衡州，水師便主要是于此編練。盡管困難重重，但曾國藩發奮而為，終有所成。
至咸豐四年(1854年)春間，所練湘軍正式所謂“建旗東征”，投赴鎮壓太平天國的戰場。這時其軍規模，陸師十營，水師十營，連上隨軍夫役，共有一萬七千余人。出征之時，曾國藩發布題曰《討粵匪檄》的文告。其內容很有特色，基調不在于聲討“粵匪”反清作亂(當然其中也包含有這樣的意思)，而最主要是從“衛道”的角度立論。除了污蔑太平軍如何殘暴外，特別強調的是它所謂“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儀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說這不僅是“大清之變”，更是“名教之奇變”。顯然是要最廣泛地進行社會動員，特別是號召“讀書人”起而投身鎮壓“粵匪”的行列。
湘軍出戰后，并沒有立馬顯出《討粵匪檄》中所謂“大兵一壓，玉石俱焚”的威力，從其最初幾年的戰況看，可謂有勝有負，勝少負多，并且有時敗得很慘。像出戰不久的當年四月間，在離省城長沙不遠靖港地方的戰事中，曾國藩親自督率之部便遇敵大潰，他下死令都沒法遏制，自己羞憤難耐之下竟投水自殺，是被隨從救了起來。返至長沙后他還是執意不活，連遺折都寫下了，只因在湘潭的湘軍另部捷報傳來，才了卻一死念頭，重新振作起來。及至八月下旬，所部取得奪下湖北武昌、漢陽的勝利。咸豐皇帝接報高興之下，有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之命。據說，時有大臣提醒，謂“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丁鳳麟、王欣之編：《薛福成選集》，25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意思是怕有尾大不掉之患。這樣被提醒之下，咸豐帝遂即收回成命，令曾國藩帶兵東下作戰。湖北巡撫之職，在排除由曾國藩擔任后，所用的自是非湘系人員，但任者無法控制局面，變故多生。至咸豐五年(1855年)，清廷改讓曾在曾國藩手下為部將的胡林翼擔任(先署理，次年實授)。胡林翼也是一大干才，把湖北經營成湘系勢力的重要基地，不管是對湘系群體還是曾國藩個人，都起到至關重要的支持作用。
而曾國藩未獲署理鄂撫率軍東下后，先是在鄂、贛交界地區的田家鎮(屬湖北)一帶獲勝，隨后于當年十二月(1855年1月)在江西湖口戰役中則遭受慘敗。其水師被太平軍分割成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個部分，不能相互援應。太平軍抓住戰機，巧攻猛襲，致其損失慘重，連“大帥”座船也被俘獲。曾國藩既憤且慚，又不止一次地要尋死，被人勸止。此番也許做做樣子的成分不小，并不像前次那樣真心，但其因戰敗而深感窘迫羞憤顯而易見。
曾國藩移駐江西后的磨難，遠不止是軍事上的，更有清朝陣營內部的斗法。他率部在該省數年間，處于“客寄虛懸”的地位，相當難堪和被動，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為困厄的一個階段。按照他向清廷上奏中總結的此期“艱難情狀”，有這樣三大方面：一是部下在升遷補官方面受巡撫和提督的排擠，自己卻無能為力，“雖據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權反不如提鎮(提督和總兵的合稱)”。二是地方上的官吏層層相屬，自為一體，大都把他曾國藩看作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這樣，辦起事來呼應不能靈通，特別是籌餉之事，更處處受到阻撓。自己說話，州縣不肯聽從，百姓也不相信。三是自己的關防印信奉命多次更換，讓人懷疑，屢次發生有部屬被羈押刑辱，而他出示印札無效的事情，甚至連給人發放的收捐憑證，地方上都不予承認。在另外言論場合，他甚至有過“窘若拘囚，群疑眾侮，積淚漲江”《曾國藩全集(修訂本)》，詩文，156頁。的痛說。
咸豐七年(1857年)二月，曾國藩在軍中接到父親去世的訃告，這似乎為他擺脫困境提供了一個機會，在向朝廷奏報丁憂并請求開缺后，不等諭旨批準，就棄軍回籍，并接二連三地要求在籍守制(軍務需要本是不必按常規之制的)。他這樣做，表示重孝之外，更是要借機向清廷表明在軍之艱難(上面述及的“艱難”三大方面，即此間奏言)而要挾地方事權。朝廷鑒于當時江西軍情不是特別急迫，便來個順水推舟，允準他暫時在家守制，使得曾國藩以退為進的籌謀落空，有苦難言。輿論上則不但對他不予憐憫，許多人反而落井下石，朝中官員多以他擅自委軍為非，湖南地方上對他也頗有微詞。不要說政敵之輩，即使湘系同黨人物左宗棠，對他也大加責難。這時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中，是個在很大程度上能左右幕主的“特殊幕僚”。其人的做法使曾國藩頗感惱火，兩人因此交惡，甚至到了“不通音問”的地步。
此番曾國藩在籍期間，是他心理上備受煎熬的一段時日。他既負亡父之哀痛，又為朝廷所“婉棄”，再加外間非議，百不遂意，憂郁難解，竟得“不寐”(失眠)之癥。在家人面前一向沉穩嚴肅的他，這時也仿佛變成了另一個人，常因一些不值得的小事就謾罵諸弟，甚至怒斥弟媳，性情反常地粗暴起來，簡直是顯出一種病態。
不過，曾國藩并沒有真的在籍“終制”，由于同黨要員(特別是胡林翼)的幫助和前敵軍事上的需要，清廷在咸豐八年(1858年)夏間終于讓其復出。由此，曾國藩改變了官場處事策略。就復出之事本身而言，可謂毫不拖泥帶水，沒有半點討價還價，聞命即行。路過省城長沙時，便主動面見左宗棠以示和解，還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請左氏為他書寫篆聯，實際上是隱示自己“守雌”讓步的態度，兩人之間迅速改善了關系。如果說他們之間的這種關系改善，難免有一種“湘人同黨”間顧全大局的寬容因素在起作用，那么在與非湘系同黨人物關系的處理上，曾國藩也同樣有著明顯的策略改變，并對此非常看重也頗覺有效。在當年十二月間的一封家書中他就說：“吾往年在外，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曾國藩全集(修訂本)》，家書之一，400頁。更后他還曾總結說，改弦易轍后他“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并具體解釋，“立者，發憤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通也”同上書，家書之二，476頁。。看來，在官場人際關系調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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